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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金棕榈导演是谁?只此一篇一篇!

原标题:今年金棕榈导演是谁?只此一篇一篇!

政治正确年代的“道德焦虑电影”:

《广场》与鲁本·奥斯特伦德的电影创作

“Cinema of Moral Anxiety” in the Era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The Square (2017) and the Films by Ruben Östlund

文章最初刊登于《当代电影》杂志,已获授权,不得转载

欢迎关注《当代电影》公众号:dddyzz

作者:王垚 (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100088)

摘要:本文在回顾2017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获得者鲁本·奥斯特伦德的创作历程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他的获奖影片《广场》中的艺术手法与社会内涵。文章着重探讨了他在影片中对当代艺术及其观念的创造性使用,分析他是如何在剧情、结构和主题层面设置多重的互文关系,并探讨他电影中的社会批判指向。

关键词:当代艺术、旁观者效应、政治正确、鲁本·奥斯特伦德、戛纳电影节

本文配合2017欧盟影展进行推送,影展将从十月末开始,在不同于城市中各大影城和艺术中心的集中放映,欧盟影展与深焦DeepFocus联手的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学校放映场也依旧会与大家见面,届时鲁本的金棕榈影片《魔方》(又名《自由广场》)将在北大百讲做唯一一场北京放映!切勿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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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垚

编辑 | 萬桑何

2017年的戛纳电影节迎来70周年大庆,备受瞩目的“镶钻金棕榈”最终被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Ruben Östlund)凭借其第五部长片作品《广场》获得。首次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奥斯特伦德事实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戛纳系导演”——他的第二部长片《身不由己》和第四部长片《游客》均入围“一种关注”单元,并凭借后者获得当年“一种关注”评委会奖,其第三部长片《游戏》也入围了“导演双周”单元。

自《游客》声名鹊起之后,奥斯特伦德的职业生涯可谓是坐火箭般上升,压哨入选主竞赛单元的《广场》获得了评委会和媒体的一致好评。凭借自己鲜明的作者风格和作品中尖锐的社会议题,金棕榈加身的奥斯特伦德已经足以跻身当今最重要的艺术电影导演之列。

回顾奥斯特伦德的电影创作,其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普通人在面对窘迫情境时的道德问题,此外多数作品还有着对瑞典社会中“政治正确”的辛辣嘲讽和深刻反思。目前中文世界对奥斯特伦德的研究文章仅有台湾影评人李达义的《鲁本奥斯伦:社会现象实验室》[1]一篇。英文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游戏》一片的全面详细探讨上,包括Ingrid Stigsdotter[2]、Helena Karlsson[3]、Elisabeth Stubberud与Priscilla Ringrose[4]、Anna Westerståhl Stenport与Garrett Traylor[5]、Christian Gullette[6]与Amanda Doxtater[7]的文章。学者们着重分析的是《游戏》中引发激烈辩论的种族和阶级议题,并且均注意到了奥斯特伦德作品中独特的视听语言风格与新媒体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在对奥斯特伦德作品作者风格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讨论《广场》一片的艺术手法与社会内涵。

[1]载台北电影节统筹部、涂翔文主编《瑞典电影》,新锐文创,2012年7月,169-177页。

[2]‘When to push stop or play’: The Swedish reception of Ruben Östlund’s Play (2011), Journal of Scandinavian Cinema [J]. 2013, Volume 3 Number 1, pp41-48.

[3]Ruben Östlund’s Play (2011): Race and segregation in ‘good’ liberal Sweden, Journal of Scandinavian Cinema [J]. 2014, Volume 4 Number 1, pp43-60.

[4]Speaking images, race-less words: Play and the absence of race in contemporary Scandinavia. ibid, pp61-76

[5]Playing with art cinema? Digitality constructs in Ruben Östlund’s Play, ibid, pp77-84.

[6]Are our malls safe? Race and neoliberal discourse in Ruben Östlund’s Play, Journal of Scandinavian Cinema [J]. 2016, Volume 6 Number 1, pp25-73.

[7] From Diversity to Precarity: Reading Childhood in Ruben Östlund’s Film, Play (2011). New Dimensions of Diversity in Nordic Culture and Society[M]. Eds. Jenny Björklund and Ursula Lindqvist. Newcastle upon Tyn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6. pp190-208.

鲁本·奥斯特伦德(Ruben Östlund)

作者风格的形成与变化:

长镜头、蒙太奇结构与道德议题

奥斯特伦德的创作以《游客》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主要艺术手法是以固定机位长镜头为主,结合摇移与变焦调度,以实现镜头内部的蒙太奇效果。其中全景长镜头数量很多,近乎一场一镜;同时他大量使用非常规构图,基本不采用连贯性剪辑,并通过对声音和画框的强调来展示画外空间;此外严格不使用配乐。

这种视听语言体系受到了瑞典电影大师罗伊·安德森的深刻影响,如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短片金熊奖的《银行事件》,全片仅有一个长达近10分钟的监视器机位的长镜头构成,在极端的“真实时间”中,通过变焦和摇来形成镜头内部的蒙太奇。同时,他在影片结构上的特点是采用多线平行的蒙太奇,通过对多组人物的描写形成一种对“普遍性”的展示,从而表达一种与他的镜头调度类似的评论性的观点。

其长片处女作《吉他蒙古人》和第二部长片《身不由己》均采用相同的结构,前者通过有着相互微弱关联的数组人物来展示“人类难以被他人理解的行为”,后者则是五组完全不相干的人物在遭遇到“面子问题”时承受到的道德压力,以及他们不同的应对方法。这种结构近似于罗伯特·奥特曼的名作《人生交叉点》(Short Cuts,1993),也有影评称他的这些作品是由一系列“尴尬的片段”(awkward vignettes)组成的[8]。到了影片《游戏》中,这种结构则变化为较为连贯的主线情节与两组插叙性的、有着微弱关联的支线。

《银行事件》剧照

《游客》与《广场》可视为奥斯特伦德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这两部作品不再强调(全景)长镜头,同时构图开始常规化,也开始使用常规的剪辑方法,包括视线匹配剪辑等等,但擅用画外空间的特点得以保留;同时叙事也变得较为集中,均围绕着一位主要的叙事人展开,不再采用平行蒙太奇结构。另外一个特点是,这两部影片都使用了音画平行的、评论性很强的配乐:《游客》中用于渲染不安气氛和指称危机的《四季·夏》,以及《广场》中具有调侃性的无伴奏合唱。这种视听风格和剧作结构上向常规电影的转变,让奥斯特伦德获得了巨大成功。

《游客》剧照

奥斯特伦德在影片主题上的标志性特点是探讨道德问题。从《身不由己》开始,个人在面对群体时的“面子问题”与“道德压力”就成为了奥斯特伦德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共同困境。如《身不由己》中有在生日会上被烟花炸伤却坚持不去医院的男主人、不敢承认弄坏了大巴厕所上窗帘的女演员、迫于同学压力不敢坚持自己意见的女生,《游戏》中被几个黑人少年霸凌的三名少年,《游客》中不愿承认自己面对雪崩不顾妻子和孩子而独自逃生的丈夫等等。

而同时,这些作品又通过这种困境来提出社会问题,如《身不由己》中的“责任分散”,《游戏》中的移民问题与政治正确导致的“反向歧视”和“双重标准”,以及《游客》中的群体无意识等等;同时贯穿性的一个表述则是个人主义至上而造成的人情冷漠。其中以《游戏》中提出的黑人移民少年犯罪问题最为尖锐,奥斯特伦德在影片中完成的表述是瑞典主流社会基于“政治正确”的一味纵容造成了这种恶果。影片在瑞典引发了轩然大波[9]。这也是促使奥斯特伦德在接下来的作品中转型的直接原因。

[8]Matthew Blevins, In Case of No Emergency: The Films of Ruben Östlund: The Guitar Mongoloid Review. [EB/OL].(2015.04.04)[2017.06.12]http://nextprojection.com/2015/04/06/case-no-emergency-films-ruben-ostlund-guitar-mongoloid-review/

[9]见2。

《广场》海报

作为“政治正确”的当代艺术:

《广场》及其艺术手法

《广场》引人注目的一大特点是将当代艺术同时呈现为影片剧情、结构和主题的要素。实际上影片的片名“The Square”就是片中一件当代艺术装置作品,由一个放置在(虚构的)皇家博物馆(X-Royal Museum,以瑞典皇宫为原型设计)门前广场上,LED灯管围成的方块构成;这个装置同时也有一个放置在博物馆内的版本。

其概念是“The Square(方块/广场[10])是信任和关心的一处圣地。在其中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这件装置艺术作品是导演本人于2015年创作的,于瑞典韦纳穆市(Värnamo)首次展出;影片中则伪托在一位阿根廷的女艺术家和社会学家名下。这件装置主要在于探讨社会学中的“旁观者效应”,艺术家希望以此来检验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选择信任他人的观众可以将手机、钱包等物品放置在装置中并离开。不过在现实生活中,韦纳穆市的“The Square”被居民开发出了其他的功能:青少年的夜间接头地点、情侣求婚的场所和残疾人乞讨的场所[11]——总之跟这件装置的主旨完全无关。这一细节也被导演用在了《广场》这部影片中。

皇家博物馆(X-Royal Museum)

影片的主人公克里斯蒂安是皇家博物馆的策展人,他看似完美的生活从一个早晨开始逐步陷入泥潭:首先是他因为试图帮助一个在广场上呼救的女人,因而被她的同伙偷走了手机和钱包;他为了找回财物,向一整栋楼的居民家中投放了指控他们是小偷的匿名信,虽然拿回了手机和钱包,但也因此遭到了一名愤怒的少年的抗议和纠缠。他与一位美国女记者在派对后发生了一夜情,之后却被女记者指责。他策展的装置艺术作品“The Square”因为宣传团队的病毒营销视频而陷入舆论危机,甚至被迫辞职……影片的结尾他终于放下架子挨家挨户去向被他投放过信件的居民们道歉,却发现无法找到那位愤怒的少年……

“The Square”作为与片名相同的当代艺术作品,起到了异常重要的结构性作用。影片的开场段落中,为了要在皇家博物馆广场安装这件装置,需要移除一尊青铜塑像;而看似稳妥的吊车绳索实际上并不能承受塑像的重量,刚刚从底座上移开,塑像就轰然倒塌,摔得四分五裂。这一颇为嘲讽的段落实际上构成了影片的预叙:克里斯蒂安的生活也是如此忽然地陷入了麻烦。

“The Square”通过“旁观者效应”对人类之间信任的考验在影片剧作中表现在如下几个层面:克里斯蒂安的手机与钱包被窃,正是因为他在广场上众多“旁观者”中(并不心甘情愿地)站了出来表示善意和信任,因此中招;而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根本没有人停下脚步,第一次他(在广场上)茫然无助,第二次他(在商场里)发现只能求助一个乞丐;他信任了手下提出的寻找财物的方案(手下却在关键时刻成了“旁观者”),因此惹来了麻烦;他大女儿的啦啦队表演也在“团队效应”的层面探讨着信任问题。在他带着两个女儿去参观博物馆中展品的时候,选择“信任他人”的两个女儿竟然都不敢将手机放在“The Square”装置之中(这个装置的室内版本甚至还没有开放公众展览,换言之,展厅内除了工作人员根本没有其他人)。

此外,克里斯蒂安在丢失财物当夜去散发匿名信的时候,画面中俯拍的居民楼楼梯间,恰好形成一个正方形的发光区域;这个段落不仅是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在探讨有关“信任”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在视觉上形成了与“The Square”的呼应关系。

《广场》剧照

影片中提及的当代艺术作品还有名为“You are nothing”的石子堆装置作品,一度被清洁工破坏(当代艺术博物馆常有的笑话……);一堆由诸多椅子堆叠起来,规律地发出倒塌的巨响的装置作品,成为女记者在一夜情之后继续纠缠克里斯蒂安的场景的后景,极好地创造了尴尬气氛并形成了某种比喻关系;最后则是影片中十分重要的录像-表演作品“大猩猩”。在皇家博物馆中展出的录像作品中,好莱坞动作指导泰瑞·诺塔里(Terry Notary)扮演的艺术家奥列格在纯白的背景前赤裸身体,直视镜头模仿大猩猩的表情,这件作品也成为克里斯蒂安几次独处时刻的后景;此外在一场答谢赞助人的晚宴上,应邀表演的奥列格惟妙惟肖的表演逐渐失去控制,并因为对一位女宾的“冒犯”而引发混乱场面——这场意在引用布努埃尔《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Le charme discret de la bourgeoisie,1972)的宴会场景无疑是影片中最为精彩的段落,并事实上也构成了对全片故事的提喻。

更为有趣的是,克里斯蒂安在与美国女记者约会的时候,发现她与一只黑猩猩共同生活,而这只黑猩猩的爱好竟然是绘画——这一颇为讽刺的细节(黑猩猩作画与人类做爱的对比关系)又与(人类扮演的)“大猩猩”这一作品形成了互文关系。

《泉》

《广场》中当代艺术的用途并不仅限于作品层面,奥斯特伦德将当代艺术的观念或者“话语”与剧作结合起来,形成了影片最具创造性的手法。影片开场段落就是克里斯蒂安接受美国女记者的访谈。女记者引用了一大段克里斯蒂安关于“展览/非展览”的佶屈聱牙的论述并请他解释。事实上克里斯蒂安也并不能清晰地解释,于是他(事实上)引用了杜尚的《泉》做例子去解释这个概念,指出当代艺术最核心的要素事实上是博物馆空间。

上一段所述的几件作品均在不同层面阐释这一观念,如“大猩猩”的表演引发的灾难性事件正是因为脱离了博物馆空间;而“The Square”的病毒营销视频事件也是如此,宣传团队制作的视频短片是在“The Square”的室外装置中“炸毁”了一个金发碧眼的乞丐小女孩,从而引发了舆论危机(当然这个段落导演还意在探讨媒介对人的异化作用[12])。

克里斯蒂安在被迫辞职的记者会上被记者们挖苦和攻击,但中途应馆长要求念了公关团队的稿件之后,不无嘲讽或者令人惊奇地,所有的记者忽然都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件即将向公众开放的展品,于是克里斯蒂安驾轻就熟地开始使用他那套当代艺术的话语来向记者们介绍那位“阿根廷的女艺术家/社会学家”。换言之,如果那部引发舆论危机的视频是为了阐释某种“艺术观念”,那它当然是合理合法的,甚至需要被严肃认真地讨论和予以正面评价的。

这一戏剧性的转折恰好也与宴会上“大猩猩”的表演形成互文关系:尽管所有的人都在一个扮演大猩猩的“艺术家”的表演中感觉到尴尬、难堪、不适、被冒犯,但因为“这是艺术”,所以每位来宾必须正襟危坐地“欣赏”,或者说作为“旁观者”,直到忍无可忍。导演在影片中还安排了一个类似的场景来解释:艺术家朱利安的访谈会现场被一名患有“秽语症”的观众不停干扰,但无论是朱利安还是主持人或是现场其他观众(作为“旁观者”)必须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即便这名观众的言辞完全不堪入耳——因为作为有着良好教养的中产阶级,必须以最大的宽容“尊重弱者参与艺术活动的权利”。

而极为讽刺的是,同样是皇家博物馆的观众,在面对丰盛的自助餐时,完全没有耐心听厨师介绍菜品,并且唯恐自己抢不到食物——所以最终奥斯特伦德完成的是这样一种复杂的表述:正如装置作品“The Square”试图揭示的那样,“旁观者效应”会极大地考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与当代艺术的话语一样,政治正确同样是一种基于“旁观者效应”而导致没有人敢于说真话的状态。

[10]鲁本·奥斯特伦德对此作品的阐释是“一个放置在城市广场上的物理的方块”(a physical square placed in the town square)。见The Squre, Press kit. [EB/OL].[2017.06.12]http://www.festival-cannes.com/en/festival/films/the-square

[11] 同上。

[12]Director’s Notes,出处同上。

阶级还是种族?

讽刺与批判的指向

与结构严整近乎舞台剧的《游客》不同,《广场》又回到了某种多线并进的叙事结构,克里斯蒂安的工作、生活、家庭(离异,与前妻生有两个女儿)几条线上逐渐陷入麻烦是交织进行的。作为一名当代艺术策展人,克里斯蒂安的生活十分优渥,衣着时尚,用着最新款的iPhone手机,开着特斯拉轿车,住在高档公寓之中。

偷走他钱包的两个人则住在郊区的一栋普通公寓中,显然是个问题社区——克里斯蒂安去投递信件的时候甚至不敢穿西装,而他的特斯拉轿车也引起了(大约是小混混)的好奇。前来纠缠他、要求他道歉的那名少年,从衣着到教养显然都是来自底层阶级。奥斯特伦德采用这种显而易见的阶级话语,却未曾分析其背后结构性的因素;结合他的创作历程和对《广场》的分析,究其原因,是因为他采用了精心修饰的阶级话语来取代种族话语。

《广场》剧照

在导演阐释[13]中,奥斯特伦德称此片的类型为“讽刺剧”(satire),影片的主角克里斯蒂安是一个极为安全的被讽刺的对象:白人、男人、健康人、中产阶级精英,对他的讽刺包括:1)自恋:自认为是“公众人物”而不愿意去问题社区散发匿名信,跟一夜情对象争抢用过的避孕套;2)自负:拒绝向受到家长怀疑的少年道歉,还在争执中失手将他推下楼梯——后一个不仅堪称“凶残”,而且还是逃避责任;3)大男子主义:对一夜情对象睡过就忘;4)装腔作势、推卸责任:好不容易下决心向少年道歉,结果张嘴就是分析社会问题的“当代艺术策展人话语”;等等。

对他的惩罚无非也就是让他在大雨夜去翻垃圾箱,以及丢了工作;但问题在于,即便如此,他生活中的种种麻烦,并不是他的性格造成的,而是意外的事件——因为相信了陌生人而丢了手机钱包,因为相信了手下的建议去散发威胁信而惹来了麻烦,因为急于找回财物和应对少年的纠缠而没有耐心听宣传团队的方案,也没有去审核视频,导致后面的公关危机。

重要的是,丢工作这件事并不是因为他的错误而是因为不可理喻的“政治正确”;并且他也有意悔改,最后也获得了奖励——两个女儿由衷的认可。所以在影片中,克里斯蒂安的困境来自一系列偶然性(正如《游客》中的雪崩),他的性格只是将其逐步加深;他本人并没有根本性的责任。

《游客》剧照

那么问题来自哪里呢?自然是社会,但又并不能说是社会,因为影片主要探讨的就是“旁观者效应”造成的责任分散。影片中有两处提示非常重要。其一是在制作视频的时候宣传团队就已经预料到可能的问题,主动选择了乞讨者的外形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典型的瑞典人长相的小女孩”,这显然是在规避如果使用其他族裔的乞讨者可能引发的问题,是典型的因为政治正确而造成的自我审查;但在记者会上,第一个站起来指责克里斯蒂安的记者的论点就是“你为什么攻击乞丐这个如此脆弱的(vulnerable)群体?”

这一点需要联系到《游戏》一片的结尾场景:一名白人家长替自己的孩子向一名黑人少年讨还被抢劫的手机,黑人少年大声尖叫引来路人围观,充满“正义感”的路人却因此指责白人家长“攻击脆弱的移民群体”,“他们不像你的孩子那样有许多机会”。

《游戏》一片受到的指责显然极大地刺激到了奥斯特伦德(《广场》中克里斯蒂安在记者会上的辩白其实不无导演无自况之意),使得他彻底规避了移民(当然,绝对不能提的还有难民)群体。围观特斯拉的那群小混混听口音极有可能是移民,但他们甚至没有出现在画面里;更有趣的是,影片中的乞丐竟然都是白人,连患有秽语症的那个观众都是白人(男人)。

《游戏》剧照

另一个提示则是“大猩猩”的表演。且不说“猩猩”是极为常见的种族主义话语,且看那场晚宴上发生的事情:无论这是什么当代艺术作品,但在宾客或者观众看来,是一个语言不通/无法交流的、只有兽性的人,他/它不懂规矩,冒犯了在座的教养良好的宾客;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它最后侵犯了一名女性,开始撕扯她的衣服。

这也是在座的众多男士忍无可忍的直接原因,所以他们群起而攻之,狠狠殴打了他/它。那么这显然是颇具社会问题的移民,更恰当地说是难民的隐喻(尤其是联系到瑞典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事件)。在这里导演终于将当代艺术话语与政治正确直接联系起来,并通过这种“想象性的解决”提供了一种仪式性的胜利。

[13] 同上。

结语:

过载的文本与“道德焦虑”

《广场》最终呈现出来的状态是文本的过载状态,正如影评人“元首的秘书”所言:“更像是一次统合人类行为的疯狂实验,因为奥斯特伦德几乎为每一个场景分离出两到三层含义,这就让整部影片的信息量难以想象的庞大,甚至有一种过度填鸭的感觉。”[14]奥斯特伦德成功地将当代艺术从作品到观念融入影片的大部分场景,并有着明确的表达。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将当代艺术话语与“政治正确”的话语在社会心理学的意义上通过“旁观者效应”联系了起来。

无怪评委会主席阿尔莫多瓦称赞这部影片“着眼于政治正确的独裁性,并提供了许多例证”[15]。而在笔者看来,这部影片对政治正确的批判,恰恰与冷战年代的波兰“道德焦虑电影”有着结构性的相似:用道德问题来揭示对某种意识形态话语的巨大的不信任;同时,焦虑之处在于所有人都知道这种意识形态话语必然有一天会随着社会巨变而走向终结,但并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

不过奥斯特伦德总算是吃一堑长一智,在这部影片中精明地选择了一个在“政治正确”意义上最为安全的对象,并使用了讽刺喜剧的手法,让这部其实议题极为尖锐的影片变得轻松有趣。但必须看到,导演对克里斯蒂安的态度只是轻描淡写的嘲讽而并不是批判,他的困境实际上也并不是真正的困境而只是尴尬处境。

正如最后那次没能完成的道歉一样,奥斯特伦德实际上指出,在当今这种社会环境中,(阶级与种族间的)和解根本不可能发生;而无视社会问题的实质并一味自我反省、搞政治正确(“受害者先道歉”),只会越陷越深。而到那个时候,恐怕谁都笑不出来。

[14]圆首的秘书:《自由广场:关于人类困境的影像实验》[EB/OL] (2017.06.11)[2017.06.12]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8595264/

[15]Press conference of the Feature Films Jury. [EB/OL] (2017.05.29)[2017.06.12] http://www.festival-cannes.com/en/festival/actualites/audios/press-conference-of-the-feature-films-jury-1

《广场》海报

附:鲁本·奥斯特伦德年表

1974年4月13日出生瑞典哥德堡大区斯蒂尔斯岛(Styrsö)。

2001年 毕业于哥德堡大学电影导演系。

2002年 创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平台电影”(Plattform Produktion)。

2004年编导故事长片《吉他蒙古人》(Gitarrmongot),获第27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费比西影评人奖。

2005年编导短片《自传场景6882号》(Scen nr: 6882 ur mitt liv),获欧洲电影奖最佳短片提名。

2008年编导故事长片《身不由己》(De ofrivilliga,又译“五道人生难题”),入围第61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获马德普拉塔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2010年编导短片《银行事件》(Händelse vid bank),获第6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短片金熊奖。另获欧洲电影奖最佳短片提名。

2011年编导故事长片《游戏》(Play),获第6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Séance "Coup de coeur"奖;另获第24届东京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2014年编导故事长片《游客》(Turist,又译“不可抗力”),获第6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评委会奖,另获欧洲电影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提名,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英国学院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并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短名单(前9位)。同年9月被哥德堡大学Valand艺术学院聘为电影系兼职教授。

2015年美国林肯中心电影协会为其举行题目为“IN CASE OF NO EMERGENCY”的个人作品回顾展。

2016年担任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评委。

2017年编导故事长片《广场》(The Square,又译“自由广场”),获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

他的其余作品还包括滑雪视频作品《上瘾》(Addicted,1993)和《自由激进分子》系列(Free Radicals 1&2, 1997&1998)、纪录短片《让别人去爱》(Låt dom andra sköta kärleken,2001)、纪录片《再次成为家庭》(Familj igen,2002)、短片《夜泳》(Nattbad,2006)等。奥斯特伦德还多次获得瑞典电影金甲虫奖(Guldbagge Awards)的各项奖项和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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