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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师益友严寄洲

原标题:良师益友严寄洲

严寄洲

近日东方卫视播出“第八届中国导演协会年度盛典”,其间给一百岁“八一”厂老导演严寄洲颁发了终身成就奖,全场掌声雷鸣,并在大屏幕上显现老导演在医院病床上的视频。看上去他白白胖胖,精神不错,笑口常开。终于见到了这位百岁寿星,我心情激动,思绪万千,因为他是我参加革命,参加解放军,成为文艺兵的领路人。

提起严寄洲我就会想起那些难忘的岁月,刻骨留痕。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战斗剧社”向大会演出歌剧《刘胡兰》,让国统区文艺代表耳目一新。“战斗剧社”受贺龙亲自领导,决定文代会后公开登报招收新员,我报考创作室,由社长陈播(后为“八一”电影厂厂长及电影局长)面试批准加入“战斗剧社”创作室,而创作室主任正是严寄洲。他帮我从一个对革命懵懵懂懂的上海大学生一步步成长,成为革命部队中的文艺兵。当时创作室人才济济,政委魏风(后为总政歌舞团政委并是我入团介绍人),小提琴家闫泰公(后为中央乐团第一小提琴手),诗人高平(后为青海作家协会主席),老同志有马吉星(话剧“豹子湾战斗”编剧),生活干事高如星(《柳堡的故事》中播曲《九九艳阳天》作曲),除创作室外还有戏剧队(寄洲夫人王荣华同我一起考入“战斗剧社”,她考入戏剧队,她个子大,身体壮),另有管弦队,民乐队,舞蹈队(都是些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小伙子),这个大家庭在一起非常热闹、快乐、很开心。

创作室活动,由严寄洲给我们讲话。他很少讲大道理,都是讲实例,他问我们,“解放军消灭蒋介石反动军队八百万,把他们都杀了?全消灭了?”我们面面相觑。他就讲出蒋介石兵败的秘密:“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大部分反动军人当了俘虏,对这么多俘虏兵怎么办?进行教育。白天上课,晚上看戏。头一晚演《白毛女》,农村来的俘虏看得泪流满面,他们想起从小受地主压迫欺侮,家中姐妹遭受着《白毛女》同样的命运,有一批国民党军队中的兵痞、老油条,反讥笑这些看戏而哭泣的农村兵。第二天晚上演出《血泪仇》,这是一部描写国民党兵士离家当兵后,他们留在家中的老婆姐妹被另一批国民党军队凌辱的悲惨命运。看完戏这些兵痞、老油条心被刺痛,胸似油煎,不能再平静了。第三晚演出歌剧《刘胡兰》,演出前,台上出现一个小姑娘,她对台下含泪说:“我叫刘爱兰,是刘胡兰的妹妹,我姐姐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同志们,要为我姐姐报仇!”紧接着大锣敲响,大幕拉开,当台下俘虏兵看到刘胡兰被反动军大胡子连长捆绑后躺倒在铡刀下、大胡子连长兽心大发按下铡刀时,台下则发出怒吼:“打倒反动派!”“为刘胡兰报仇!”第四天这些俘虏兵就掉转枪口去打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了。

严寄洲给我们上了生动的革命文艺课,让我们知道革命文艺是武器,是革命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明白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我们就是在严寄洲启发带领下进入革命文艺队伍。后来才知道严寄洲就是在歌剧《刘胡兰》中演杀害刘胡兰刽子手、国民党反动军中大胡子连长。有次F部队演出,战士们看到大胡子连长要亲手铡死刘胡兰,有个战士按捺不住满腔怒火,抄起步枪推上子弹就要打死刽子手大胡子,幸亏被旁边战士发现,严寄洲才捡回了一条命。贺龙司令员听汇报后,下令部队战士看《刘胡兰》一律不准带枪。

提起严寄洲,使我想起当解放大西南战役开始时,刘邓大军直取重庆,贺龙则率18兵团从陕西越秦岭插入川南、直奔成都。当时急需干部,从“战斗剧社”选调一二十人升为先遣部队,随解放军急行军,一天要走一百多里奔向成都,参加城市接管。“战斗剧社”先遣队由严寄洲带领。他从剧社几百号人中挑上了一二十人,其中有我,才使我有同他接近并经历了毕生难忘传奇般的历程。先遣部队随解放军首先来到高不可攀的秦岭,眼前是白茫茫大山一片积雪深厚,迎着刀割般寒风踏着雪到了秦岭山脚,一排战士每人端着搪瓷小碗酒,给上山同志喝几口酒御寒取暖,抵挡高山上的严寒,喝过酒整整爬了一天雪山,到晚上才爬到山顶,放下背包在几间臭气熏天的马棚里大家挤坐了一夜。听说前面探路的工兵有的失足跌进万丈深渊被大雪掩埋无法抢救而牺牲,天朦朦亮又出发,翻过秦岭到了陕南那又是一番景象,张良庙旁苍松翠柏,绿茵成片,溪水清澈宛如江南,可是令人吃惊的却见到了老乡,不论男女成年后都成了大脖子,脖子上都沉重地挂着一个硕大的肉瘤,问下来原来这里缺碘,盐比糖贵。我们知道中国海岸线有几千公里长,可是山区人民就是吃不上盐,这个画面令人震惊,也使我真正认识到解放军去解放全国苦难人民的深意与责任(解放后陕南缺盐问题解决,早已没有了大脖子)。

行军到悬崖峭壁地形险要的剑阁栈道,正好晚上轮到我值班上岗放哨,半夜里被叫醒扛起步枪,这时我还不会开枪,深夜死黑一片,面对万仞峭壁重重大山,据传这里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出发点,只我一人背枪警戒国民党残兵与悍匪偷袭。当夜无事,出发行军前面就是萧何追上韩信的那座桥、张飞骑过的铁牛、还有诸葛亮唱空城计的空城,一路上处处有三国的古迹,可惜当时急行军并无心情访古探幽。行军一千余里到达成都参加了入城仪式,受到空前欢迎。这时才宣布严寄洲任命为成都市军管会文艺处戏剧电影科科长,他从战斗剧社先遣部队中挑上我与另一位党员同志随他参加戏剧电影科,晚上睡在办公室地板上,我睡在他旁边,这时才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他。

他对我讲少年时从无锡到上海书局当学徒,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声援慰问坚持抗日的著名“四行仓库”八百勇士,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在地下党帮助下,1938年他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战斗剧社”奔赴抗日第一线。严寄洲在上海住过几年,有感情,他把我这个少不更事的上海大学生带在身边帮助培养,他身体壮实,用东西都要比我大一号,他喝茶的搪瓷缸子特别大。

我们主要工作是审查电影,四川解放晚,全国“好莱坞”影片拷贝全运往成都,电影院要上映美国影片必须经我们科审查,每天上午我们二三人同严寄洲一起审看美国影片,回来后按严寄洲嘱咐,我写下“不准放映”,盖上公章送交电影院。就这样连看一个多月,才把积压在成都的美国电影审完,没有一部上演。晚上我睡在严寄洲身边随便聊天,他问了我上海当时的情况,还问过全国解放后想干什么?当时我根本没想过,严寄洲说他想全国解放后能在首都像莫斯科大剧院一样的剧院当经理,大剧院能演歌剧、话剧还能放电影,这是他最大理想,谁知若干年后他却成为全国著名的电影导演。

审完了美国电影,发现这家成都最大的影院“蜀一电影院”是敌产,严寄洲就派我们三个小青年(临时又抽调来一个)作为军代表进驻“蜀一影院”。不久成都发生一次危机:当时解放军主力全部下乡剿匪,成都市内只有少数部队警卫,国民党起义部队一个军哗变,杀害了驻军所有解放军代表,还扬言要攻打成都。深夜暗杀解放军战士,成都城内骤然紧张,严寄洲亲自来电影院安排我们集体住进经理室,晚上关闭门窗,保护电话畅通,随时可拨公安局。严寄洲比我大十几岁,我总把他当作大哥哥,他也总像大哥哥那样关心、爱护、帮助我们。

这时,“战斗剧社”在成都演出歌剧《刘胡兰》,演出结束,黑夜里敌特活动猖獗,频频打冷枪,搞暗杀。严寄洲临危不乱,命令全体演员不许卸妆,扮演八路军、民兵演员打头阵走在前面,中间是女演员,化妆成日本兵的走在最后,这么一支杂七杂八从未见过的队伍在成都街头深夜行进,亦算是一大奇观。当时成都刚解放,没有一辆公交车,全凭两条腿走回剧社驻地,路可不短。

哗变危机解除后,电影院也没什么影片可看,我又向严寄洲提出要求,去刚接收的一家成都最大京剧院,严寄洲同意了,我就成了那家京剧院三个军代表之一,每天日程:上午刚端起午饭碗,台上就敲锣打鼓闹起头场,吸引日场观众;日场演毕,好多演员都不卸妆,当端起晚饭碗又闹起头场,到晚场演完,主要演员来我们房里听取意见。我们就住在剧场楼上,记得有次文艺处节日里内部举行晚会,剧院头牌女旦段丽君演苏三,我们有个科长演崇公道,我在上海读书时学唱小生,要我演王金龙,不料演出时,当时有检场(身穿长衫,可以上台搬动桌椅,当演员有大段演唱就端起小壶让演员喝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还是没有给他红包,竟把我座椅上高高垫子抽掉,我刚唱了两句摇板坐下去时,引起了全场哄堂大笑,原来没有垫子人坐下去就矮了半截,闹了笑话。旧剧团剧目陈旧,管理涣散,旧艺人还有种种陋规,认识到旧社会来的京剧团确实需要改造,当时最迫切的是没有新的剧目。当时我初生牛犊不怕虎,班门弄斧地写了个新编京剧《吴广之死》,得到严寄洲支持,居然在京剧团排演,首场演出严寄洲还请来一些“战斗剧社”及“西北艺校”老同志前来观看。事后我还自鸣得意,严寄洲发现后,情真意切从自己讲起:“在一次边区文艺会演中五个得奖剧本中就有四个是我编剧,在这种情况下要不骄傲也难啊!结果同志们帮助,自己认识后克服,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令人落后……”一席话说得我面红耳赤。和严寄洲相处,我从没见他发火或训斥别人,他总是以自己为例,谆谆引导,令被教育者心服口服,心存敬服。

成都安全后“战斗剧社”大部队全都到了成都,我们在军管会工作的同志全部归队,又是严寄洲安排我这个上海大学生去给舞蹈队小队员上文化课,这些十三、四岁孩子长得都很灵气,里面就有刘胡兰的妹妹刘爱兰,她很文弱腼腆,不大讲话,我想她亲眼目睹姐姐英勇斗敌,死得惨烈,心灵倍受伤痛,如今“大痛”初愈,刘妈妈送她参军要为姐姐报仇!严寄洲安排我这项工作,是对我教育帮助,又是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

快到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深受严寄洲影响,明白要写出好作品,必须投入火热斗争。我们这一代已无缘“长征”,错过“抗日”这样两次伟大战争,如今绝对不能再错过“抗美援朝”,不然将遗憾终生。终于我先调入川西军区文化部,再经多次请求,批准我加入志愿军第六十军文工团创作组,随即意气风发,兴高采烈奔赴朝鲜战场。

再次见到严寄洲已是1982年以后,我在上海电视台电视剧部任编剧,他已是拍了《虎胆英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多部优秀电影全国闻名的大导演,又是文革中被江青点名关了多年监狱的囚犯。虽从监狱出来,可他身体底子好,仍很壮实,告诉我患有糖尿病,但很乐观,说不用担心。我请他在陕西路红房子吃西餐,他不忌口,什么都吃,并给我讲了很多文革中他受的罪遭的难。他讲到当年正筹拍电影《南海长城》,江青染指此片,想搞出一部样板电影,就多次找他谈话,从剧本到决定演员都来指手划脚,并坚持换掉上影厂有“骄傲公主”之称的女演员,硬要换上新演员,还来了个秀——走到严寄洲面前鞠了一躬说:“我代表全中国的青年演员希望你能培养他(她)们。”后来就因为这事,被“八一”厂造反派说成“逼江青同志向你鞠躬,罪该万死!”这样在山西劳改十年。1973年才回到家。

严寄洲悄悄告诉我他的“经验”:两个人可以讲的话,有三个人就不能说,因为两个人没有旁证,他若揭发你,可以赖掉,三个人就赖不掉,因为有了旁证。听后令人心酸。他还讲了劳改时如何秘密联络:通常蹲坑时在便器前部水冲不到处贴上小纸条,让后来的人取走,相互通讯取暖。劳改十年中老母病逝,临终也不让他们母子见上一面,老母亲又怎知儿子正在遭受大难。

红房子见面后,说来也巧,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八一电影厂后又调入上海电视台文学部的钱石明,他告诉我文革中是严寄洲专案组成员,据严寄洲“交待”:专案组逼问,他怎么会拍电影当导演?回答在成都军管会期间审看大量“好莱坞”影片。这正好被造反派抓住,说他学美国电影技巧来毒害中国人民。其实“好莱坞”电影只让他开拓了眼界,他第一步影片《脚印》并不成功,他下决心像谢晋那样把自己关进剪接房,将经典影片《居里夫人》《乡村女教师》等一格一格地放,学习研究电影的规律与技巧,终于拍出了《英雄虎胆》一炮而红,又有锦上添花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好影片。

再次与严寄洲会面是八十年代后期,他准备开拓戏路,将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喜剧《哥两好》推上银幕。这次他笑说不在外面吃饭,要到我家里吃,正值春季,他点名要吃想往已久的老上海的两只菜,一只“香莴笋”,一只“马兰头”。我很高兴地答应,再加了上海时令菜“腌笃鲜”,并请了老朋友孙景露、乔奇夫妇作陪。因为严寄洲与白桦熟,孙景露是白桦编剧《山间铃响马帮来》影片的女主角,又是白桦同夫人王蓓的介绍人,乔奇又是上海老话剧演员,会有共同话资。谁知他们见面后,饭间的共同语言还是文革中如何受迫害。严寄洲讲造反派审讯他时,特地在摄影棚像苏联电影中德国纳粹审犯人般一束强光打在他脸上,周围一片漆黑阴森恐怖逼他交待。他讲自己被迫害外,还谈了王晓棠被造反派痛打。孙景露也讲她在上影厂关牛棚时,管教的造反派青年演员杨某某手执皮鞭,足蹬长统马靴,她一听到马靴声就吓得要命,还被造反派打伤了腰子成为终身伤残(终因肾病去世)。而乔奇也讲到他们从牛棚放出回家,家里已被洗劫一空,连一张床也没有,只能睡在地板上……好在这样的日子一去不返,大家碰杯,希望今后军民、南北有机会合作拍电影。

以后我几次去北京,多因时间紧没能去拜访他。八十年代末我编的电视剧《杨乃武与小白菜》播出后全国反响热烈,因此剧写了清末官场从县、府、道、省、直到中央各类官员,都因种种原因成了贪官,事败后又都官官相护冤案难雪,播出后盛况空前,引起观众议论纷纷,我儿子去“八一”厂时正逢大伙议论《杨乃武与小白菜》,其间严寄洲大声说:“编剧方艾是我的学生。”儿子回到上海告知我情况,我听后非常高兴。严寄洲1938年参军,如今已是将军级老文艺兵,他当众说我是他学生,说明他还在关心爱护我。这次他住院检查身体,结果良好,没有什么大碍。他原本身体就壮实,久经沙场,如今已是百岁寿星。我在上海遥遥祝愿他健康长寿,上不封顶。再深深感谢他对我帮助爱护,引领我走上革命文艺之路,敬仰他这位老大哥是我永远的良师益友。

本文原载于上海市文联会刊《上海采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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