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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先生:现代学者晚年的宁静

原标题:刘梦溪先生:现代学者晚年的宁静

现代学者晚年的宁静

文/刘梦溪

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有一段人们都记得的话:“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其实不止太炎先生,五四前后的中国现代学者,许多都有与太炎先生相类似的经历,往往是早岁参加革命,中年以后专心向学,晚年退居宁静。问题是如何评价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学者主观的原因,还是客观社会环境的原因?应该用心理学的方法加以解释,还是需要求助于文化社会学?

章太炎

熊十力回忆说:“余在清光绪二十八九年间,即与王汉、何自新诸先烈图革命,旋入武昌兵营,当一小卒,时海内风气日变,少年皆骂孔子,毁六经,余亦如是(皮锡瑞在清末著《经学历史》一小册,曾渭当时有烧经之说,盖实录也)。辛亥武昌首义,神州光复,蔡孑老主张学校禁止读经,余初未措意。旋见吾党诸新贵似不足办天下事,而旧势力之腐坏,亦岌岌不可终日。余自度非事功才,始决志从中国学术思想方面,用一番努力。”(《论六经》)其由投身革命军旅而转为专一的学者的经历,熊的自述已讲得明白。而黄侃,也是很早参加同盟会,在湖北东南一带曾是声名显赫的群众领袖,民元以后,宋教仁遇刺,袁世凯弄权,黄即对腐恶政治不再抱幻想,决心将兴国爱族之心,寄寓于学术文章。太炎先生为表彰黄氏素节,特作《量守庐记》,说当时“欲取朱紫,登台省,突梯足恭,以迷其国而自肥”,或“寡得以自多,妄下笔以自伐,持之鲜故,言之不足以通大理,雷同为怪,以炫于横舍之间,以窃明星之号”的人物正多,但“季刚之不为,则诚不欲以此乱真诬善,且逮于充塞仁义而不救也”(章著《量守庐记》,《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版,页5—6)。

中年时的黄侃

“妩媚动人”如梁任公,晚年也有所悔悟,尝自道爱博用浅之病,深以“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为苦,而提出:“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晚清之新学家,欲求其如盛清先辈具有为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足怪。”(《清代学术概论》)说得至为沉痛,也很透彻,连自己都打入了“不能有所成就”的“新学家”之列。

这样看来,中国现代学者的由激扬而转为宁静,主要的还是学术本身的原因和社会原因,学者个人年龄和心理的变化还在其次。目睹政治现状怪异腐恶,自知不可为不愿为也就不为了,因此鲁迅对章太炎的评价,似乎有未尽的一面,用陈寅恪先生倡言的评价古人的著述“应具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相衡量,尚存一定距离。何况,即使公认的已“退居于宁静的学者”,其晚年的生活际遇和内心世界是否真正获得宁静,也还是个问题。

梁启超

章太炎逝世前一直为实现全面抗战而奔走呼号,始而撰文陈辞,继而与熊希龄、马良等组织国难救济会,联合六十多位著名知识分子电告当局,要求召集国民会议,成立救国政府。1932年1月28日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日军侵略,他备受鼓舞,不顾年高体病,愤然北上,找张学良、段祺瑞,又向爱国军人和学生演讲,并致函顾维钧,希望他身为外交官,要有殉国的勇气。直至1936年夏天,生命垂危之际,仍在遗嘱中告诫子孙,万一中国被日人统治,绝不可担任官职。可见太炎先生的晚年内心并不宁静。黄侃临终前也曾问家人:“河北近况如何?”叹息说:“难道国事果真到了不可为的地步了吗?”这是1935年10月8日,距太炎先生的病逝于1936年6月14日,仅早半年时间。所以黄之墓志铭竟是其师太炎先生所写,其辞日:“微回也,无以胥附;微由也,无以御侮。繄上圣犹恃其人兮,况余之瘣腐。嗟五十始知命兮,竟绝命于中身;见险征而举翮兮,幸犹免于逋播之民。”(《黄季刚墓志铭》,《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版,页2)

严复

最早传播新学于海内的侯官严复,因曾列名于筹安会,晚年颇遭訾议,因而“闭门谢客,不关户外晴雨”。但看他写给熊纯如的信,一则曰“中国前途,诚不可知,顾其大患,在士习凡猥,而上无循名责实之政”;再则曰“吾人学术既不能发达,而于公中之财,人人皆有巧偷豪夺之私,如是而增国民担负,谁复甘之。即使吾为国家画一奇策,可得万万之货,以为扩张军需之用,而亦不胜当事之贪情欲望。夫如是则义废矣”(参阅《严复集》第三册《与熊纯如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对国事的瘁劳,未尝稍减。那么侯官的心情,未必很宁静罢。熊十力晚年,正遭遇国家的巨变奇劫,穿褪色长衫,腰系麻绳,端坐桌前,凝望写有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名字的白纸条,形似贫僧,心涌波涛,其如同自撰联语所形容的:“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

杨文会画像

难得例外的是中国近代新佛学的创始人杨文会,虽早年任侠,好读奇书,又有操办团练,与太平军作战的记录,也曾随曾纪泽两使欧洲,考察与学习英法各国的工业和政治,但天命之年过后,目睹“世事人心,愈趋愈下,誓不复与政界往还”,专以刻经传典和筹办佛学教育为职司。1908年在金陵刻经处开设“衹洹精舍”佛学学堂,1910年创立佛学研究会,逢七日讲经,每月开会,景况极一时之盛。当晚年卧病之际,只有一事让他“心颇戚戚”,即经营多年的《大藏辑要》尚未完成。此事一旦有托,他便“熙怡微笑”,午刻嘱家人为之濯足剪指甲,“须臾小解,身作微寒,向西瞑目而逝,面色不变,肌肤细滑不冰”,真正吉祥而逝,时在1911年农历八月十七日。而他的弟子欧阳竟无大师卒于1943年2月23日,虽然也是“安详而逝”,却因国难期间,创办未久的南京支那内学院内迁四川江津,精刻大藏并进一步传道弘法的愿望未尽实现,其心境就没有杨老居士那样安宁了。

(写于1991年8月,载香港《明报月刊》)

刘梦溪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暨学位委员会主任,艺术文化学暨中国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曾任南京师范大学专聘教授,文艺学学科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府访问学者;亦曾创办《世界汉学》杂志。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近年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学术思想与人物》《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国现代学术要略》《论国学》《牡丹亭与红楼梦》《国学与红学》《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陈寅恪的学说》《当代中国之传统与现代的变奏》《马一浮与国学》《现代学人的信仰》《将无同:现代学术与文化展望》《红楼梦的儿女真情》《学术与传统》等。亦曾编纂《现代学术经典》。

谢琰,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章黄国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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