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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 | 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原标题:王国维 | 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个子不高,面孔瘦而微须,常穿藏青长袍外罩黑缎马褂,瓜皮帽下的一根发辫,在清华园里是他最特别的标记。

他学贯中西,治学严谨,为一个即将沉没的王朝尽职尽忠,最后却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绝笔。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他笔下既有“拼取一生肠断,消他几度回眸”(《清平乐》)的凄美,又有“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的哲学况味。

他是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

静安,浙江省海宁人,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学者

梁启超赞他:“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郭沫若评其:“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伯希和难掩崇敬之情:“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陈垣)先生两人。”

王攸欣对其推崇备至:“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

胡适亦鲜见地厚此薄彼:“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所以,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一去,国学少了半壁江山。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 《人间词话》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 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莫。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蝶恋花》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 《人间词话

人生只似风前絮, 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

《采桑子》

窗外绿阴添几许?剩有朱樱,尚系残春住。老尽莺雏无一语,飞来衔得樱桃去。坐看面梁双燕乳。 燕语呢喃,似惜人迟暮。自是思量渠不与,人间总被思量误。

蝶恋花

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罄定行云。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浣溪沙》

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 《人间词话》

今年花事垂垂过,明岁花开应更亸。看花终古少年多,只恐少年非属我。劝君莫厌尊罍大,醉倒且拼花底卧。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

— 《玉楼春》

万事不如身手好,一生须惜少年时,那能白首下书帷。

—《浣溪沙》

满地霜华浓似雪。人语西风,瘦马嘶残月。一曲阳关浑未彻。车声渐共歌声咽。换尽天涯芳草色。陌上深深,依旧年时辙。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耽离别。

—《蝶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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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出生于浙江海宁一寒士之家。四岁时,生母不幸病故。十一岁前,父亲一直奔波于外,从小仰赖祖姑母抚养。“及冠”之年遵父命与一商人之女莫氏结婚。1906年,父亲去世。1926年,他的爱子王潜明因突染伤寒,不幸病逝,而诸子女中,他最心疼有加的就是这个长子。

幼年丧母,中年丧父,晚年丧子,由此可见,王国维一生都处在一种不断失去亲人的哀痛之中。长期的丧离与孤苦,让人不得不怀疑“无常”之境,是否会终将一切席卷而去,徒留断瓦残垣,空对满目疮痍。

苏珊·桑塔格在为本雅明的《单向街》所作的长序中称本雅明是个总带着“一种深刻的忧郁”的人,而这种气质贯穿了他的一生以及所有的作品之中。她极细腻地分析了这种气质:敏感、孤僻、隐藏的激情、爱沉思、身体孱弱、行为古板等等,并与本雅明的生平对证,文字透出一种让人感伤的宿命色彩,而这时我眼前出现的影象,却是我国一代宿学的王国维。

两人的确有一定的可比性,两人都生在国运飘摇,战火连绵的时代。本雅明身为犹太人,在纳粹横行时,仍苦留在他认为是文化阵地的欧洲,他在回绝美国友人的邀请信时,说他宁愿成为欧洲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大战发生后,本雅明自杀在逃亡的路上。而王国维,沿着这气质一路行来,其悲剧的结局,似乎也是注定了的。

1925年冬,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时的合影。前排右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李济;后排左起:章昭煌、赵万里、梁廷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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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忧郁沉潜的气质、天才的禀赋,早在少年时已有显露。曾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

1898 年,绝意科举的王国维在父亲王乃誉的陪伴下乘“王升记”轮船来到上海。初抵上海,繁华的“十里夷场”足使王国维眼花缭乱,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和陌生。王国维在同学许家惺的引荐下入《时务报》馆,从事文书和校对工作。

《时务报》是一家鼓吹变法改良、很有社会影响力的报纸,是当时维新运动的一面旗帜。由此,王国维实地感受维新变法的时代潮流,近距离接触新学和外来思想。

早在1894年,王国维接触新学,对由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几乎每期都读,这次有机会感受当时中国新思想的前沿阵地,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王国维这次到上海,虽有一定的求学色彩,但主要目的还在谋生。在报馆有了栖身之地,而所从事的打杂工作使得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无聊。当时的《时务报》馆内因为“粤派”和“浙派”之争,主笔梁启超已经离开报社,主持事务的是浙江人汪康年。汪康年醉心维新事业,致力于办报,却未能赏识这位身边日后成为学术大师的王国维,甚至冷眼相待,克扣王国维月薪。

在报馆工作,王国维收入极微,生活清苦。他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维新人士,虽然梁启超等学者的离去让他有些失落,但庆幸的是,他结识了康门弟子欧榘甲。王国维尊后者为师,欧氏向王国维讲授传孔教、重民权、改制度的“康学”要义,宣传变法思想,并指点他攻读《春秋公羊传》《春秋繁露》《宋元学案》。欧榘甲离开《时务报》馆之际,曾规劝王国维到《译书公会报》等专门译介西学的报馆里谋取新职,王国维表示认可。

“戊戌变法”期间,《时务报》一度改为官办,报馆内部再度出现“粤派”和“浙派”之争,汪康年按照“依旨据实昌言”之意,将其改名为《昌言报》,以摆脱康有为等人的影响。期间,王国维因为足疾回老家治病,病愈再度返沪,《时务报》馆已经关闭,他也有幸回避了这场乱哄哄的“争报”闹剧。

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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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3月,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顺利开学,这是近代较早的一所日语专科学校,学制三年,旨在培养日语翻译人才,它是罗振玉实现农业兴国抱负的具体实践。王国维是该校的第一批学生,当时他正供职于《时务报》馆,每天只能学习3小时日语,还得花很多时间去应付报馆事务,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

他的气质决定了他选择研究什么。“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王氏忧郁的禀性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一拍即合,比之苏东坡初读《庄子》那种若有夙契之感。

就读东文学社是王国维治学生涯的重要开端,较以他16岁时主动购买《前四史》、接受传统文化,就读东文学社则是他开辟眼界、全面接受外来养分的重要开端。在东文学社,王国维较为系统地接受了新式教育,他不仅学了日语和英语,而且还接触到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目。就读的生活开阔了他的眼界,为日后树立科学思想起了积极作用,也预设他进一步研读外国哲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的契机。两年半的东文学社学习生涯是王国维学术事业的起点,社中的两位日藉教师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是王国维从事哲学事业的领路人。在两年半时间的学习中,王国维在藤田丰八指导下,大量阅读西方学术书籍,开始研读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家的著作,逐渐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西方哲学不仅为王国维提供了观察问题的方法论,而且也成为他的学术思想的一部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他,叔本华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博爱主义的伦理观、直观主义的美学观影响尤巨,几乎伴随王国维此后的一生。

陈丹青油画“(清华)国学研究院”局部,左起第三为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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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罗振玉是王国维在东文学社的最大收获,与罗振玉结交成为他一生学术与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不足一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同时孜孜于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天涯漫漫,跬步必积。

四年后王国维随罗振玉入京,任职清政府学部。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人间词话》便于此诞生。

王国维写出划时代的《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后,时世也愈发纷乱了,辛亥革命一起,王国维随着罗振玉等清室遗老东渡流亡。这一批人应是广义上的文化遗民,他们几乎都是一代学者,他们珍视的传统文化随王朝一起现出末世衰乱的景象,眼见一个整体的文化、伦理价值体系的行将崩溃,他们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凭悼者,更是一种文化的凭悼者。

“来日滔滔来,去日滔滔去。适然百年内,与此七尺遇。尔从何处来?行将祖何处?”王国维在疲于哲学中的“可爱”“可信”之争后,将自己对人生的悲悯、怀疑,都化入诗词和文学研究中了。王国维把人生看作“天下至弱者”之一,侧身天地,俯仰悲悸,草草生死,终古难度!这与帕斯卡尔称人类为“能思想的芦苇”是相通的。他的词集名为“人间”,也无非出自忧生、悲悯一念而已。

民国清华大学四导师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梁启超(从左到右)

由于成就斐然,名声日隆,1922年被北京大学聘请为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应召任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这是他人生的最后驿站。当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一说吴宓)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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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清华期间,心无旁骛,躬行慎独。讲课时不说废话,以说明题旨为度。他人已说过的东西,从来不抄袭,不掠美,不诋毁,说话负责,做事谨严。学生去讨教,他有问必答,遇到自己知识上的“盲点”,他直言“弗晓得格”(不知道)。

先生性情冷僻,但只要和人谈起学问,便欣悦异常。

他曾说:“以学问为羔雁,”“以官奖励学问,是剿灭学问也。”而私学则更像学术自由争论、辩难的阵地,是孔子说的“有教无类”的范所,师生间也容易多一些感情交流。中国文化的传播到了深刻处,就有了一定的隐秘性和神秘感,类似佛家的传心。这是说对一个整体意义不可能分割而授,只能顿悟而得。这是一种东方文化的气质。倘若如西方学术一般,分科严谨、条理精密,以固定清晰的概念统而授之,难免对国学内蕴有损。这应是当时的国学大师康有为、章太炎等力主废科举之后,又发出了斥学校教育的言论的真正原因。

作为一代大师,他学识高蹈,满腹经纶,又殷殷不倦,诲人以诚。庶几满城桃李,高徒门生遍及中国的学界。

王国维书赠冯永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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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治学上严谨,在政治伦理上也一样地一丝不苟。他不同于其他的传统学者文人,像事鸿铭、林琴南那样的对西学破口大骂,他有相当深厚的西学素养,溥仪曾说:“新旧论学,不免多偏,能会其通者,国维一人而已。”王国维不只是立足于文化旧营垒的人,他研究传统不可避免地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运用科学的新方法,但他明白不可随意比附,所走的只是中国文化本位的路子。他并不是表象的那样保守,但他对国学的衰落却露出了绝望的忧伤情绪。王国维曾因困扰在“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哲学研究中不能两全时,而放弃了哲学。在传统和西学又难两全时,他能放弃什么?这是两种大文化之辩,而且时代已经做出了选择,一切都在合情合理中进行,那么不知不觉、不可抵挡,就像一贯坐马车的权贵,开始改乘汽车了一样,他还能说什么呢?他终于放弃了,放弃的是自己的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

▲清华大学王国维纪念碑

有道是,气骨愈高,谋生愈拙。王国维先生早年写给朋友许同蔺的信中就多有“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的议论。王国维不喜享乐,憎恶满嘴仁义道德,却做尽腌臜之事的伪君子,厌弃恶浊之世,求精神之自由。怎奈世间污水横溢,蝇营狗苟之辈难以同道。

一次,北京大学邀请王国维到校参观。为旌其高节,以示敬重,校方预先布置好夹道欢迎,却被王国维一口回绝。理由是:欢迎者有各式人等,中间免不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者。

不卑事权贵,亦不溷从异道,这就是王国维。

一九二七年,溥仪被迫出宫、李大钊遇害、叶德辉在长沙被军阀所杀,清代遗老纷纷逃难,罗振玉也避入某国使馆。而王国维坐着一辆人力车来到颐和园,悄然自沉。称:“今日干净土,惟此一湾水耳!”王国维早已痛心目睹他心仪的古国文化在一步步式微殆尽,而作为旧文化最后的象征——紫禁城,也人去楼空了。时局纷乱,也要波及他的书房了,他走前的一日对学生说:“我受不得一点辱!”后在遗书上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用自己迷恋的悲剧形式遽尔撒手,才及中天而殁,甚至遗书中也未多说他心中的矛盾和无奈,只让后世之人去深哀痛惜和费心猜度了。

不慕权术,不通钱术,只埋首于学术,砥志研思,苦心孤诣。如此,方铸就了一代无人比肩的国学大师。

王国维的一生,叩问于哲理,精求于史学,痴迷于文学,往复于“人生”。问题在于,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人生”的途中,如浮萍失根,鸿鹄失飞,无得归所?

在塞万提斯的笔下,堂吉诃德挺着生锈的长矛向风车冲锋,王国维没有长矛利剑,这具盛载着独立思想,自由意志的身躯是他对精神圣殿的最后祭献。

与其说他捍卫的是一种难以折从污道的人格,不肯苟活以自辱的尊严,不如说,是在以一己之力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困境下,用形体之寂灭,换精神之永生。

做学问如他,由发轫的“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渐达修炼如禅一般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直至境界全出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枯坐如僧,苦行至臻。极致于学,亦极致于生。

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在其自沉两年后,屹立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授亲自撰写碑铭,用金石般的文字,称其“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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