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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扰也许永远不会消失,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更有力反抗

原标题:性骚扰也许永远不会消失,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更有力反抗

别害怕,大声说出来

著名的好莱坞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多年以来性骚扰女演员和员工的性丑闻,被《纽约时报》及《纽约客》曝光。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除了被自己创立的影业公司开除、多部电影的制作人身份被除名、还将面对来自纽约警方和伦敦警方的司法调查。

数天前,《纸牌屋》的男主角凯文•史派西曾性侵男青年演员的丑闻也被曝光,虽然他试图利用“出柜”一事来转移大众视野,但舆论却并不买单。因为主演的不端品行,Netflix(《纸牌屋》的制作公司)于上周宣布,停拍凯文•史派西担任主演的电视剧《纸牌屋》。

这两件事在好莱坞迅速发酵,曾被性骚扰过的演员们纷纷站了出来,对公众倾诉自己曾经遭受的不正当对待,并指控韦恩斯坦和史派西。《纽约时报》紧锣密鼓的追踪了多篇针对韦恩斯坦的后续报道和时评,而“职场性骚扰”这个话题,也被国外的媒体们推向了新的高度。

不少人对这件轰动好莱坞的大事发表了看法,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评价称:“在我们的行业中,对于性掠夺行为和工作中的性骚扰刻意无视、可耻地同流合污的时代结束了。”他们认为,像韦恩斯坦和史派西这样的“大人物”因为性骚扰罪名而倒台,具有唤醒公众意识觉醒的里程碑式意义。

这样的预言有些过分乐观了。有权势的男性被性骚扰传闻扳倒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最终它们对铁板般的社会现状造成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此前希尔诉托马斯(Hill-Thomas)性骚扰案听证会,克林顿弹劾案听证会,比尔·考斯比(Bill Cosby)性侵案庭审,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比尔·奥莱利(BillO'Reilly)等福克斯新闻(Fox News)骚扰丑闻,都曾激起过美国全国范围内的讨论,但最终也只是停留在争论阶段而已,并未引起民众对于这件事的真正重视。

更何况,美国已经针对性骚扰行为制定了完备的《反性骚扰法》来杜绝这种行为的发生,然而这部法律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性骚扰的概念源于美国,那里诞生了全球的第一个性骚扰判例,并推动了美国一步步建立起了完备的《反性骚扰法》。

判例的当事人叫做路易斯,是某个矿场的第一名女矿工,男同事觉得很好奇,就经常在她面前讲黄色笑话,还有领导试图在电梯里强行亲吻她。虽然路易斯觉得很不舒服,可是她并不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犯。后来这个矿厂进来了越来越多的女工人,她们一起交流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遭受到了这种不公平的对待。于是,在1984年的时候,女工人们向州政府提出了起诉。这场官司一共打了11年,一共14名女工都打赢了官司。而当事人路易斯,则拿到了100万美元的赔偿款。

所以在美国,性骚扰是相当恶劣的罪名,也是对个人品行的严肃指控。但即便是在拥有《反性骚扰法》的美国,性骚扰行为的发生频率依旧非常频繁,频繁到让不少人都觉得习以为常。美国的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每年会收到超过1.2万份涉及性骚扰的指控,其中女性约占投诉者的83%。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此次韦恩斯坦的丑闻陆续曝光以后,好莱坞的男人们都没有对此发表过多的言论。很明显,这并不正常,也不符合热衷于表态的好莱坞演员们的行为逻辑。在这些男人们看来,举报性骚扰这件事显得小题大做了。他们的缄默除了避免引火烧身以外,还暗示了一种无所谓的轻佻态度

智库“新美国”的总裁安玛丽•斯劳特认为:“性骚扰仍在不断发生,不是因为男性不知道性骚扰是错的,而是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会被抓到或遭到惩罚。”

不只是娱乐圈,美国政界的最高领导领导人特朗普对职场性骚扰的态度也令人玩味。《今日美国》的一名专栏作家曾采访特朗普,如果他的女儿伊万卡成为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他认为应该怎么办。结果,特朗普并没有要求开除骚扰者,而是说:“如果属实,我会认为她应该换个职业或换一家公司。”

多么轻飘飘的回答。父亲对女儿遭遇不公待遇的态度尚且如此,又何谈社会上的其他男性呢?除了男性的认识程度严重不足,女性受害者的沉默也进一步削弱了社会对性骚扰事件的重视程度。

在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中,委员会一个工作团队的联合女主席说,遭受性骚扰的每四个人中,大约有三个从未向当局举报此事。他们说,女性通常只是“避免骚扰,否认或淡化情况的严重性,或试图忽视、忘记或忍受这种行为”。

而在中国,关于职场性骚扰的调查数据更是少得可怜。要么样本量严重不足,要么调研机构权威性欠缺。我们可能听过了太多的关于职场性骚扰的民间故事,但是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份覆盖面广,数据翔实的调研报告。至于举报,那更是想象中的女英雄才会去做的事情。因为大多数女性面对职场性骚扰,都是选择缄默不语。

我们曾经在微博上发起一个以“是否遭受过性骚扰?”和“讲出你的被性骚扰经历”为主题的投票征集活动。那条微博的阅读有11万之多,但评论回应却不过21条,参与投票的人仅仅只有不到30个人而已。

这当然不能作为“受害者有罪论”的证据,安玛丽•斯劳特该现象的解释是:“正如一个又一个的韦恩斯坦受害者所表明的那样,女性不敢报告性骚扰事件,因为单个的受害者与骚扰者之间权利不平衡。”

正如斯劳特所说,女性不敢报告性骚扰事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实际上,早在《纽约时报》推出那篇关于韦恩斯坦的调查报道之前,就有已经有不少媒体的记者和编辑在持续关注着他的性骚扰传闻了。《好莱坞报道》(The Hollywood Reporter)资深编辑金·马斯特斯(Kim Masters)表示自己多年以来一直在追踪韦恩斯坦的故事,有一次报道甚至都已经成型了,但却因为受访者害怕被韦恩斯坦报复,临场退缩。所以,马斯特斯最终也没能将那篇报道刊发出来。

那么为什么现在韦恩斯坦的性丑闻报道终于得见天日了?是因为揭露者艾什莉·贾德(Ashley Judd)等人不害怕他了吗?既是,也不是。

有人猜测,给予艾什莉·贾德等人勇气的原因是韦恩斯坦已经失势了。

猜测并非空穴来风,韦恩斯坦已经连续两年没有从奥斯卡上获得过奖项了。而在新一年的颁奖季到来之前,韦恩斯坦手中的新作品质量也令人堪忧。除了失去对奥斯卡奖项的控制权,他的公司也出现了问题,数个影视项目亏损不说,多位高管还相继离职。韦恩斯坦或许曾经是好莱坞最有权势的人,但现在他已经大厦将倾。

可以想象,韦恩斯坦如日中天的时候,性骚扰举报会如此大量出现吗?大概不会。

除此之外,另一个问题阻碍了被害人对性骚扰的举报——取证困难。与多数违法或是不道德的行为不太一样,性骚扰很难被取证。有律师介绍称,性骚扰有隐蔽性和偶发性的特征。由于发生的时候时间往往很短——可能就几秒钟的时候——加上因为很害怕,最终当被害人反映过来,想做点取证措施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两个特征导致了性骚扰案件中取证难是很多被害人维权的障碍,进而导致有不少女性干脆选择不去维权。

在中国,民事案件的准则是“谁提出谁举证”。这对当事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忍受性骚扰带来的身心不悦以外,她们还需要留意保存相关的有效证据,例如使用手机录音,拍照等功能。

除了谴责每起性骚扰案件中的当事人,还应当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对性骚扰的社会认识太过滞后,对女性的尊重程度远远达不到文明期望的目标。

性骚扰是个全球都要面对的长久性问题,任何国家也概莫能外。

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仍要对未来保持期待,虽然公众意识觉醒的转折时刻还远远没有到来,但每次只要有一名女性敢于站出来,为自己的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发声,我们就有希望向着“达成社会共识”的关键时刻再迈进一点点。

如果你遭遇到了性骚扰,别害怕,大声说出来。

如果你身边有遭受到了性骚扰的朋友,鼓励她,大声说出来。

文:《中国新闻周刊》新媒体记者庄兼程

值班编辑:陶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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