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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视觉文献到口述历史 |“倾听你们的生命故事,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

原标题:从视觉文献到口述历史 |“倾听你们的生命故事,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故事网

“倾听你们的生命故事,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

摘要:尔冬强:我和泰迪(韩立森,上海美国学校校友)也是在书店认识的,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下定决心要为这一群可爱的人编一本口述历史

尽管和尔冬强同在一座城市,但要见到他也并不容易。一年中,他至少有2/3的时间在路上,正是这一直在路上的生活,让尔冬强的脑子里充满着各种奇思妙想。去年年底,他在艺苑真赏社的“海上博雅讲坛”和上海博物馆,各举办了一场讲座,面对面听他说自己的行踪、计划和梦想,那一刻,仿佛你也被短暂带离了地面,那是飞翔的感觉。

活着的人是集体记忆的容器

记者:过去你以整理“视觉文献”而闻名,现在从视觉文献到口述历史,促动你转变的因素是什么?

尔冬强:历史在飞速往前奔,我也在奔,但我是拼命往回奔,往历史深处奔。以前整理的都是物理景观,老房子、老家具、旧的器物等,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当然也是解读历史变化的一种凭据,但是这过程中我发现,还有大量不可见的东西埋藏在民间,它和精神层面的历史解读有关。一代人不在了,这些东西也就没有了,这些还活着的人,是集体记忆的容器,盛放了中国变化的各种个体记忆。他们的记忆,是历史书上所没有的,因为这些人都很普通,但历史的进程在每一个身体上都会留下痕迹。

记者:为什么如此着迷历史?

尔冬强:我在青浦金泽有个视觉文献中心,里面设了一个名人堂,有200多个清代、民国以来的名人照片,当年他们都是了不得的人物。我觉得,应该把他们的价值从历史黑洞里打捞出来。

记者:为朱家角做口述历史,是否与你的古镇情结有关?

尔冬强:1965年的秋天,我六岁,父亲说,你马上要读书了,应该让你多看一些东西。他带我去了朱家角郊游。对于一个在城市里出生、长大的孩子来说,朱家角的一切都是新奇、好玩的:宽阔的漕港河,往来如织的船舶,好像有着运不完的货物,高耸的放生桥,赶集的乡人,脸上带着知足和安详。后来,我长时间流连于中国乡村,拍摄了大量有关中国乡土文化、民间艺术的题材,我想,那都与儿时江南水乡给予我的文化记忆有关。1980年代后期,我有机会和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教授合作拍摄大型画册《江南古镇》,当时我开着新买的吉普车,深入走访了江南50余个古镇。重温儿时的美好感觉,让我非常快乐。

记者:你在朱家角,以什么方式进行工作?

尔冬强:我们这个工作团队在八个月的时间里采访了150位朱家角民众,涉及三百六十行,大部分用MP3录了音,本书最终定稿选择了120个人的口述故事,我为其中百余位被访者拍摄了人物肖像。当时,为了采访这些茶客,还专门在朱家角北大街开了一间茶楼,在氤氲着沧桑历史的老屋里,与茶客品茗长谈。这些茶客,有米老板、油漆匠、卖油徒,有些行业,已经逐渐消失,关于这些行业的口述历史资料,弥足珍贵。

记者:怎么看待口述历史的价值?它是否也会出错?

尔冬强:因为是口述历史,有的人会因为时间久远出现记忆偏差,还有的人会故意夸张或者掩饰,但这都不要紧,哪怕添油加醋而演变成了传奇。因为受访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回溯历史,难免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同样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他的口述可以衍化出许多版本,除了遗忘,选择性记忆也是主要因素。因此,我们的几个采集员,总是多次上门采访,有的多达五六次。

他们有着和父亲相同的表情

记者:你即将推出一部上海美国学校的口述史。最早你通过什么途径接触到上海美国学校的师生?

尔冬强:1990年代中期,我在绍兴路开了一家“汉源书店“,在那里,我结识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通”,他们中的许多人出生在中国或在上海生活过。我和我太太常常在书店遇到会说上海话、苏州话、绍兴话或宁波话的西方人,这中间就有许多当年美国学校的学生。

记者:什么原因让你决定做这样一本书?

尔冬强:我和泰迪(韩立森,上海美国学校校友)也是在书店认识的,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下定决心要为这一群可爱的人编一本口述历史的图文画册。我为他们做问卷记录,让他们叙述个人历史、家庭故事,并提供家庭相册。透过这些,我看到了过去150年里这些活跃在中国大地的西方人的身影,他们中有传教士、医生、教师、商人、军人和领事官员,其中许多侨民在华已有四、五代人的历史。

记者:采访中遇到过哪些有趣故事?

尔冬强:很多故事都很有意思。比如有对夫妻把孩子留在上海美国学校,两口子跑到太行山打游击去了,他们的经历类似白求恩。当年有一大批白求恩这样的人物,今天被大家遗忘了。我要做的,就是把他们挖掘出来。

记者:做口述历史,你得到的最大快乐是什么?

尔冬强:在编上海美国学校一书过程中,我看着泰迪为我拍摄的工作照,看见那个站在美国旗帜下已经不再年轻的我时,真是百感交集。我弄不明白自己父母、祖父母的故事,却执着地为另外一些看似不相干却是生活在他们同时代的人们,编了一本如此丰富的书,这令我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而这一切,都只因为他们有着和我父亲相同的表情:快乐、阳光,带着那个时代的温暖。

记者:书出版后,你还计划把这些故事搬上银幕,你会自己做导演么?

尔冬强:相比这些主人公传奇的一生,书中拾掇的只是冰山一角,因为书中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可以编写一本厚重的非虚构小说,这也许是我后半生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所有的故事都是为电影准备的脚本,我一直很想拍自己的电影。

记者:你和你的口述历史对象之间,是否会建立起比较深的感情?

尔冬强:2008年在上海美国学校的聚会上,我对那些受访的老人们说:各位长辈,我能够和你们促膝而谈,倾听你们的生命故事,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说实话,看见这些与我父母同时代的人,经历了那么多战争的离乱,今天依然健康快乐地生活,由衷地为他们高兴,我非常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光。我自己的父母已经离世,但我会像孝敬自己亲生父母那样来孝敬他们。

做口述历史有种紧迫感

记者:你的下一部口述历史著作《尔冬强和108个台湾老兵》,目前进展如何?

尔冬强:我去年去了两次台湾,但采访还远远没有结束。台湾不缺口述历史著作,我在那里买了一本厚厚的口述历史目录,几乎每一个条目都有人在做。我在仔细研究之后,觉得还有我自己的空间和角度。

记者:接下来,你还有哪些计划?

尔冬强:我的计划是一年做一本口述历史的书。这几年,我一直有种紧迫感,很多人故世了,他的记忆也被彻底带走了。

记者:口述历史真正做起来,是不是很困难?

尔冬强:其实,我做的事情是人家不愿意做的事,并不是别人做不了。比如做《尔冬强和108个茶客》,会有人问我,这种书卖得掉么?很多书我都是自费出版,不一定能收回投资。

记者:你平时总是很早就开始一天的工作吗?

尔冬强:天气好的话,我五六点钟就起来工作,外出拍照;天气不好会起得晚一点,八九点钟到工作室。坚持天天去拍照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一个习惯,所以,基本上不在工作室,就是在外面工作。

记者:在上海,你通常会在哪里出没?

尔冬强:我回上海后大多时间在工作室。在城市里我不喜欢开车,坚持步行,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我对上海的老建筑有感情,每当有外国朋友来上海旅游考察,我会带着他们在不同的路线散步参观,一般是复兴路、思南路、瑞金二路那一带的老租界和装饰艺术建筑线路,可以比较深入地去了解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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