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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业英先生又说错了——五评《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

原标题:曾业英先生又说错了——五评《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

蔡锷(1882-1916)

在上一期的《曾业英先生又说错了》(四评)一文中,笔者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在今年第9期《史学月刊》上发表的《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中,为了证明“梁启超所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竟将吴其昌事隔一二十年之后关于蔡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的“回忆说词”,当成梁启超所说之言,并经过其“论证”,断定“梁启超所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并以此作为判定蔡锷1900年未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主要证据之一,是不能服众的。笔者的理由很简单,即曾先生未经细致的考证和辨伪,就认定吴其昌事隔一二十年之后的“回忆说词”就是“梁启超所说”是站不脚的。倘若梁启超地下有知,也一定会在阴间大呼冤枉的。因为1902年,梁启超就在其《三十自述》中写道:“七月急归沪,方思有所效,抵沪之翌日,而汉口难作,唐、林、李、蔡、黎、傅诸烈,先后就义,公私皆不获有所救。”所以,曾先生用以证明 “梁启超所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头一个关键问题”纯粹是做了无用功。

除了以上曾先生证明所谓“梁启超所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头一个关键问题”之外,曾先生的第二个“关键问题”就是所谓“查明梁启超抵沪时黄忠浩是否驻军湖南”。接着,曾先生通过引用张之洞调黄忠浩率军赴鄂的电文和当时的《申报》《中外日报》有关黄忠浩率军抵鄂的报道,得出结论:“黄忠浩6月底或7月上旬的确已应张之洞之调离开湖南率部移驻湖北武汉了”。“所以梁启超所说‘松坡那时年龄最小,唐先生看他还不能担任什么重要的职务,临起事的前半月,叫他带封信回湖南找黄泽生先生(宗[忠]浩)’……等等情节,毫无利(曾先生原文如此,应为“例”)外,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事”。

梁启超(1873~1929)

曾先生利用扎实史料并经过论证,认为梁启超所说唐才常叫蔡锷带封信回湖南找黄忠浩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其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曾业英因此进而断定“梁启超所说的故事,固然绘声绘色,十分可爱,却被事实证明是不可信的”,就未必也正确了。

列宁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那么,曾先生“向同一方向的一小步”为什么又“变成错误”了呢?这是因为,第一,关于蔡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之事,并不是只有梁启超知道并说起(唐才质、李文汉也有类似的说法,但曾业英在其文章中认为他们的说法源于梁启超1926年的《蔡松坡遗事》一文),也并非梁氏一家之言。笔者在本文的第二期中就曾提及,张伯桢在《自立会始末记》中说过:“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夏秋之间,唐才常与梁启超、林圭、秦鼎彝(力山)、吴禄贞等会于日本东京,共商拟于长江沿岸利用会党举义,藉以夺取武汉以为基地;乃推林圭为首,回国与各会党联系,因林圭与哥老会中人多所素习,易于结纳故也。同行者有秦鼎彝、蔡艮寅(松坡)、田邦璇、傅慈祥、黎科、郑保晟、蔡承煜等人。”而且蔡锷逝世后报刊介绍其生平事迹的文章中对于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唐才常‘勤王’起义之事也多有提及。如笔者前文所述,梁启超在1916年12月中旬的《祭蔡松坡文》一文中就提及蔡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之事,而且1917年1月出版的《中华童子界》上有《蔡锷小史》一文,其中第一句就说:“蔡君松坡,原名艮寅,庚子岁汉口革命,君与其事,更名锷。”文中还进一步说:“及庚子夏,唐才常谋在汉口起义,君及同学诸人,多归国参与其事。事败之日,君及范源廉,以先时他出,得免于难。”这些都比曾先生所谓梁启超1926年11月才“首开了这一说法”的观点整整提前了十年。而且笔者还发现,有报纸从1916年12月6日起就连载了《蔡松波先生事略》的长篇报道(详见下图),其中写道:“蔡君松坡,原名艮寅,以庚子与汉口革命,更名锷。”“及庚子夏,唐才常谋在汉口起义,君及同学诸人,多归国参与其事。事败之日,君及范源廉,以先时他出,得免于难。”(刘达武编撰的蔡锷年谱所说“公以任务他出,得免,仍返横滨,改今名”也应源于此)这比笔者发现的梁启超1916年12月中旬首提蔡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之事的《祭蔡松坡文》一文也早了十多天。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蔡松波先生事略》一文的编者在引言中还特别说明,其中内容为“采辑所及”而来。所有这一切充分证明,除了梁启超之外,当时知道蔡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的还大有人在,而且还早于梁启超说出的这一“秘密”!由此可见,梁启超所说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唐才常“勤王”起义的故事在当时也并不“新鲜”。因此,曾先生仅以梁启超一人所说唐才常叫蔡锷带封信回湖南找黄忠浩之事有误,就否定在梁启超之前的其他人肯定的蔡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之事,显然是片面的,且过于草率,也难以服人。

来源:某报1916年12月6日

第二,《蔡松波先生事略》既然说“事败之日,君及范源廉,以先时他出,得免于难”,也就证明蔡锷当时已在武汉而且与唐才常在一起,只是8月21日晚唐才常等人在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被捕之时,蔡锷恰好正在外面执行任务,因而得免于难。那么蔡锷外出担任什么任务呢?梁启超说是唐才常派他前去联络黄忠浩,也是极有可能的。因为当年梁启超与唐才常在长沙办时务学堂时,与时在长沙练军的黄忠浩往来密切,蔡锷也应当认识黄忠浩。而且起义失败后,在死亡线上幸存下来的梁、蔡师生再度聚首日本之时,也必定谈及过蔡锷脱险的经历,而梁启超在事隔多年之后将黄忠浩当时的位置由汉口误为以前的湖南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所以,目前限于史料,我们尚难以全面深入地了解蔡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及幸免于难的详细、准确的情况,只能通过当年与蔡锷共同参加过此次起义的幸存者或当时与蔡锷有较多交往的人的回忆来证实此事。尽管他们的回忆中个别细节经不起推敲甚至后来证明是错误,但蔡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的基本事实是清楚的、且有多方证明,因此是不容否定的。就这个意义而言,梁启超所说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唐才常‘勤王’起义的故事,虽然难免略有瑕疵,但仍然“绘声绘色,十分可爱”。

唐才常(1867~1900)

最后,笔者想借曾先生今年在其《沈翔云回国参加过自立军起义考辨》一文中的结尾,作为本期的结尾:“历史当事人的记述,不论是当时留存的档案,还是事后的追忆,都可能因为主、客观的种种原因,出现这样那样的真与伪或者真伪并存的现象。因而只有对其所记述的人和事,进行全面的考察,逐一辨明其真伪之后,才能对所涉全部人和事做出能否成立的判断。绝不能仅仅依据辩明其中个别人和事的真伪,轻率否定或肯定其所涉的其他人和事。既不能因其中某人某事被证明是不真实的,便以此为据判定其所涉的其他人或事也是不真实的。也不能因其中某人某事被证明是真实的,便以此为据判定其所涉的其他人或事也是真实的。惟有如此,才不致陷入顾此失彼、按下葫芦起来瓢的窘境。”(未完待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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