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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短评|一次诚心诚意的邀请──谈《安提戈涅》的现代化改编

原标题:青年短评|一次诚心诚意的邀请──谈《安提戈涅》的现代化改编

导读

由爱丁堡前沿剧展引进的法国纯真剧团版《安提戈涅》对这部经典进行了显而易见的当代年轻化呈现,热烈、活波、大胆的气质喷涌而出。这些散散落落的现代化改编使古典悲剧带上一些当代新内涵的同时,也削弱了原作的思想力度。但若我们换个标准,也许会发现其可指摘的地方并不多。它健康的年轻化倾向和大胆成熟的舞台处理,使这部戏成为一次对古希腊亲民处理的成功尝试。

法国纯真剧团(CieLa Naïve)的《安提戈涅》(Antigone)由爱丁堡前沿剧展引进,策展人水晶在手记里写:“我第一次意识到:古希腊悲剧可以这样演,2457年前的故事,可以离我们这么近。”当观众走进剧场去看一场古典悲剧,在情节展开和结局都非常易得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对经典的新编,没有主创的个人理解与二度创造,大概很容易就看到如彼得·布鲁克所说“僵死的戏剧”。水晶说,“我很晚才开始对古希腊悲剧产生兴趣,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古希腊悲剧都排得太难看了”。这大概也是纯真剧团版《安提戈涅》打动她并使她决定引进的理由。

《安提戈涅》有无数个版本,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了一个西方文化的母题,来自南法的这版《安提戈涅》的确离我们很近,有一种一开场就扑面而来的亲和力。由一只从幕布里伸出来的,妖娆又有力,光线强烈对比的舞动着的手臂开始,戏剧借助忒瑞西阿斯置身局外的叙述者身份,使你好像闯入了一个异域之夜、进入了一间小酒吧、遇到了一名风情万种的脱口秀歌手,抹掉表演假定性,亲切友好、循循善诱、实实在在地把这个故事演绎了一遍。不要求你提前做功课,歌手甚至会跑上来做前史介绍和即时评论,生怕你有理解障碍。在布景与道具上,这版《安提戈涅》也格外引人注目。舞台被分成了两部分,一个位于中心的酷似小型斗兽场、铺满红沙的圆形跑道,和边角处歌手的小方桌吧台。每一幕中,总是只有两三个人周旋在圆台里,充满张力的二人对抗集中表现了人物能量的交锋与消长,使大部分已经对剧情熟悉的观众,注意力并不集中在剧情是怎样展开上,而更集中在心灵冲突的时刻。

《安提戈涅》剧照

Laurence Hebrard 摄影

在当代,似乎很少再有拖曳着古希腊长袍的克瑞翁与安提戈涅了,但这一版还是相当跳脱地把服装改成了西装与牛仔裤,还有士兵的迷彩服、穆斯林的头纱。除了距离观众更近以外,也是对当代问题的态度表达,一种对政治生态的反映。色彩是这版《安提戈涅》宣传的一个亮点,撞色的视觉设计的确提升了悲剧的感染力,使这个极简的舞台蒙上了一层热烈的气质。摇滚配乐也体现了年轻化的追求。不过我认为,这版《安提戈涅》最突出的还是幽默感,是喜剧因素带来的活力与热情。导演从《安提戈涅》剧本中抽出了预言者角色,把他变成了一位异装歌手。从幕布后跳出一个噙着红玫瑰、金发红裙、盛装的“男人”,“他”热情、大胆、诚挚,光彩照人,半坐高脚凳,妖娆吐槽:“我爱西语,ao的音发起来如此浑圆真是太好听了!再看看法语!e都不发音!导致我们都没办法好好念ANTIGONE这个词了!在法语里就变成了安提贡!安提贡──不、好、听!你听安提──戈──纳──多么好听!”──这时,观众无法不发笑。口述的“戏中戏”形式,并不稀奇,插科打诨,也很常见,难得的是,口述时演员能够如此紧密地把握包袱的节奏,调动现场的气氛,可见熟稔程度。歌手的舞台职能有多个,其中一个,是他负责打亮观众席的灯光,拉出“忒拜城人民”,这一个小小的设计,虽很难说做出了深意,却也是一个有趣的亮点。如主创所说,他们学习了阿尔莫多瓦“在悲剧中寻找喜剧元素”的能力,除异装歌手外,舞台放大了卫兵在原作中的话痨倾向,使他真变成了一个滔滔不绝的滑稽人物,与克瑞翁的不苟言笑形成了对比,最终被恼怒的克瑞翁割了半个舌头;克瑞翁无法直视安提戈涅不戴纱巾的样貌,屡次被这个困扰;姐姐伊斯墨涅向克瑞翁求情时,着重强调安提戈涅的女性身体特征,不顾克瑞翁在一旁的尴尬。这些为展现女权设计的一些桥段虽沉重,但某种程度上依旧充满了喜剧性。

但就创造一部伟大的当代《安提戈涅》来说,这个版本的《安提戈涅》也许是生趣有余,而深刻不足了。纯真剧团版《安提戈涅》改变了演员的服装,尽管他们嘴中的台词内容还是王国与国王,然而,如果说西装仔裤和迷彩服还只是一种现代化呼应,如同摇滚乐一样,那么穆斯林纱巾就有明确的政治指向了。所以当安提戈涅披着头纱上场且对戴不戴头纱这个问题反复争论时,我们便可以讨论一下这部剧的表达重心。毫无疑问,舞台主要表达和突出了安提戈涅是“一个强有力的呐喊”,是一种正义的象征,是“我们有权利说不”。她是一个坚持反抗邪恶极权统治的独立个体,一个为女性权利牺牲的先驱,代表了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但是,诚如索福克勒斯原作中的重点台词,‘对那个的礼敬,在这个看来就是对他的不敬’,对《安提戈涅》过于简单的解读亦是对这一伟大悲剧的‘不公正’”[1]。当我们说到《安提戈涅》时,我们会想到什么?不可调和的冲突,各有依据的对立,情与理的交锋,自然法与现世法的矛盾,城邦利益与家庭伦理?但这些内容似乎都没有出现在这一版《安提戈涅》中。它突出了“历史上第一个说不的女人”和“反抗强权与国家机器的斗士”,把这两个标签结合,的确很容易就能推导出伊斯兰文化氛围这个当代环境的联想。可这个联想是否过于偷懒了呢?毫无疑问,安提戈涅是第一个说不的女性形象,但直接将其抬高到女权运动的高度是否需要更加谨慎呢?尤其在演员台词没有大改,并未展开更多关于女权的内容的情况下,以投影仪放映女权运动图像,投映妇女运动和马拉拉,我看到的只是过于欧洲左派的政治正确。安提戈涅确是反抗权威和强权的斗士,但原作中两方的矛盾是难以调和且相互制衡的,而把她置于伊斯兰国家吞噬个人的环境中,“相互制衡”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边倒”,宣传中说“为她涂上20世纪西班牙抗争者洛尔迦的悲情色彩”,是否同样有生硬之嫌?

《安提戈涅》剧照

Laurence Hebrard 摄影

不过,就像我认为这部《安提戈涅》最大的特色是幽默一样,它在处理这些主题时,并没有在某一个位置集中使力,总体来说,它尊重原著,大部分元素的添加和改编是为了增添亲和的效果。虽然主线毋庸置疑突出了安提戈涅的“反抗”,可它并没有花大工夫去探讨“正义”,或者公民的沉默。这儿撒一些,那儿撒一点儿,在很多值得“改编”的地方进行改编,总体是为了幽默感与亲和力。在这些改编中,有两点比较打动我。

一是忒瑞西阿斯的双性身份。在舞台上,他有几重身份,在圆台外,他变相承担了原作中歌队长的角色,他是异装歌手,是打灯人,是可以直接对克瑞翁进行评论、与之对话的观众;在圆台内,他是原剧作中的预言者。但他自己,同时又有双性身份,是一个光彩照人、毫不掩饰地展示自己魅力的跨性别者或同性恋者,他在舞台上唱歌、跳舞、喝酒、指挥演员、调侃观众,或者直接用这个身份与演员对话。原剧中克瑞翁直接把安提戈涅囚禁在了石洞,而这版演出则把重点放在了安提戈涅对克瑞翁几番犹豫的痛斥,“如果把我吊起来,我就会衣不遮体有辱风化,而且如果我可以像男人一样死,那就意味着我也可以享受和男人一样的权利”,最终她选择了在石洞中赤身裸体地自杀。“让身体裸露出来”这一诉求几番被安提戈涅提出,比如她数次扯掉纱巾。我总觉得这与异装歌手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呼应。他披戴金发、穿开衩亮片红裙、戴红色长手套,这不也是对自己身体的一种自由处置吗?只不过他身处现代社会,而我们──坐在观众席上的我们要包容得多。这种包容的差距在他与失去了弟弟的士兵的聊天中得到了触发,使得这部戏在他身上突破了安提戈涅身上女权主义的界限,直达共通的人性的抗争。不止于某个性别的觉醒,而是关于整个人类的爱的觉醒,自由意识的觉醒。他赋予了这部戏更丰富也更复杂的外延意涵。

二是克瑞翁与儿子海蒙、儿媳安提戈涅的着装,西装与仔裤使他们关于王国与国王的台词蒙上了一层现代化的投射,使自然法和现世法,或法律实证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带有了更多权力与自由的冲突的意味,变成了世俗与理想,或与纯真的两难。在我看来,并不完全是英雄般的安提戈涅和大反派克瑞翁,不是弱小坚定―暴虐恶心这样的两两对立。克瑞翁首次上场时跌跌撞撞、费力拖着剑、被西服衬衫勒得喘不过气,少了原剧中的沉着,观众可以一眼看到他的疲累、焦灼与不苟言笑。安提戈涅也少了原剧中的冷静,她穿着仔裤,瘦弱而沉默,一动起来幅度就非常大,像个青春期的小兽,像个少女,或青少年反抗者。在二人互相倾诉或痛斥的两难中,我看到了熟悉的家长与孩子的对立。

总体来看,可指摘的地方并不多,如导演自己说,这部戏的创作初衷,是为青少年而作。它的确是一个富有亲和力的切入口,颠覆三观并不是这出戏的目的。如果你从未接触过古希腊戏剧,甚至很少走进剧场,那么这部戏是一次诚心诚意的邀请。

注释

[1]费洛凡:《安提戈涅还是〈安提戈涅〉?社会意义的‘公正’与经典解释的‘不公正’》, 微信公众号“新记者”,2017年9月25日。

(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17年11月总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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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冠赋:南京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戏剧与影视评论》是中国戏剧出版社与南京大学合办的双月刊

创办于2014年7月

由南大戏剧影视艺术系负责组稿与编辑

本刊以推动中国当代戏剧与影视创作的充分“现代化”为宗旨

拒绝权力与金钱的污染,坚持“说真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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