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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文人群体与文学主潮

原标题:京畿文人群体与文学主潮

东汉建都洛阳,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地区成为京畿之地。历史上,京畿文化精英往往是国家主流意识的代表,他们是否作为、怎样作为,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家文化发展的方向。东汉中州文人群体就引领了一代主流文学的发展。

东汉的“中州文人”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汉安帝以后崛起的中州本土文士群,南阳刘珍、南阳张衡、陈留蔡邕、谯县曹操都是一代宗师,他们引领了汉魏文学主潮;二是以杜笃、班固、傅毅、崔骃等为代表的流寓文士,他们是东汉前60年间最富有创作活力的文学大家;三是皇室文人,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汉灵帝、东平王刘苍、和帝邓皇后等都博学好文,尊崇经学,器重文学之士,借重于政治文化制导权运转全局,通过文学取士制度干预国家文学发展的方向。

文学发展既需要长期的积淀,也需要良好的发展机遇。京畿之地为东汉中州文士提供了快速成长的适宜环境,也为他们带来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

东汉中州文坛上,率先崛起的是来自南阳、生活在洛阳的皇族文学力量。光武帝刘秀为皇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经学教育规制,培养了文德并修的良好家风,这是东汉皇族文才辈出的重要因素。历史上,皇帝诏书绝大多数由文臣代笔,东汉的光武帝、明帝、章帝、明帝马后、和熹邓后等人却经常亲自撰作诏令。这些政令文依照儒家经义立意,博征“六经七纬”之文,颇具个性色彩。光武帝的自作诏恢弘大气、随性自然,抒情时一往情深,训导时循循善诱,叱责时则语气凌厉。汉明帝的自作诏简劲严明,一如他严厉果决的行事风格。汉章帝的自作诏最富人情味,情意淳厚,节奏舒缓,俨然宽厚仁慈的长者。明帝马后和熹邓后的自作诏则富有母性特征,情感细腻,娓娓道来,如对面而语。东平王刘苍、沛王刘辅、临邑侯刘复、宗室子弟刘毅、刘珍等,也都积极参与国家礼乐文化建设,撰写了不少经典性奏疏、史传及赋颂,刘苍议论宗庙礼仪的奏议被誉为“一代典章”。东汉皇族以身作则,推崇经学,雅好文章,无形之中提升了“文”的地位,强化了以忠孝仁义为代表的核心价值观,也为文坛树立了榜样,《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称赞他们对当世文坛影响宏巨,说是“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

皇权时代,帝王的文化好尚、文化思想会对国家文化制度产生深刻影响。光武帝和汉明帝早年“颇略文华”,朝中文才匮乏。永平后期,明帝开始广泛征召文学名士进入东观(设在南宫的国家图书馆),著作国史,整理典籍,还亲自组织集体性文学创作活动,如令百官创作《神雀赋》,这些举措促进了文学良性发展。汉章帝“左右艺文”,推行文化平衡发展战略,既以“经明行修”取士,又开“文学取士”之路,把士大夫阶层的文学修养纳入执政能力考核,促使世家大族开始普遍重视文学教育。汉灵帝爱好新奇俗丽之文,以俗文艺取士,加速了汉末文学从渊雅深厚向通侻浅丽的转变。

继皇族而起是“攀龙附凤”的帝乡文化家族。南阳是光武帝故乡,也是功臣和外戚集中之地。帝乡文化家族如邓禹家族、贾复家族、李通家族、张衡家族、樊准家族等,多以功勋起家,转而修文,成功实现了文化转型。“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邓禹接受过系统的经学教育,文韬武略,他的“河北进策”是光武帝开国立基的纲领,朱熹将其与诸葛亮“隆中对”相提并论(《朱子语类》卷135)。邓禹家族注重文德教育,人才辈出,累世宠贵,史学家范晔誉之为“可为后世法”。临朝执政十几年的和熹邓后即邓禹之孙,东观文士邓嗣、蜀汉外交家邓芝都是邓禹之后。帝乡文学发达,名家云集,名作如海。樊准的《请兴儒学疏》被清康熙帝赞为“匡时之论”,左雄的奏议“台阁为式”,刘珍主纂的《东观汉记》为史学名著,出身皇族的刘毅和刘騊駼擅长史传赋颂,延笃与朱穆则是为蔡邕所仰慕的桓帝朝文坛领军人物,张衡的《四愁诗》、《二京赋》、《归田赋》皆凌轹一代,烛照千古,肇启汉晋文学“清风”。

整体上看,东汉中州文学史上,功臣家族要先人一步,从郡国士人发展起来的文学家族稍晚一些,多在章帝、和帝之际。起步较早的是汝南(今属驻马店市)家族群,成名于汉末却光耀于魏晋的是颍川(今属许昌市)家族群,陈留(今开封)的边劭、边让、蔡质、蔡邕、蔡文姬、阮瑀则是桓、灵、献时代的文学大腕。

汝南文学家族群凭借“经学优势”捷足先登,多出帝师。郅恽谙熟经学谶纬,为光武帝所赏识,拜为太子太傅,以《韩诗》教授(废)太子刘强。郅恽之子郅寿“明达有文章”,章帝特赐“汉文剑”予以褒奖。袁安家族兴起于明、章之际,以“易学”传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及四海,诸侯盟主袁绍、曹操帐下的文学家袁涣都是袁安之后。应劭家族在汉魏间以文学著称,七世通显,名扬天下,应瑒位列“建安七子”,与王粲、阮瑀等并驾齐驱。

颍川文学家族发达于汉末,他们的奠基者几乎都是通过“经明行修”的察举征辟之路,从郡县吏登上政治文化前台。汉魏之际,颍川文学家族得风气之先,由儒转法,成为汉魏文化转型的先锋。荀彧家族、陈群家族、钟浩家族就是其中的代表。颍川荀氏是荀子之后,安帝时的荀淑是开基祖。荀淑有八个儿子,英才俊爽,时人谓之“荀氏八龙”。荀彧、荀攸、荀昱都是曹操帐下奇谋之士,荀悦则是汉献帝身边的鸿儒文彦,以《前汉纪》和《申鉴》彪炳千古。颍川陈寔与党人领袖李膺、陈蕃齐名,兼通经学、谶纬及杂学,他的《异闻记》是早期志怪小说的代表作。陈寔祖孙(陈寔、陈纪、陈群)从经谶杂学及于刑名之学,自县小吏逐级升迁,官至三公,成为汉魏易代之际自平民成长为门阀的士族代表。颍川钟浩以刑律起家,其孙钟繇为书法名家,繇子钟毓与钟会都是魏晋名士,以刑法、书艺、文学、玄学著称于世。颍川文化家族突出的群体特征是应时达变,骋才济世,声隆于魏晋。

中州各地文化家族的崛起存在明显的时间先后和地理次序:帝城皇族→帝乡南阳→京都临近诸郡。这说明:政治优势、地理优势对文学文化发展影响巨大。

一代文学宗师的文化行旅,往往伴随文化连锁效应。群体式文学大家的迁徙则必然带来文学的空间流播,促使多个各具特色的文化区产生多维性质的文化交流,甚至为所历之地播撒下文化新生的种子。以蔡邕、阮瑀、王粲为代表的兖州文士群集中出现在汉末,他们流转南北,创作四方,带动了中州与江汉、吴会等地之间的深度文化交流。生长中州的三曹父子自是建安邺下文学辉煌的缔造者。经由曹氏父子的引领,自张衡肇启、由蔡邕光大的清丽华美、任情炫才的创作好尚蔚然而成时代新风。

东汉流寓文士大都集中在洛阳,或仕于东观,或游于太学,或为公卿辟除,多仕于中央政治文化机构。以班固、崔骃、傅毅、王逸等人为代表的流寓文士在京洛的文学活动往往受国家意识支配,他们在中州所提出的文学主张主要是国家意志的反映,他们在中州的文学创作与时政变革、文化建设乃至国运兴衰息息相关,其作品也借京畿这个典型的文化集散平台得以快速传播。这一点,正好体现出京畿文学的突出特色——集中反映国家意志,代表文化主流。京畿文学对全国产生较强的带动作用,关键也在于此。东汉外戚幕府拥有大量来自全国的著名文士,他们的身份和文学活动都有明显群体特色。东汉外戚主要来自南阳和关西。南阳外戚有阴、樊、邓、何四大家族,他们普遍崇尚内敛谨持的人格,关西外戚马、窦、梁三家子弟却比较外向豪放。幕主地域文化性格的差异使幕僚集团也各具特色:关西外戚幕府皆以关西文士为主,南阳外戚则很少受地域之限;关西外戚选贤以才学为先,南阳外戚则以德望为首;关西幕府多豪放之作,南阳幕府多典雅之文。

汉廷落实取士政策、推行文德教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先京师而后诸夏”,中州人才荟萃,常得风气之先。帝乡南阳则是一政治文化特区。自觉的帝乡意识促使东汉皇帝频频回乡巡视,更使他们从多个层面给予帝乡各种政策优待和人文关怀,帝乡文化现象由此诞生,帝乡文士群也因此快速崛起。特殊人文环境造就特殊的文化人群,特殊文化人群发挥特殊文化作用。京畿文人对国家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不只发生在东汉,其他时代也大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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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2003-10-29《中国文化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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