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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土地集中程度到底有多高

原标题:中国历史上的土地集中程度到底有多高

“土地兼并”是难以量化的概念。“富者阡陌连田,贫者无立锥之地”也是一种难以量化比较的文学描述。近代以来常用的地主和贫农的的含义则含糊不清:不同地区土地资源禀赋不同,按照土地面积核算,也许东三省的贫农所拥有的土地比江浙一带地主所拥有的土地还多。更何况,还有经营地主、恶霸地主等等不同的名目,这些含糊不清的概念会导致比较的困难(赵冈,2006)。不过,我们可以用地权分配的基尼系数来测量土地所有权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是常用的测量不平等的指标,在0-1之间。基尼系数为0,意味着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财富/收入/土地,绝对平等,为1则意味着一个人拥有了所有,其他人一无所有,绝对不平等。如果从收入分配不平等来看,按照一般看法, 基尼系数小于0.3 表示比较平均, 0.3~0.4 表示相对合理, 0.4~0.5 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 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不过,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总是大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因为财富只是收入的一部分来源。

中国历史学界曾经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土地分配不平等程度很高,而且朝代初期比较平均,朝代后期则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在量化方法引入之后,学者们利用鱼鳞图册[1]数据估算了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赵冈,秦晖,刘正山,田传浩)。按照我们的估算,在明朝和清朝,并不存在随着时间流逝,土地分配越来越不平等的现象(赵冈,2006;田传浩,方丽,2013)。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分家析产制度和明清时期快速的人口增长,导致了地权的分散,这种机制与权贵和豪强[2]的土地集中机制互相竞争,加总的结果并没有呈现一边倒的现象。

赵冈(2006)提供了一部分地区的原始土地分配数据,我们依据所给出的赵冈的原始分组数据,对明清及其以后的地权分配基尼系数进行了重新计算[3]。以洛伦兹折线方式计算出的中国明清以来地权分配的基尼系数均值为0.581,其中明清为0.613,而明清以后为0.523[4]。

图 4.11930年不同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分配基尼系数

这一组数据意味着什么?需要进行比较来看。首先,我们可以进行国别比较。在现有的民国时期的数据中,1932年国民政府内政部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各省地权分配基尼系数均值为0.546,其中,安徽省为0.610,河北省为0.520,浙江省为0.544。依据国际农业协会第一次世界农业普查的数据(转引自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计算得知,在1930年左右,中华民国的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563[5],加拿大为0.496,法兰西为0.653,德意志为0.880,意大利为0.761,美国为0.635。很显然,从国别比较来看,中国民国时期的土地分配不平等程度并不高,低于美国、德意志和意大利[6],仅仅略高于加拿大。

其次,我们可以对比家庭土地承包制之后的地权分配,虽然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但是承包权是在村庄内部按照人口或者劳动力进行均分的,因此可以比较土地承包权分配的基尼系数。由于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不同,因此在地区层面来看,土地分配也并非绝对平等。我们2000、2001、2009和2011年在中国几个省份进行过入户调查,估算了不同省份在不同时期村庄土地(承包权)分配基尼系数的平均值。

从总体来看,村庄承包地分配基尼系数的平均值为0.214,随着劳动力流动和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的发育,土地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农业经营大户通过土地租赁市场获得了较多的土地,一部分农户外出从事非农就业,不再经营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土地(使用权)分配的基尼系数均值仅为0.361。浙江是土地流转非常活跃的地区,耕地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574,大约和民国时期土地分配的全国水平差不多,但低于明清时期的水平。

很显然,明清以来,直到1930年代,中国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并不严重,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是中等或者中下游水平[8],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土地产权分为田面权和田底权,实际土地产权分配的基尼系数比我们目前的估计还要低,目前的估计仅仅考虑了田底权[9]。但是,比中国土地分配更不平等的国家,如美国、德意志、意大利并没有因为土地分配不平等而发生农民革命,也没有提出相应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诉求,而今天的中国,政策制定者们在持续提供方案,以促进土地的集中和“规模经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分配不平等及其背后隐含的政策含义。

既然中国土地分配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内并不严重,如果承认明末和清末农民生活贫困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10],那么很显然,不能将中国农民贫困主要归因于土地分配不平等。从农民起义的述求来看,反贪官、反苛捐杂税、反民族压迫的述求非常普遍,农民生活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归因于官民对立[11],苛捐杂税。此外,不能忽视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压力。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途径,大量的人口聚集于农业生产,导致了农业人口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中小地主也挣扎在贫困的边缘[12]。

此外,不能忽视明末的气候原因,低温、干旱和蝗灾导致了粮食减产和饥荒。晚期的官僚系统不能适应这种气候的冲击,为了维持帝国的统治反而增加农民的土地税收,将赤贫的农民进一步推向革命。而晚清的崩溃则要放到全球视角来看,欧洲崛起带来的压倒性优势进一步恶化了国内平民、农民的生存状况。事实上,不论是洋务运动还是百日维新,不论是海关的税务改革还是洋枪队,不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还是复古,清朝统治者和民间思想家主要是从工业改革、军事改革、政治改革来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土地问题上。1911年的武昌起义,也并非农村土地问题所导致的恶果。

到了今天,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兴起,大量的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农业经营收入已经不再是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通过土地市场提高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土地政策中的主要考量,此时担心的问题不再是土地分配是否太集中,而是农场规模小和土地细碎化。回头来看1930年代的世界不同国家土地分配情况,虽然美国、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土地分配不平等程度比中国更严重,但由于这三个国家都已经进入工业化阶段,农村土地分配不平等已经不再是影响这几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但此时的中国工业刚刚起步,基础非常薄弱,大量的劳动力仍然集聚在农业和农村,农村土地已经难以维系经济的正常运作,农村破产、乡村凋敝,贫下中农、雇农的生活处于困境。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和农民运动创造了动员的空间。

[1]鱼鳞图册是旧时为征派赋役和保护封建土地所有权而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册。册中将田地山塘挨次排列、丘段连缀地绘制在一起,标明所有人、四至,因其形似鱼鳞而被称为“鱼鳞图册”。

[2] 大地主(不论是权贵、豪强还是平民地主)一般而言会有更多的子孙,分家析产的速度也更快。

[3] 赵冈和刘正山曾经利用这组数据进行过估算,但弄错了基尼系数的估算方法,计算结果偏低,比如刘文估计的基尼系数几乎都不超过0.3,其均值为0.202,最小的为0.006,比家庭承包制按人均分的基尼系数还要低。因此需要重新估算一次。

[4] 赵冈的这三个估计值分别为0.428、0.472和0.330,也是错误估计的结果。

[5] 与国民党政府内政部的数据非常接近,两个互相印证,说明结果是可靠的。

[6] 更不用说巴西、南非、哥伦比亚、阿根廷、巴拉圭、肯尼亚等南美和非洲国家。

[8] 我们没有所有国家的样本,就已经找得到的国家和地区样本来看,中国1930年代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在世界范围内处于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或许那些缺乏数据的国家中还有一些国家比中国土地分配更平均,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土地分配不平等程度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9] 田底权又称田骨,田面权又称田皮。明清之后,两权发生了分离,一田两主,各有保障,完整的土地产权应该包括田底权和田面权,但在很多情况下,两者是分属于不同农户,田面权的所有者也可以将土地出租获取经营收入。鱼鳞图册以收税为目的,仅仅记录了田底权。不过,现在已经有不少学者根据新的包含了田底权和田面权的材料,重新估算了地权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10]包括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的凋敝现象不可否认,农民的生活水准十分低下,“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三座大山”指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其中帝国主义对应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封建主义对应的是官僚压迫和地主剥削。

[12] 高玉宝塑造的地主“周扒皮”,也要通过半夜鸡叫的方式来喊雇工上班,今天中国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民都不会半夜起来去农地里干活。贫雇农的生活十分辛苦,普通地主的生活水准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是普遍的贫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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