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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华:防范债市系统风险,需甄别债务性质、优化债务结构

原标题:毛振华:防范债市系统风险,需甄别债务性质、优化债务结构

11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7-2018)”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新常态迈向新阶段的中国宏观经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胡迺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平,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等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闫衍主持了发布会第二单元。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教授在第二单元发表了演讲。以下为毛振华教授讲话全文:

毛振华讲话

闫衍主持会议

回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是过度金融化、货币化以及金融体系的自由化。1929年后世界主要经济危机几乎都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基本上都是由债务危机引发的。因此,我们防范金融风险,需要高度关注债务问题。

今年来,尽管经济增速有所企稳回升,债务风险有所缓和,杠杆率呈现边际改善态势,但债务风险预警并没有解除,甚至有恶化可能。在此背景下,金融体系需要进一步加强改革和监管。2008年后,中国的稳增长政策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资本输出国,这对奠定中国今天在世界经济的地位功不可没,但它也带来了副作用,这就是中国出现了巨大的货币制造,以及高度的金融化,而巨量货币在股市、债市、房地产等领域轮番流动形成了不同的资产泡沫。我国货币化比率(M2/GDP)逐年上升并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16年我国货币化比率为208.31%,这意味着大概要2.1块钱的货币制造才能带来1块钱的GDP;反观美国,货币化比率约为70%,这意味着7毛多钱的货币发行,能够带来1块钱的GDP,这反映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速度不断加快。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由过度的货币化和金融自由化带来的,而中国恰恰利用金融过度的扩张和金融自由化当作稳增长的基本对策。近年稳增长、扩货币的政策边际效应在持续下降,我们应在政策上转轨,在防控风险方面要加大力度,才能有效地使中国经济走上健康增长的道路。如何做好金融风险防控,我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继续控制货币供给总量。要高度关注M2这个指标,要防止M2增速的反弹,特别是跳跃性的反弹。关注债务问题首先要看货币总量,因为债务是从货币体系产生的,债务是承载巨大货币存量的指标、通道和表现方式。M2释放出来以后会形成是一个债务体系。过去几年中国的M2增速与GDP增速的比值攀升到1.5,甚至接近2。2017年这一比值有了较大回调,M2增速大概在10%以内,GDP增速接近7%,这一调整从总量上看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去杠杆。当前,经济运行的风险主要是货币风险,货币风险的核心是货币供给总量过大。从这个角度讲,只有控制好货币供给总量,才能降低经济运行风险,否则巨量货币供给会金融市场不断地寻找加杠杆的机会。2015年以来股市、债市和房地产市场暴露的风险,以及消费金融产品的资产证券化等都反映出巨量的货币在寻求较高的回报,不停地在加杠杆。

第二,在总体降杠杆的过程中,要防止局部去杠杆引发的危机向其他领域传导而引发系统性风险。2014年起中国债券市场出现了一些违约。从长期来看,债券市场存在一定比例的违约是健康的,但从近期来看,我们要合理地区分,要看到结构性问题。现在整个债券市场中,政府和国有企业融资规模占比超过90%。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而民营企业的债务不会造成系统性的风险。

如何从债务角度防范系统性风险呢?这需要合理甄别债务的性质、进一步调整债务结构。一方面,持续推进债务分类甄别工作,完善国家及各级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另一方面,通过大腾挪实现债务转移,中央政府适度加杠杆;根据市场化、法制化原则,适时运用债转股工具,缓释短期债务风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对政府信用的延伸进行合理的界定和清晰的划分。对中央政府信用延伸的部分应该给予专项的处理。

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对巨额的债务没有足够的偿还能力,部分地方政府仍希望通过扩大债务基数进一步融资。对此,我有一个比较大胆的建议,国家可以以地方政府现有的债务基数为基础,将其全部转化为国债,财政部通过转移支付一次性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 问题,从而降低这些债务融资的成本,并化解地方政府负债风险。在此基础上,通过政策规范把地方政府未来的融资“卡住”,解决其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并构建长效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

明确和规范地方政府的债务性质是非常重要的。我在美国调研过美国的市政债券,美国市政债券就是项目债,单个项目债券由政府做担保,但资金不得挪作他用。我们现在融资平台为地方政府融资,还不让地方政府做担保,政府机构竞相推卸责任,这迟早可能出问题。目前,中国中央政府层面的债务规模不算大,即使将地方政府债务全部转化为国债,中央政府的负债水平也只是处于政府债务风险警戒线边缘,而且中国还有巨大的国有资产作为对冲机制。我们采取这个比较大胆的措施,关键要厘清责任、降低成本,开启中国政府债务的科学化、合理化管理的新征程。

第三,要把提升企业的股本率作为资本市场的基本政策,进一步为企业的资本补充创造条件。今年来,中国加大了IPO力度,总体看是好的。当然,这其中总会有一些不良分子,但我们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现在监管部门对造假上市处罚得太轻,一些企业赚取了巨额财富却只受到很轻的处罚,这是非常令人遗撼的。今后,进一步加大IPO和上市公司配股的力度。我支持中国证监会的政策,不要让资本市场的流通股去炒作,去限制IPO和配股。

毛振华讲话

第四,要进一步降低金融机构杠杆率。现在金融机构都在出清,表内资产向表外转移,金融风险的加剧主要体现在这个领域。2016年许多银行把不良资产打包,通过资产证券化表面上卖给了市场,实际上很多卖给了自己的资金池或者自己的理财部门。这些理财产品风险比较大,因为它们是资金池,投资者把钱给银行,银行并没有具体告诉投资者买了什么。然而,通过中介机构的包装,有的机构将90%以上的相关资产的信用等级化为AAA级。还有一些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也做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这些资产本身也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一部分申请不到信用卡的消费者在争取消费信贷或小额贷款。这类资产杠杆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有可能将风险传导至银行资产负债表。

会议现场

在金融去杠杆率的过程中,不仅要加强对资产出表的监管,还要加强对金融从业人员的监管。当前我国金融监管主要管的是机构,对从业人员的监管是不够的。我认为,中国银监会对贷款终身责任制的建立是非常科学和合理的。目前商业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还没有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金融风险大多是由从业人员制造的金融产品造成的。多数金融从业人员当年就能兑现他们的奖金,他们挣到钱后很快跳槽到别的部门或机构,出现风险基本不用承担责任。这些不合理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使部分金融从业人员不仅没有自觉防控风险,反而不惜伪造文件,放大业务风险。所以,监管机构要加大对从业人员的监管,要制定合理的激励和责任措施。这看似小问题,实际上是金融监管体系的核心问题,这个管好了才能守住防风险的底线。

第五,要提高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依靠政府投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走到一个边缘。过去政府主导的投资产生了大量负债,近年政府产业投资基金、PPP合作模式,以及部分开发区新的开发模式,都在变相拿财政的钱匹配银行的钱,这样层层加杠杆是非常危险的。在此背景下,关键要扩大民间投资。民间投资增速回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明确政府配置资源和企业配置资源的关系。在政府配置资源与企业家配置资源的背景下,对政策的选择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要加大投资力度,必须要优化投资结构。优化投资结构的核心是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家信心,发挥民间资本在配置资本中的关键性作用。这对中国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在中国面临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不同群体有不同的理解和侧重点的背景下,如何让企业家扩大投资、提高社会资本的运用,是我们应当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

参会嘉宾合影

中诚信集团(CCX)始创于1992年, 是国内第一家也是规模最大、业务范围最广泛、信誉最好、资质最完备的评级机构。主要从事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及信贷市场资信评级业务。此外,旗下中诚信亚太公司(CCXAP)在2012年获香港证监会颁发的第十类受规管业务牌照,在香港及亚太地区提供信贷评级服务。

中诚信坚持做最专业的独立信用评级服务提供商,二十多年来始终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在监管机构和投资者举办的各类行业评价中名列第一,并承做了中国资本市场几乎全部金融产品评级的第一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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