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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民国的美金公债舞弊案:贪污总额26.47亿,矛头直指孔祥熙

原标题:震惊民国的美金公债舞弊案:贪污总额26.47亿,矛头直指孔祥熙

本文作者杨天石,节选自《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原文引注从略。

发行公债是吸收社会资金、解决国家财政急需的重要办法。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国民政府为解决日益膨胀的财政需要,用美国对华五亿贷款中的一亿元作为基金,在西南、西北地区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每元折合国币20元。人民以国币购买,待抗战胜利后兑还美元。当时宣传称:“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人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其手续是,蒋介石以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主席名义,致函各省分会主任委员(省主席兼)、副主任委员(财政厅长兼),转令各市县劝储支会正副主委,按规定指标向各阶层摊派,照比率折缴国币,上解省劝储分会,向中央银行分行兑换美金公债券。实际上,由国民政府财政部交中央银行国库局分发各地银行销售。

同盟胜利美金公债虽有美金作底,但各地人民均采取多购不如少购,少购不如不购的消极态度,发行情况并不很好。至1943年秋末,全国实际售出还不到预定计划之半,约4300万美元。已购之人,也不很相信将来会兑还美金,因此大多在购得后即转手求脱。在黑市上,美金公债券一元仅值国币17~18元。但是,其后由于通货膨胀,国币贬值,美金公债券的价值逐渐提升,由美券一元可值国币30元发展至可值273元。

同盟胜利美金公债

由于美金公债券价格持续上涨,身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于1943年10月9日致函蒋介石,以“顾全政府之信誉”,“如不筹维办法,将来再请援助恐有妨碍”为由,申请于10月15日结束美金公债的发售。他向蒋表示,“当督促行局主管人员妥为办理,以期早日完成”[1]。届期,财政部密函国库局,命令立即停止销售美券,各地尚未售出的美券,全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上缴国库。

按道理,美金公债在销售了一段时期后停止销售,并无不可。但是,当时的国库局局长吕咸却从中看到机会,企图乘机舞弊,损公肥己。他于1944年1月命债券科科长熊国清代拟了一个签呈,中称:“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赀,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用副国家吸收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这份签呈写得冠冕堂皇,似乎既符合国家发行公债的目的,而且照顾到国库局员工的利益。但是,当时美券一元的最高市价已经飞涨到国币250元,而国库局的同人却可仍以20元的低价购得;尚未售出的美券五千余万元,其市价将达125亿国币。按照吕咸的办法,这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就可以成为国库局少数“同人”的囊中财富。对于这样一个损公肥私的签呈,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居然批了一个“可”字,并且加盖了“中央银行总裁”的官章[2]。

事实上,“调剂同人战时生活”也仍然是一句掩人耳目的官话。据后来在国民参政会上提案揭发的参政员陈赓雅说:吕咸取得合法手续后,于1944年2月首先孝敬孔祥熙美金公债券350万元,其后,又用以票换票,买空卖空的办法贪污美券近800万元。两项合计,共1150余万元,折合国币约26.47亿元[3]。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孔祥熙、吕咸等人如此明目张胆地舞弊、贪污,自然不能做得天衣无缝,船过无痕。1945年春,国库局的几个知情的年轻人开始向重庆国民政府秘密检举。3月19日,蒋介石日记云:“研究中央银行舞弊案。”[4]这一天的日记说明,几个年轻人的检举已经为蒋介石知悉,他开始注意美金公债的舞弊案了。此后,蒋介石日记中连续出现相关记载:

3月29日:“昨晚约侍从第二处组长与俞财政部长聚餐。与俞谈中央银行美金公债不清之数,责成其彻底追究。”

3月31日《本月大事预定表》:“彻查美金公债案。”

4月3日:“追究美金公债。”“处理战务以及中央银行美金公债案彻查计划。”“督促俞鸿钧办案。”

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发现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账目不请,开始重视,并且决定交财政部长俞鸿钧彻底查究。

俞鸿钧(1898~1960),广东新会人。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37年7月,任上海市长。1941年6月任财政部政务次长,步入财界。同年,兼任中央信托局局长。1944年11月,孔祥熙卸任财政部长,俞鸿钧继任。

俞鸿钧

俞鸿钧虽然和孔家渊源甚深,但是,查究美金公债案出于蒋介石的“钦命”,自然不敢怠慢。从蒋介石的下列日记可见,调查有进展,蒋介石逐渐发现问题所在。

4月7日蒋介石《上星期反省录》云:“美金公债与黄金舞弊案正在彻查中。”“黄金舞弊案”是差不多与美金公债案同时发生的另一案件。1944年3月,重庆国民政府宣称出售黄金,收缩通货。28日,财政部预定自当晚起,每两黄金售价由2万元增加至3.5万元。但财政部官员高秉坊等事先走漏消息,预知内情的达官贵人投机抢购,致使当日重庆出售黄金数字剧增,成为轰动一时的“黄金加价舞弊案”。4月20日,财政部将该案移送重庆实验地方法院审理。

俞鸿钧接手美金公债案后,于4月8日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查账报告,其情况是:“美金公债自停止出售以后,所剩五千万左右也几乎售完。买主用的都是一些堂名、别名,地址含糊不清,有的甚至是南京、上海等沦陷区的地址。”[5]蒋阅后认为“其中显有弊窦,应彻查”。当晚,蒋介石约陈布雷等人谈话,“指示查账手续”[6]。陈布雷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是蒋介石的亲信。蒋介石向陈布雷等“指示查账手续”,说明蒋进一步重视此事并且加强了调查力量。4月10日,蒋介石满有把握地在日记中写道:“考虑彻查美金公债案已得要领,不难追究也。”

要查,蒋介石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孔祥熙不在国内。1944年6月,孔祥熙被派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他患有膀胱结石病,会后即留在美国治病。1945年4月10日,蒋介石致电在纽约的孔祥熙,指出在停售美金公债后,仍有1100万余债券在继续交易,应予追缴。电称:“拟查美金公债剩余部分有壹千壹百余万元,预定户在停售后,付价给券,不合手续,应即将此壹千壹百余万元之债券,饬令该行经管人员负责,全数追缴归还国库,不得贻误,并将追缴之确数呈报。”4月11日,孔祥熙复电称:“此事当时经过实情为何,弟不详悉,已将钧电转主管局长迅剋遵办,并严令责成负责,追缴齐全。俟弟病稍愈,即当回国亲自处理。”[7]说“不详悉”,不是不清楚,也不是很清楚,可进可退;至于“迅剋遵办”,“严令责成”等语,都是老于官场的说法。

孔祥熙

通过追查,蒋介石已经初步掌握案情,但是,孔祥熙不回国,调查难以深入。4月14日,蒋介石日记云:“美金公债舞弊案已有头绪,须待庸之病痊回国也。”接到孔的复电后,蒋介石很失望,4月30日日记又云:“接庸之电,令人烦闷,痛苦不知所止。”“中央银行问题甚难解决也。”中央银行长期掌控在孔祥熙手中,其势力盘根错节,蒋介石已经感到,美金公债舞弊案和中央银行的问题比较棘手。

后来,蒋介石逐渐发现,有大量债券去向不明,曾经在《日记》“杂录”栏中记下了一组数字:“美金公债案:甲、各省市售出四千三百万元。乙、国库局交业务局五千四百万。丙、预售户有收据者只四千二百万。丁,尚差数一千六百六十余万元。”这1660余万美金公债的差额就是蒋介石要追查的地方。5月22日,蒋介石因中央银行业务局的黄金舞弊案发现重大嫌疑,电召孔祥熙速回[8]。

同年5月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日,选举国民党新一届中央委员。长期以来,孔祥熙的贪渎名声早已流传在外,口碑甚坏,但是,孔是蒋的姻亲,宋蔼龄、宋美龄都“护孔”,蒋在财政上也要依赖孔,因此,外间虽反孔,而蒋介石却常加维护。选举中,孔祥熙和粮食部长徐堪的票数都很低。后来选举常委时,孔祥熙竟至于落选。蒋介石感叹地在日记中写道:“其信望坠落至此,犹不知余往日维持之艰难也。可叹。”[9]同月28日,六届一中全会开幕,任务之一是解决行政院的改组问题。1938年1月,孔祥熙任行政院长,至1939年11月,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孔祥熙改任副院长。此后,社会“反孔”情绪更趋强烈,蒋介石不能不考虑“换马”。六届一中全会期间,蒋介石日记云:“为庸之兄副院长职务亦甚烦恼,但为党国计,不能不以公忘私也,苦痛极矣。”[10]从这一页日记不难看出,蒋介石既想甩开孔祥熙而又难于决断的矛盾心理。次日,蒋介石宣布,他本人和孔祥熙分别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职务,改以宋子文、翁文灏充任。6月1日,蒋介石考察干部状况,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孔祥熙的考语:“(庸之)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11]至此,孔祥熙不仅在政治上失势,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不堪了。

编辑:胡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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