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令钊:为中国造型 为民族设计

原标题:周令钊:为中国造型 为民族设计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简要回顾我院老一辈革命艺术家的历史,有助于年轻艺术家和莘莘学子了解他们的革命传统与艺术传统,薪火相传,再创辉煌。本期着重介绍周令钊先生与时代紧密结合,为中国造型,为民族设计的艺术创作。

年纪最小的画家:黄鹤楼大型壁画《全民抗战》

早在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周令钊先生才19岁时,就参加了武汉黄鹤楼抗日壁画《全民抗战》的创作。据1938年9月26日武汉的《新华日报》上刊登的一个叫密林的记者写的一篇报道,上面提到:“当你走过武昌汉阳门的时候,即可以望见黄鹤楼上的巨大的全民抗战的壁画,据说这是抗战以来的第一幅大画。”而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理论系教授、艺术与设计理论家王受之先生也说在美国看到过一本关于中国抗战历史的书中,有日军进城从这张大画下走过的照片,国内后来也有人刊登过,可惜照片不是太清晰。根据相关历史记载,这幅画是周恩来实际领导、郭沫若任厅长的三厅策划绘制的。主持创作活动的是三厅艺术处处长田汉和美术科代科长倪贻德。当时倪贻德召集美术科和漫画宣传队的人,有汪仲琼、韩尚义、周多、周令钊等画家,作为紧急任务,设计和制作这幅壁画。全画分前方、后方两个部分,前方由汪仲琼负责起稿,后方由周多起稿。主要描绘出前方抗日将士奋勇前进,后方军民合作,同仇敌忾。有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画面,如“欢送战士上前线”、“慰问抗日战士”、“挖战壕”、“抬伤员”、“运弹药”等,这些画面相互呼应。而前方、后方珠联璧合,融为一体,形成了这幅黄鹤楼下的大壁画。

1938年《全民抗战》壁画

草图完成当天就得到批准,照图施工,进行绘制创作。在当时条件下,要完成这一幅巨大的壁画是十分艰辛的。据参加过这幅画制作的画家周多回忆说:“设计初稿完成的当天,上级就批准了照样施工,紧张的战斗就开始了。因为城墙很高,不是梯子可以达到的,首先在孔明灯下的城墙边用粗木料搭脚手架,再铺上木板,便于施工。颜料有油画的,也有油漆的,当时因陋就简,有什么用什么。在墙上绘画,最低限度也要将城墙的砖缝隙和凹凸不平处用石灰抹平。可是由于形势紧张,时间紧迫,来不及这样做,只拔掉墙缝的杂草,扫除飞尘砂土。绘画时很费劲地涂抹颜料和油漆,可是城墙上的原底色还是没有盖住。

“当时的天气对我们施工是很不利的。处暑初秋,烈日当空,城墙晒得发烫,我们只戴草帽,背上晒得像针扎一样地疼痛,汗流浃背,毛巾湿透了,拧干了再用,实在受不了,就下来站在墙阴角里唯一的一棵树下,喝几口水,喘几口气,再爬上脚手架继续干!我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凭着血气方刚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不怕汗水淌,不叫苦和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复一日,终于完成了。”最后,田汉在验收时指出前方部分的空隙间应增加三组画面,又由周令钊补画,画面是群众环立街头,听一位演说家讲话。熟悉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演说家是郭沫若。

当时三厅和文协集结了来自全国的文学、艺术、美术、音乐界人士组成“名流内阁”,号称“五百罗汉会江城”。其中进步的革命左派人士占据主导地位。具体负责设计制作这幅画的领导人是田汉,设计者有周多、汪仲琼、韩尚义等。参与绘制的有王式廓、李可染、沈同衡和周令钊等多人。而王受之先生曾经有次和漫画家廖冰兄先生讲起抗战时期的美术创作时,廖先生说曾在武汉沦陷前看见周令钊先生的绘画,虽然他年纪很小,但是在廖老看来,他当时就已经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因此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在1938年9月前后,日军快要攻占武汉的时候,当时隶属于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的美术科和漫画宣传队在武昌面对长江的黄鹤楼高大的石壁上创作了一张很大的全国军民抗日图,好多画家参与了创作,这张画实在太大,日军占领武汉之后,花了很大的气力都没能够完全毁坏它。廖先生说:周先生年纪最小,因此用梯子吊在黄鹤楼上,他左右摆动着梯子画整幅大画上面部分,很精彩。

1984年黄鹤楼陶瓷壁画《白云黄鹤》彩墨稿(中国美术馆藏)

经典之作:开国大典天安门上的毛泽东主席像

那是在1948年临近解放前夕,在北平正进行着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会场设在六国饭店,艺专领导派周令钊带领学生去布置会场。会场两边共有八个柱头,挂八块红色的圆形牌子,牌子上部是一只白色和平鸽,下面写黑字,是和平谈判八项条件。主席座后面墙上悬挂一幅毛主席像,可以说是最早挂的毛主席像。当时领导拿了好几张像片让他挑选,他选中了戴八角帽、面带微笑的那张主席像。他觉得那个微笑是胜利的微笑,毛主席敞开领子,非常潇洒。在他的印象中,毛泽东既是一个英明的领袖,又是个浪漫的诗人,革命浪漫主义的诗人。他觉得那个像的风度很接近,就挑中了画,在红底上用黑白灰色画像,光线一照,整场的色彩效果很正、很精神、又协调。事后听说领导同志对会场的布置设计很满意。可能正因为有了前面这个画像的基础,后来才通知他去画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像。

一开始是美院领导江丰安排他去画的,江丰先生是延安来的艺术家,随解放军进城的,他们坐着吉普车绕天安门城楼走了一圈,商量开国大典的会场布置。城门洞上画什么?还提过画工农兵的方案,后来与中央的要求是一致的,那就是应挂毛主席像。

画像是在天安门城楼大殿东侧的台上,搭了个脚手架露天画的。那时候条件很差,更没有升降机、放大机之类的设备。画很大,是用马口铁皮钉在木架子上作底子,用油画颜料直接画的。毛主席的像片不大,先用透明纸在上面打格,然后放大再放大,用裁缝用的粉线袋弹线打格放大,他的夫人陈若菊老师也去帮忙,画这么大幅的领袖像,他们也没有什么经验,靠的是一股热情,对祖国的解放、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对毛主席的无限敬仰的感情,画得非常用心,觉得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而且,解放前他在上海,看到英国兵、日本鬼子对待中国老百姓的欺凌,国民党对待革命青年的血腥镇压,多少伤痛经历在心头。“山那边啊好地方”,他们在国统区,多少年向往延安,现在延安过来了,他们画毛主席像,迎接开国大典,心情无法形容,是他一生中太难忘太激动的事情了。

毛主席像画好后,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元帅前来视察。他认为像画得不错,但开国大典是个庄重严肃的日子,主席的敞领还是应该扣上的好,所以他们又赶紧修改成扣上。画完回到美院宿舍刚要休息,天安门的负责同志又来敲门,说领导上看了觉得毛主席像下面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应该改掉,不太协调。于是周令钊又去了天安门,当时像已经挂在城楼上了,几架大的聚光灯照得通亮。为了登高改画,临时用三个梯子接起来,用铁丝、麻绳缠得很结实,他一手拿画板,一手拿画笔,晃悠悠地爬上去改,涂掉字画成衣服的颜色,画像有4米多宽,够不着还要下来挪动梯子,直到看不出改动的痕迹才离开,那是天已亮了。他们赶到学校和中央美院的师生一起去参加了开国大典,队伍在历史博物馆旁边,周令钊和陈若菊在队伍里面,他们远远望去,觉得毛主席像画得像,而且很精神,同事们也认为不错,这才放下心来。遗憾的是,当时限于条件,像是画在铁皮上的,油画颜料容易起层、剥落,而那时的人们还处在一种迎来解放的兴奋状态中,很难顾及史料的完整保存。这幅画至今没有下落,只有一些当年的黑白纪录影像资料还时不时的出现在影视屏幕上。

天安门城楼第一张毛主席像

周令钊夫妇在天津周邓纪念馆由他设计的巨幅壁挂前留影

为中国造型、为民族设计

建国后,周先生1949年12月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人民的美术事业中去。1950年他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在建国一周年时必须使用国徽,为保证国徽设计的水平,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多吸收专家学者参加设计,当时组织了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两个专家小组。周令钊所在的美院小组由他和张仃、张光宇组成,张仃是组长;清华小组的组长则由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担任。最后提交政务院的有三个方案,美院是张仃、张光宇方案,周令钊方案;清华大学是梁思成方案。

在张仃、张光宇方案中,底下是天安门,周围是齿轮、麦穗,中间有一个五角星;梁思成的方案中,周围是“玉璧”,中间也有一个大五角星。

周令钊的方案是在看过张仃、张光宇方案的基础上作出的,保存了天安门、齿轮和麦穗等元素的应用,所不同的是他在天安门上方画了五颗五角星。“越南国徽中间就有一颗五角星。为了避免雷同,我就按当时已公布的国旗图案,在天安门上方加入五颗星图案……”五颗五角星加天安门、齿轮和麦穗的方案最终获得国徽审查组的肯定。

方案确定后,具体成形、浮雕制作交给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从建筑专业角度画了一个完整、准确的天安门图案,还对原方案进行了些改动。比如把原来周围一圈都是齿轮,改成底下一个小齿轮加彩条;原来的麦穗须多,是苏联式的,他们改成了环状块形,并用中国式彩带把齿轮和麦穗缠绕起来,从而更具民族性……,接着,清华大学教师高庄制作出国徽浮雕,国徽形象最后确定。看到国徽的确定版本,虽然与自己的方案略有不同,周令钊依然很高兴,“我们的国徽是集体智慧的产物,我们的国徽在世界上都是站得住脚的,她有中华民族的特色。”此后他作为主设计或重要参与者设计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旗、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勋章、国庆游行及全运会团体操背景等多种国家重大项目。

1950年参加国徽设计

1950年中国共青团团旗设计主笔

1950年参加中国少先队队旗设计

他是中国人民币第二、三、四套的设计者之一,担任艺术总体设计。并被中国人民银行授予突出贡献荣誉证书。1950年,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的罗工柳先生接到了设计第二套人民币的任务,他找到周令钊,请他负责艺术总体设计。并通知陈若菊周令钊要参加一项国家保密工作,要支持,不要打听。此后周令钊常住进北京印钞厂专心设计。为了在设计上突出民族特色,他多次跑到故宫、颐和园临摹古石雕、石刻、铜器上的花纹和图案,他又研究了云冈、敦煌石窟的图案,来丰富自己的设计思路。

“第二套人民币设计采用的完全是我国民族传统纹样,用得最多的是唐代的一种纹样,即‘唐草’,而2元券背面景框则是故宫窗棂给我的启发。”周令钊说。此外,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飘带成了3元币背面的边框,他还把面额数字用圆形纹样围了起来,外形极似中国传统的灯笼……;第二套人民币创作一新, “那时我去莫斯科,他们的财政部长看到我们这套设计立刻说‘一看就是中国的’,非常赞许。”周令钊回忆道;第二套人民币从1分到10元各种币样,正反20余面的装饰纹样,周令钊都要一个个地画出来,并要画成与真钞同样大小的效果图……这样,当第三套人民币开始设计时,他的眼睛却累坏了,才30几岁就不得不带上了老花镜。

后来,第三、第四套人民币设计时,工作量大了,设计组也扩大了。陈若菊、侯一民、邓澍陆续加入到创作中。罗工柳掌控设计中的政治思想大局、上情下达,周令钊把握整体设计效果、作宏观构图,陈若菊长于装饰纹样的组织与描绘,侯一民、邓澍精于人物、景物的深入刻画,他们的通力合作、配合默契,使人民币成为思想性、时代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珍贵作品。周令钊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名片设计者”。

人民币设计

1951年《五四运动》(国家博物馆藏)布面·油画

1959年立粉勾金重彩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62年《雨后山更青》纸本·水粉

1965年《侗家琵琶歌》

1983年平江《放排》纸本·水粉

1979《渔舟唱晚归》纸本·丙烯

1987《龙胜侗家晒稻谷》纸本·水彩

1973年为全国政协礼堂画油画《韶山》

1996常德诗墙30米石刻壁画《沅江春暖》局部

2002年夫妇二人在岳阳合作壁画《天下忧乐情满楼》

2004年在云南丽江古镇小街写生

地铁6号线朝阳门站《京东粮道》环境图

2013年94岁周老为地铁6号线朝阳门陶瓷浮雕壁画《京东粮道》学用釉上彩开脸

1955年,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工作,向在革命战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功臣授勋,周令钊参与并主笔圆满完成了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的设计任务。这是建国后首次全军范围内的授勋。这套勋章、奖章整体造型庄重大气,细节运用了中国元素装饰(勋章周边芒星传统的卷云纹样),主体图案寓意深刻。其中八一勋章呈10边形,代表土地革命10年,中心圆内为红星和八一,既是建军纪念日,又突出反映南昌起义时独立领导革命武装的光辉史实。独立自由勋章呈8边形,代表抗战8年,中心图案为红星和延安宝塔山,象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战争革命大本营。解放勋章呈5边形,代表解放战争的5年,中心图案为红星和天安门,象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武装夺取全国的胜利。

1955年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设计主笔

1955年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设计主笔

1955年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设计主笔

而今周令钊先生已是96岁高龄,仍然笔耕不缀。他是时代的歌者,艺术家的楷模,我们祝愿老先生身体健康,艺术之树常青。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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