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正文

性别的离婚经济学——事业越成功,离婚几率就越大吗?

原标题:性别的离婚经济学——事业越成功,离婚几率就越大吗?

编者按:

关于事业与家庭能否平衡,这一直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问题。本文即根据2016年发表的论文《所有单身女士:职位升迁与婚姻持久性(All the Single Ladies: Job Promotions and the Durability of Marriage)》,利用瑞典独特的政治制度,揭示了两性职业成功与离婚率的因果关系

研究发现,职业晋升会导致女性离婚率增加一倍以上,但对男性则无影响越是传统的家庭里,女性的职业进步对家庭带来的压力会越大。要想避免这样的结果出现,婚前的充分沟通——找到和你期待值一致的另一方非常重要。而随着社会对性别角色定义的逐渐演变,男性也需要跟上步伐,调整自己对于家庭模式的预期

如果压力还是存在,甚至演变成冲突,那么,离婚就离婚咯。

离婚在中国越来越普遍,已经成为不能忽视的议题。离婚是好事坏事? 哪类人群更容易离婚?离婚对女性和男性的影响有何不同?离婚后生活、事业和情感的发展如何?

本文利用最新的劳动经济学文献分析“成功”的男性女性在离婚问题上的不同选择,希望从性别的视角探讨离婚

成功人士的婚姻似乎额外不幸,特别是成功女性。奥斯卡金像奖有个著名的爱情魔咒,维基解释为“奥斯卡的迷信——女性在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女主角之后很快会被男朋友或老公出轨,或者离婚”。

为人熟知的例子比比皆是。从出演《律政俏佳人》、《一往无前》的瑞茜·威瑟斯彭在获奖后8个月宣布离婚,到五次被评为“全球50位最美丽的女人”的哈莉·贝瑞在获奖后几个月发现被劈腿后分手,再到扮演《生死时速》、《特工佳丽》的桑德拉·布洛克在获奖后十天发现婚姻问题四个月后火速离婚,还有茱莉亚·罗伯茨、凯特·温斯莱特、格温·妮丝帕特洛等等。

左起:桑德拉·布洛克、哈莉·贝瑞、瑞茜·威瑟斯彭、凯特·温斯莱特、茱莉亚·罗伯茨、格温·妮丝帕特洛

其实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男主角后离婚的男性也有,但比例跟女主角差别很大。所以我们的问题是:

事业成功对男性和女性离婚率的影响一样吗?

事业成功和家庭的幸福是不可兼得的吗?

还是只有女性的职场成就需要以牺牲婚姻为代价?

事业成功对离婚率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吗?

这个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但要得到科学严谨的答案却不容易。

一方面,职场晋升与离婚的数据不易获取。另一方面,我们很难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职业上获得成功的人可能拥有某种特质使TA们本身就是易离婚的群体。又或者,其实成功前已经有感情出现问题的征兆,导致女性在事业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后来取得成功。

研究者奥勒·福尔克(Olle Folke)与约翰娜·里克纳特(Johanna Rickne)在2016年发表的论文《所有单身女士:职位升迁与婚姻持久性(All the Single Ladies: Job Promotions and theDurability of Marriage)》中,利用瑞典独特的政治制度,通过巧妙的研究设计解释了这些问题,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科学严谨地揭示了女性职业成功与离婚率的因果关系。

文章利用瑞典的真实数据观察了“成功竞选成为市长”、“成功竞选进入国家议会”、以及“成为大公司CEO”的三组人群,结果发现获得最高等级工作提高了女性的离婚率,但对男性没有影响

越是传统的家庭——妻子比丈夫年轻三岁以上,并且女方承担更多产假(瑞典的产假是夫妻共同休,十八个月的产假中男性需要承担最少三个月的产假)时,离婚更容易发生。

在双薪家庭(男女双方的收入都不低于家庭总收入的40%,也不高于家庭总收入的60%)中,如果女性的晋升使得家庭的收入结构从“平等”变为女方是家庭主要的挣钱者,即女方收入超过家庭收入的60%,则晋升后三年内超过15%的人会离婚;而在相应的男性群体中(从“平等”收入变为男性收入超过家庭收入60%),只有3%的人离婚。

再以竞选市长的一组为例,先抛去瑞典独特的政治制度细节不谈,我们只需要知道文章比较的是“竞选市长成功的女性”VS“没有竞选成功的女性”。

其中竞选成功与否完全跟能力无关,只跟选举制度和政党有关。换个方式理解——两组女性完全一样,一个很幸运地成为市长,另一个很不幸没有成为市长,竞选是否成功完全是随机事件。

同时我们比较“竞选市长成功的男性”VS“没有竞选成功的男性”,然后把男女两组在竞选前后婚姻持续情况的差距进行对比。

由图可见,新任女市长们在竞选成功之后维持婚姻的比例明显持续下降与未竞选成功的女性相比,她们在晋升三年内离婚的概率要高出7到8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对于女性市长而言,竞选成功显著提升了她们的离婚率,但对男性的婚姻持久性却没有显著影响。

无论是竞选市长或国家议员成功,还是晋升成为企业CEO,三组结果都非常相似。晋升成为CEO的女性在三年内离婚的可能性是晋升男性的两倍多。

事业和家庭——男性可兼得,女性却须平衡取舍

文章研究职业成功对男性和女性婚姻稳定度的影响,发现了职业晋升会导致女性离婚率增加一倍以上,而对男性则无影响

事业成功和家庭幸福对男性而言可二者兼得,但对女性而言则须平衡取舍。这是性别不平等的重要体现。

个人职业进步和提高家庭收入的分工不一定对所有家庭都是积极的正向因素。晋升和收入模式按照男性主导的传统规范转变对于维持婚姻可能会有正向的影响,而与传统规范背离的模式转变则是婚姻效用下降的来源。

此外,还要注意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全球性别差距最低的国家之一——瑞典。即使是在这个被当作“性别平等”范本的国度里,晋升到高层职位都会大大增加女性离婚的可能性,但却不影响男性的婚姻。

相关研究甚至表明,女性会主动阻止自己的职业生涯前进以避免比丈夫更成功(Bertrand, Kamenica, and Pan 2015),而且由于家庭压力,她们比男性更有可能避免寻找高层职位(Silberman 2015)。

2010年的一项研究在考察了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历届MBA毕业生后发现,女性为了家庭会选择竞争不太激烈的岗位,或者退出竞争激烈的岗位,随着时间延长,与男同学的收入差距也会拉大。

那些没有结婚的女性毕业生,则可以一直坚持在竞争激烈的岗位上,其收入水平不亚于男同学。对于男性来说,家庭可能是事业的支柱,而对女性则可能是事业成功的阻碍。

婚前的充分沟通以及调整对家庭模式的预期

在瑞典的这篇研究里,获得高层职位的女性在结婚初期仍然处于高度传统的婚姻模式之中——女性通常比配偶年轻,并且承担绝大多数的产假。而这些因素极大可能是由过去社会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所决定。

越是传统的家庭里,女性的职业进步对家庭带来的压力会越大

所以如果你是有志追求职业进步的女性,并且期待婚姻稳定,那么婚前的充分沟通——找到和你期待值一致的另一方非常重要。毕竟谁都不希望在事业成功的那一天,发现现状有悖于结婚初期夫妻双方的期待而面临婚姻事业二选一的局面。

而随着社会对性别角色定义的逐渐演变,男性也需要跟上步伐,调整自己对于家庭模式的预期。当女性不再囿于“贤妻良母”的人设限制,转而在政治、经济领域里大放光彩时,男性便也无须独自承担所谓“家庭支柱”的压力。

离婚一定是坏事吗?

社会对于离婚的讨论,其潜台词似乎表达着离婚是个坏事。事实上,对每个个体和家庭来说,幸福家庭的效用大于离婚,离婚的效用大于不幸福的家庭。

假如离婚的决定是理性的,停止不幸福的家庭是个提高效用的行为。重要的是,离婚本身并不是结局。理性离婚只是人生长河中的一个片断,是通往自我了解、各种可能和崭新未来的一个开始。

此外,还有研究跟踪了女性晋升后4-7年的未来发展,发现离婚女性的职业发展更好,她们的收入也高于没有离婚的女性。这也进一步支持了“女性守住婚姻的代价是牺牲职业发展”的说法,然而这种牺牲真的是必要的吗?

职场天花板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女性自己为了平衡事业和家庭而不得已做出的 “理性选择”,目的是不提高离婚的风险。但实际上,这些为了维持婚姻而在职场上做出的妥协不仅阻碍了女性的职业发展,更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要事业还是家庭不应该是女性群体自我面对的选择,而是全社会应该共同正视的问题。只有在男女共同的努力下,我们才可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个体、家庭和社会的更高稳定性,以及更好的幸福效用。

本文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性别经济学”,编辑略有删改。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号的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
阅读 ()
投诉
免费获取
今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