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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1984,山东出了 217 个皇帝|大象公会

原标题:1954-1984,山东出了 217 个皇帝|大象公会

帝制灭亡半个世纪后,皇帝们仍在中国前仆后继。

文|韩宁宁

1959 年 12 月,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出狱回北京生活,直至去世再未自称皇帝。

溥仪获释后,曾多次陪同毛周等人接见外宾,被介绍身份时往往连忙补充「现在是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溥仪多半不知道,就在他重新就业前后,一场称帝热潮正伴随着大跃进运动席卷中华大地,不但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亩产纪录,个别人甚至短暂实现梦想,坐上了末代皇帝早已不敢再图染指的紫禁城宝座。

「替天行道」

1962 年 10 月 3 日,在四位「保驾大臣」陪同下,吉林省长岭县的宋某来到北京故宫太和殿,坐在殿内的龙椅上,宣布登基为「佛主」「皇帝」。

故宫太和殿的龙椅

这种过于追求形式的做法,使宋某付出了迅速败亡的代价:称帝没一会,他便被闻讯赶来的警察当场抓获,后以反革命罪处死。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称帝者中,不少人都缺乏最基本的政治常识,如 1957 年在河北省灵寿县称帝的农民闫山林,不但文化水平近乎为零,腿部也有残疾,基本没有领导谋反的能力。

同一时期中国宣传画上的劳动人民

有些称帝运动甚至源自精神疾病,如山东省临沐县「圣贤道」复辟的首领,与患病儿媳同居,被她称呼「真龙」后竟信以为真,开始以皇帝自居。

更多的「皇帝」,则出身于中共建国后遭受重大打击的民间宗教,在 19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的饥荒中果断出手。

据《甘肃省志·公安志》统计,1950-1972 年间,甘肃共抓获 29 位「皇帝」,其中 23 人是一贯道、萨满信仰等民间宗教的首领或信徒。

位于台湾高雄的一贯道神威天台山道场

尤其是和新政权交过手的民间宗教人员,更是在大跃进和政治运动中看到了复仇的机会。如河南许昌地区的一贯道道首,曾被判处无期徒刑,减刑释放后不久,便企图带领饥民谋反。

在太和殿登基的宋某,本身也是民间宗教「九宫道」的道首。他在龙椅上除了宣布称帝,更高呼「社会主义到头了」等政治口号。

此外,作为政权基石的工农干部阶层中,也有不少人在饥荒中走上称帝道路,以「替天行道」为口号,与政权为敌。

「替天行道」是民间反叛的普遍托辞

1957 年,公安部分析 60 名暴乱案主谋的成分,发现仅有 6 成是阶级敌人,余下 24 人均成分良好,分别是工人、农民、专业军人、基层干部等。

阶级敌人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资本家等

如 1957 年在陕西省梓潼县称帝的「善宗」皇帝,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转业费用完后自称「南极大仙下凡」,饥荒中登基起事,建立「善朝」。

这些五花八门的称帝者,无论精神异常还是处心积虑,都在不同程度上借助了宗教力量。

饥荒时刻,是什么让他们在民间宗教的加持下黄袍加身,反党称帝?

「洪水齐天」

中国有悠久的民间宗教传统,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元末的红巾起义、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等大规模叛乱运动中,民间宗教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太平天国起义所依托的拜上帝会

因此,作为传统社会中人们除宗族外少有的社会组织,民间宗教长期受到政权的警惕。

清顺治帝认为民间宗教行为会威胁治安,曾称「京城乃紧要之地,须立即禁绝有人借口进香鸣锣扬旗」

特别是,虽然绝大多数教派都十分温和,但每当灾难时刻,民间宗教往往凭借强大的跨地域动员能力,成为叛乱的源头和推手。

民间宗教的动员能力从何而来?

首先,各路教派通常都会制造末世恐慌,向信徒许诺大洪水后的美好世界。

中国很多民间宗教都有「三期末劫」的概念,即宇宙分为「青阳」「红阳」「白阳」三个时期,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将来。每个时期末都会有天灾降临,但信教可保平安,还能到达之后的新世界。

三期各有不同的神佛来主宰

如 1960 年四川省宣汉县会道门的暴乱首领,就公开宣称「近年有十悲十难,要洪水齐天,大降瘟疫」。

极端情况下,虔诚信徒甚至为信仰慷慨赴死。

1976 年 7 月,四川省安县有会道门散布谣言,称「劫运已至,以成都为中心的地震将会使四川成为汪洋大海」,其信徒将由祖师爷派船接往极乐世界。27 日凌晨,有 61 名信徒们在道首的带领下,载歌载舞,纷纷跳入池塘,最终造成 41 人死亡。

其次,在灾难时期,民间宗教往往能给人们指出「明路」。以大跃进时期为例,当时饥荒肆虐,民间宗教就从获取粮食和避免饥饿的方向发展信众。

如宣扬「十悲十难」的宣汉会道门,就提出「田地自种自收」的包产到户口号,号召其追随者「取消公共食堂」,「打开粮仓吃饱饭」。约千余人参加暴动,五万多斤粮食被抢,138 头猪被宰杀。

因此,饥荒时期皇帝也特别高产,特别是在灾难深重的地区。如安徽阜阳地区,仅 1957 年就抓获皇帝 31 位,娘娘若干。

1957-1963 年全国饥荒情况 / 来源:《中国灾情报告》,国家统计局

此外,对饥肠辘辘的底层民众,民间宗教也提供了阶层跃迁的可能性。一旦皇帝创业成功,早期追随者自然「和团队一起成长」,从奴隶到将军的飞跃不难实现。

因此,民间宗教的称帝运动中,帝后百官的数量往往多得不成比例。

从 1954 年到 1984 年,山东省共侦破 2503 起会道门案件,其中有 217 名图谋当「皇帝」的会道门头子。同时期的江苏省徐州市共抓获了 458 名会道门分子,其中有 21 名「皇帝」,29 名「娘娘」,40 多名「总理」「元帅」「宰相」。

1957 年春,安徽省爆发了「韩朝」暴乱案,成为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宣传典型,图片显示了以「皇帝」韩必贤为首的一众「王侯将相」

更夸张的是 1959 年河北省鸡泽县的九宫道复辟案,涉案人员达 306 名,包括 24 名「大臣」、6 名「省官」、12 名「州官」和 42 名「县官」,封官比例达五分之一强。

不过,如此多的帝王将相,最后不但无一人成就大业,甚至鲜有人在历史上留有印迹。党和政府究竟采取了什么手段,能让这么多皇帝像是从未存在过?

诸神的黄昏

英明如党和政府,自然早早认识到民间宗教的强大动员能力,并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应对措施。

1949 年以前,民间宗教团体是党团结的对象,1927 年后直至抗战期间,基层党组织与会道门团体相互合作的情况并不少见,也有会道门人员加入人民军队的记载。

党的宣传工作中,有时也会采用民间宗教的手法,以鼓舞士气。

1947 年 3 月 3 日,中共热辽地委就曾在《群声报》刊登神话「五不了碑」,讲某地突然闪现万丈红光,红光散去后出现了一块石碑,碑上有五行铭文:中央军长不了;八路军走不了;大户富不了;穷人穷不了;好人死不了。

1949 年后,民间宗教逐渐成为基层政权的不稳定因素。

1950 年 10 月 10 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揭开了镇压会道门运动的序幕。

北京市积极响应号召,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取缔一贯道」行动,仅「反动道首」就逮捕了 381 人,枪毙了其中 42 人,封闭了 1283 个大小坛口,178074 人声明退道。

「退道保平安」:图为参加过反动会道门的道徒们在退道簿上签名退道

次年,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明确了量刑准则:

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

自此之后,政府多次展开「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取得丰硕成果。

1958 年山东省东明县「皇帝」案相关人员判刑情况。其中有一点可疑之处,34 岁的「皇帝」和两个 50 多岁的「娘娘」名列其中/ 来源:《中国农村的反叛与民间宗教(1957-1965)》

1951 年到 1956 年间,甘肃省取缔了 90 余万会道门相关人员,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8%。江西省也不相上下,在 1949 年到 1959 年间,清理了 130 多万道徒,约占当年全省人口的 9%。

运动期间,各地政府充分发挥了司法创新精神,工作效率之高令人惊叹。

1958-1960 年,安徽省天长县法院为了尽快给人民创造安全环境,提前在空白判决书上盖好公章,以便碰到反革命分子时,可以立刻判决,当场管制。

打击民间宗教之余,党和政府也在群众中展开工作,力图避免大批民众受到民间宗教的煽动。

如大跃进时期,政府便大规模精简城镇职工,在三年内下放了约几千万城镇人口。此外,政府还实施了「三自一包」政策,即发展自由市场、发还和扩大自留地、工商业自负盈亏、农业包产到户的政策。

好景不长,文革时「三自一包」便受到猛烈批判

「包产到户」确实让一些重灾区粮食产量迅速增加,山东省惠民县有一个 225 人的村子,在 1959-1961 年有 75 人死亡,包产到户后竟有余粮卖给国家。

此外,政府还主动处理了一批对饥荒直接负责的基层干部,查办了一些违法乱纪案件,平息了人民群众的怒气,也打消了不怀好意之人对党和国家的质疑。

经过反复的清理整治,借民间宗教称帝反叛的事件已几近绝迹。

不过百密一疏,随着 1980 年起全国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民间称帝运动又有所有抬头。

1985 年,四川农民曾应龙聚集数千躲避计划生育的人,攻占县城医院,自称大有国皇帝。旋事败,被判处无期徒刑。

参考文献:

李若建,《中国农村的反叛与民间宗教》,二十一世纪,2013

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与控制》,二十一世纪,2000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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