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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90后:我们的底色其实是一致的

原标题:第一批90后:我们的底色其实是一致的

我们来说说包括“第一批90后”在内的当今中国青年。你是否是其中正在经受焦虑的一员呢?

熬夜、加班,持续消耗身体,不知工作的意义何在;漂泊在城市各行各业,挤出地铁,华灯灰暗,老年人已经入睡,而自己皱眉奔波,一事无成,一无所有,感一声“中年”已至,而“老泪纵横”。

同样漂泊且更被消耗身体,甚至可能牺牲尊严的“青年农民工”同样在经历他们的焦虑和紧张。然而他们一直沉于青年焦虑讨论最边缘的地方。

但要知道,近代以来,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社会或历史之中的青年都不是轻松的。真正的问题,绝非是否焦虑,而是,具体到当下,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其它类型的焦虑。城市的、乡村的,具体焦虑可能各异,但生活于同一片蓝天之下,最基本的底色是一致的。

思考角度不同,底色也可能不同。本文作者生于九零年,是第一批90后,他选择的是经济与社会环境演变:第一层底色是我们的劳动价值观已产生变化,面临意义重建的挑战;第二层底色是我们的时间感已慢下来。

重建日常生活中的劳动价值观,调整生活的时间感,两层底色毋庸置疑都需要更宏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改变。我们在个人层面上将怎样突围?或许在于日常生活细节的改变,比如说,抵抗“算法”、飞跃出租屋,保持开放和多元。一个狭隘且封闭的“中年人”,显然无法凭一己之单薄与宏大世界进行谈判。

撰文 | 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 罗东

是谁在定义我们?

网络传播与青年的“中年危机”

没有一个社会是纯粹完美的,没有一段历史是完全轻松的。归根结底,我们这些存在于人世间不过百年的人本身,就不完美,就不轻松。所以,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任何通过改变“人性”来建构一种乌托邦,继而还希望一蹴而就解决全部问题的社会实验,无一例外都已宣告失败。

那么,生活在此间的青年呢?

青年是敏感的、焦虑的,是多愁善感的,因为任何社会或历史之下的他们都会面临自己的问题,迫使他们经历、抵抗、反思和妥协。突破就亢奋,溃败则失落。在此意义上,再来审视当今中国青年的精神状况,是否焦虑,有不危机,很可能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伪命题。

更真实的问题或许是,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其它的焦虑,为什么是以这样的、而不是其它的方式表达出来。

“葛优躺”:没有生存压力小的时代,也没有一个时代的思想者不批评同时代人是空虚的。不同时期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对压力和空虚的不满,但不是每个时期,都要通过劳动和坐姿上的“颓废”来表达。点击图片查看2016年7月文章《“葛优躺”,我们抵抗时代的稻草?》

我们担心秃顶,担心啤酒肚,担心入错行,还担心未来的生活没有了奔头而已固定,一眼望到头,或者担心工作充满不确定性,因为漂泊和流变使得安身立命变得困难。然而,词库匮乏,踊跃站出来宣布和定义这些焦虑的,不是其它却是这样一些流行表达:第一批90后的中年危机或“第一批90后+已经XX”等等。

制造它们的,不是循规蹈矩的传统媒体,而是更自由更激烈的自媒体。或者个体写作,或者集体创作。与传统媒体不同,自媒体在内容生产上,不只是描述一件事、一个故事,也不只是回答为什么,而是多了一维“情绪”。他们说懂得你的焦虑,表达策略上降低自己而无比抬高读者,读者至上,读者的情绪至上。他们的创作者,要在激烈的内容竞争中发现和表达我们的情绪,但实际上,操作逻辑是颠倒过来的,认同他们的情绪就来,堆积如山成一种集体情绪,不认同就“滚蛋”,而不是交给读者独立自主判断。

传统媒体的思考方式是一种媒体思维,是描述、解释,而非情绪渲染,稍不留神还要掉到“理中客”的漩涡。内容是竞争性的,而现在,情绪正在变成最受追捧的内容生产要素,这意味着,需要他们把握情绪,并在图文和排版上以简易直白而具有冲击力的方式呈现出来。

历史上,国内外传统媒体都曾经生产过情绪。他们使用“伟大”“永远”等绝对性的词汇表达一种立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拒绝更中立更广阔的多元思维。时过境迁,传统媒体摆脱了情绪生产,现在,面临自媒体的强烈冲击,反而将读者拒之于千里之外。

我们平时在微信或其它新闻客户端上,通常很少会去区分报道者谁,写作者是谁,而是统称他们为“媒体”或“小编”。

身上的标签、描述是怎样来的,是由谁提出来的,或许是理解焦虑或危机的第一步。他们没有、或故意不使用数据收集和逻辑论证,制造的标签,可能不符合你,但即便不符合,比如没有啤酒肚、没出家,他们的情绪也可能满足了你的焦虑。两者都不符合,显然就对不起,你不是他们的读者。

究竟谁不是他们的读者,是追求独立思考的群体吗?很难这样说,因为经常被推崇的“独立思考”其实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词,没有人不认为自己是在独立思考。是财富等级上的顶端群体吗?同样很难说,因为我不知他们的真实生活状况,更何况一些领域的商业家或娱乐人物需要降低姿态“亲民”,同焦虑的同辈打成一片,是还是不是真假难辨。

真正不是他们读者的,是当今中国规模更大的一个青年群体,他们因为家庭、兴趣、经济或学习水平等各种原因在高中、初中或小学毕业后便到城市拼搏,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通常在政策和传播上被称作“青年农民工”。他们中有的是85后、90后、95后,甚至是00后,而同样在经历着自己的焦虑和紧张,然而他们一直沉于青年焦虑讨论最边缘的地带。

我这里把他们作为另外一个群体提出来,绝不是要说更值得关注,因为如果要平衡“公平”和“自由”——两者都重要,却往往难以两全其美,所谓左翼和右翼的意识形态争议便由此而来——就没有谁更值得关注,生命权、生存权可能比其它权更重要,但没有谁的权利更重要。即便经济收入、职业或文化等层面迥异,我们也都是同一片天空之下青年。最基本的生活境遇,或者说底色,是一样的。

角度不同,提出的底色也可能不一样。我选择的思考维度是影响着我们每一种担心、紧张和焦虑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具体说来,第一层底色是我们的劳动价值观已产生变化,第二层底色是我们的时间感已慢下来。而在此基础上,再来探讨如何在个人层面尽可能做出改变,比如说,抵抗“算法”与飞跃出租屋,保持开放和多元。

第一层底色

劳动价值观与我们的工作意义

严格说来,在劳动哲学意义上劳动与工作不是一回事。通俗而言,我们现在说的工作,往往指自由就业市场上经劳资双方签订合同之下的劳动实践,以获取报酬为目的,是一种商业化的劳动交易。劳动还可能是非交易的、公共的、自主的。然而,给两者提供意义解释的都是“劳动价值观”。简言之,是帮助我们说服自己以回答为什么要劳动、为什么要工作,价值和意义何在。

父母辈和课堂上的老师教育我们说,努力读书,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是为了将来的工作选择自由,是为了将来从事更自主更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我们可能必须要承认两个事实,一是即便高等教育毕业,也不必然意味着更自主更有意义的工作,二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得到工作本身的意义,他们摆脱不了劳动的身体痛苦,搬砖、端盘子,不是他们希望或喜欢这样,而是不得已。优胜劣汰的教育和就业之下,胜出者无法替边缘者说工作是美好的。

这样说,倒不是要否定劳动或工作的价值。按照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思想家的说法,没有劳动,就没有历史。在现代社会完成工作更是一种基本的契约精神。而是说,我们就是摆脱不了喜怒哀乐的普通人,不是完美的圣人,我们的劳动还需要一套意义解释框架。

第一批90后的童年,或许都听过一首流行歌叫《步步高》。景岗山、林依轮和高林生慷慨激昂地高唱“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这是全曲的最高峰,激励过我们的父母辈,60后、70后。甚至可能包括第一批80后。

景岗山、林依轮和高林生演唱的《步步高》MV一幕。

那时候,中国在政策上刚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确切地说,改革早期的“处处点火,村村冒烟”工业化道路已结束,取而代之的,是逐步拉开序幕的以土地开发为中心内容的城市化建设。热血注定要燃烧,城市青年的“下海潮”和农村青年的“打工潮”两股潮流改变了当时的中国。

即便彼时也存在诸种“投机”,然而,真正引领中国劳动价值观的还是“勤劳致富”。他们相信胆识和奋斗能创造财富。

“勤劳致富”的兴起,实际上也是更早的劳动价值观即“劳动光荣”,在日常生活中的谢幕。“劳动光荣”在共和国前三十年,既是一种政治觉悟,也是一种集体伦理,不劳动或不爱劳动是它的反面,是觉悟低、是不爱集体。更不欢迎“不劳而获”,而“不劳”既指偷懒,也指利息、租金等资本收益要素。劳动是一种最基本的政治任务和道德荣耀。

概而言之,劳动的目的是活着,但在具体的生活之中究竟为什么要劳动?文化精英的理论或诗文或许给出这样或那样的答案,有的漂亮,有的深刻,有的低贱。然而,这些都是哲学家或文学家的解释。

回归最现实的普通人生活,他们的解释很简单,也很纯粹。“劳动光荣”统一全社会的时候,是为了道德上的荣耀,更是为了政治上的集体伦理,不得不劳动,不劳动就被教育、被批判。“勤劳致富”起来的时候,是走出集体伦理,为了个人的生存而劳动,为了更上更好的生活而劳动,不得不劳动,不劳动就饥饿,所以《步步高》也要首先唱“没有人问我过得好不好”。

我们出生的时候,“劳动光荣”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而到了第一批90后出来工作的时候,“勤劳致富”已经慢慢不被普遍信任。我们的身上,不再像祖辈和父母辈一样,还拥有一个统一全社会的解释框架,意义的建筑坍塌。工作的价值何在?我们疯狂地熬夜、拼命地加班,不惜牺牲身体健康,是为了什么?想必不只是为了基本的温饱问题。

或许,一些从事艺术性或创造性工作的人们会说,是因为兴趣,因为他们在工作中获得了价值,生命由此升华。但还是那句话,胜出者无法替边缘者说工作是美好的,他们只是庞大青年群体中的冰山一角。“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在2016年流行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劳动解释体系已经面临挑战,依靠工资过上想象中的生活、实现阶层向上流动,都变得困难,而解决渠道当然不是回到集体伦理中。

第二层底色

时间感与我们的生活欲望

四年前,我的外婆患脑血栓住院,已经不能说话,医院说再无希望。外婆一直持续不断地用食指掐着大拇指。微弱,但还用力。外婆是“在算最后的(生命)时辰”。我走出医院到茶馆,茶馆里的老人们当时正在这样议论着外婆,按他们的说法,外婆距离最后的生命时刻已经非常近了,早则当晚,迟则一两天。

我毕生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古老,很像一种遥远的村野神话。外婆挺过最艰难的一天,扶墙跺脚锻炼、散步活跃筋骨,抵抗血栓,因此继续维持了三年生命,离世时89岁。

这么些年过去了,外婆的时间计算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精细的、统一的时间计算起源于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外婆是一个庄稼人,面朝黄土背朝天,时间都是根据日出日落、树叶荣枯和燕子来去而完成计算。习惯用上钟表,时间也是粗糙的,计算单位通常使用两个小时或上下午。然而,临近生命尽头,时间的计算不知以什么单位突然精细起来,像是一种习来的传统,更像是临近死亡的人之本能。

我们的时间计算非常粗暴。确切地说,是学习和工作时间精细,而生活时间粗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全面市场化,与之而来的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兴起,精细的时间管理也登场,上班、午休、下班、加班,具体到分钟,“时间就是金钱”,影响到每一个到市场上劳动的父母辈,既有早期IT行业的程序员,也有富士康的第一批农民工。他们必须要精于时间计算。我们通过文艺作品看见他们“匆忙的身影”,等到出来工作,环境同他们是一样的,计算工具(比如上下班打卡的系统或APPs)可能更时髦,但性质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除了工作时间,属于自己且相对独立的生活时间,我们的计算却正在悄然改变。

席卷而来的“第一批90后+XX”说法,什么脱发、离婚、出家,等等,满天飞。动则半生、一辈子,干脆一眼望到头,我们的时间计算很粗暴。连“佛系青年”这样的词都跳出来,时间计算不只是粗暴,还正在变慢,更像是要停下来。

宋祖英演唱《越来越好》(2001)。

第一批90后是听着“生活好了”“你们这些孩子没有经历过苦日子”等训话成长起来的,它们同宋祖英演唱的《越来越好》一起,象征着一种向上的、满意的生活变迁。中国经济彼时高速增长。人们愿意牺牲包括休息、身体和环境在内的一切投身于劳动之中,并对未来预期颇高。但是,没有一个经济体能保障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制度遇上瓶颈和社会观念变迁都可能带来拐点。等到我们出来工作,中国即将告别以土地开发为中心的城市化建设,经济结构到了调整到了节点,时间慢了下来,被迫调整生活欲望和期望的姿态。

按理说,到了奔三的年纪,皮肤或头发的微妙变化在国内外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们已经回不到十八岁。然而,经济与社会时间慢了下来,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却在走向衰老,更何况,精细的工作时间计算还加速了这一进程。两者的时间之差构成了焦虑的重要因素。反观父母辈,城市的,他们在相同的年纪完成的事业程度,可能远在我们之上;乡村的,他们在相同的年纪非常确定打工的意义,到大城市挣钱回家盖新房,而不是像我们犹豫于是否回家,如果回家,是乡村、小镇还是县城。

那时候,当然了,普通的父母辈也经历着属于他们的焦虑。城市青年,就像翟惠民唱《十不该》《铁窗泪》一样担心自由冲动之下的乱序和“严打”紧张。乡村青年,到城市谋生担心被骗被劳动贩子违法“囚禁”,更普遍地,就像打工民谣中的《打工十二月》一样承受着城市生活的飘零。这些歌,记录下了他们青年时期的一些彷徨和挣扎片段,我们这一辈听来或许已经陌生

改变的细节

抵抗“算法”与飞跃出租屋

重建日常生活中的“劳动价值观”,调整生活的时间感,两层底色毋庸置疑都需要更宏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改变。但是,对于这些正在经历焦虑和紧张的青年来说呢?此时此刻,我们就在熬夜、加班,持续消耗身体,不知工作的意义何在;我们漂泊在城市各行各业,挤出地铁,华灯灰暗,老年人已经入睡,而自己皱眉奔波,一事无成,一无所有,感“中年”已至,而“老泪纵横”。

同样漂泊且更被消耗身体,甚至可能牺牲尊严的“青年农民工”同样还在经历他们的焦虑和紧张。

那么,假设把问题暂时置于个人层面上,且限于这篇文章的读者,我们可以做出何种改变或突围?比如说,高校毕业后独自到北上广等大城市打拼的青年,我们能否保持、在何种程度上保持开放和多元的精神姿态,或许将决定着能在多深层次上与焦虑相抗衡。

宿舍“卧谈会”漫画。图片来自网络。

我会怀恋读书期间的两种空间,一是教室,二是宿舍,正是在这些地方,与同学完成了学校的日常生活交流。教室里的问答、集体讨论,宿舍里的卧谈,还有通往食堂路上的聊天。我们由此得知,世界是多元的,没有人、也没有任何时候完全同意自己的观点。

然而,毕业工作,我们经由一个学生变成“空巢青年”,一半是出于向往更自由的个人生活,但只是作为一个劳动者身份来到这些城市,相伴随的是一个封闭的独处空间。到这时候,我们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往往交给了内容客户端的“算法”。他们按需推送。我们在封闭的空间中进行着最隐私的、最原始的、也最本能的信息获取,图片的,文字的,视频的,既可能满足着我们对物欲性欲世界的窥探,也可能满足着我们对自己狭隘世界观的想象。持续看到自己想看的,不断巩固一已之见,误以为真实的世界运行逻辑果真是这样。

社会或个人思维是离散的、多元的,而商业是竞争性的,两者一相比,离散性显然比不过竞争性。如果说一般商品领域的“算法”帮忙缩短了挑选的时间,信息和知识的“算法”则是在挑战一个完整个人的自由意志。跟着“算法”沉浸在自己的单一世界,长此以往,很可能会变得狭隘、封闭,继而丧失掉在学校时期还可能保持的一些开放和多元。

遇见不同的人,看见不同的观点,听见不同的生活经验,我们才可能看到更丰富的可能,即便要痛苦地经历碰撞和冲突。这样的经历,既是“它山之石”,我们遭遇的,不是孤独的,因为还有其他人的生活经验可供参考,也是一颗包容之心的必然承受。劳动价值观已改变,时间感已经慢下来,若非如此,一个狭隘且封闭的“中年人”青年何以用一己之单薄的身体和精神,与宏大的世界谈判。

读书和参加社会公共生活,是保持开放和多元的一种常见选择。然而,真正做起来却需要条件。我们的身体与精神已疲惫,更可能、也更普遍的做法,或许还是要回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与安排,比如说:抵抗“算法”,跳出单一内容客户端,到外面逛逛帖子,看看或参与公共事件的争议;飞跃出租屋,结识朋友并与他们交往,因为一场简单的便饭聚餐,也可能刷新你的“三观”。将工作与生活隔离,经历一段年华。而这样说,绝非意味着就要放下更宏大的经济与社会环境思考。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罗东;编辑:泥菜。作者在由南都公益基金会与《南都观察》项目组主办的2017年度对话“青年危机”表达过文中主要观点。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你转发至朋友圈。

南都2017年度对话“青年危机”,2018年1月7日,北京中华世纪坛。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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