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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王学泰今晨逝世,他曾洞悉中国社会的游民文化

原标题:著名学者王学泰今晨逝世,他曾洞悉中国社会的游民文化

据学者雷颐、张宏杰微博消息,著名文化学者王学泰今天早上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王学泰(1942-2018),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文革期间,王学泰曾因“现行反革命罪”无稽指控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后被平反释放。1980—200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王学泰是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著有《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清词丽句细评量》《中国流民》《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水浒与江湖》《重读江湖》《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中国饮食文化史》等。

@张宏杰 :

惊悉王学泰先生病逝,非常意外。正如他的力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并不广为人知一样,他一生的学术成就也没有得到我们这个社会充分的认识。我认为他关于中国游民文化的研究,是1949年以来为数不多的旧墙上开新窗式的学术成就。上一次见他还是多年前,他请我们在他家附近的素菜馆吃饭。像这样兼具人品文品的学者,是稀世之珍,越来越少了。

王学泰潜心研究历史几十年,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审视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富有见地,兼有文化的深度和历史的纵深感。他的研究领域最初偏重于中国古代诗歌史,近十年来,偏重于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

王学泰代表作——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游民、游民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密切关系,游民文化对于文学创作,特别是对于通俗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意识、习惯作用,也因通俗文艺的流传而深入到了各个阶层。

王学泰对诗歌的研究极为深入。本书既有针砭时弊,又有对柏杨、杨宪益、聂绀弩等当代诗人诗学、人生际遇的深度解析。全书文笔从容,旁征博引,感情淳厚,且不失诙谐幽默。

《水浒传》第一个告诉读者游民江湖的存在,第一次全面生动地把江湖生活、江湖人的理想与奋斗、江湖人的成功与失败展示出来,给后世的游民、底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边缘人士组织化进程提供了范本。王学泰因对此独特的研究而被评为“发现另一个中国”。

王学泰有许多鲜明的学术观点,例如他认为唐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水浒》中已无“大侠”;“于丹学”是养生之道不是社会学理论等等。在游民与流民文化研究方面,他曾提出“有人的地方不一定就有江湖”,“中国还有一个历来被文人学士忽视的游民社会”。他不愿被称为“知识分子”,而更愿意被称作“知识人”。

读书是王学泰一生所爱,王学泰把书分为“正经书”和“不正经的书”,在他看来,“正经书”是看了之后还想再看的有意义的书,而“不正经的书”是为消闲解闷儿。他说,“今天,在信息、知识爆炸的时代讲‘慢读’真是有些奢侈,然而还要提倡‘慢读’。”王学泰认为阅读经典要探源溯流,自述“平生没有什么嗜好,只是喜欢读书,也可以把读书看成我唯一的嗜好吧!”

附:

王学泰自述最常读的三本书

屈指算来,读书超过了半个世纪,见过、翻过的书,倒是不少;我的简陋的书架上也有数千部书,可是每年都要重温一下,都要翻一翻三部书,坐下来闭目一想有些篇章语句就能出现在眼前的,也多出自这三部书——《史记》《杜工部集》《鲁迅全集》。

先说杜诗:我喜欢古典文学是从爱好古诗开始的,年青人一般都喜欢盛唐诗、喜欢李白诗。我也不例外,李白的发扬蹈厉、气象雄浑诗句,真是精彩逼人,像“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种神来之笔,令人击节,惊叹为天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特别是经历了坎坷和苦难以后,感觉就不一样了。当我一个人下放到偏僻、贫困的山村,深夜孤灯,再读杜诗,就另有一番感受了。仿佛自己的感情和想法杜甫都替我表达了出来,而且杜诗中所表现的那些从人性迸发出的至爱,给读者的抚爱和慰藉,也只有在逆境和不幸中才会有更深刻地体会到。可以说杜诗是中国传统中优秀部分的凝聚,它体现的是原始的儒家(不是经过董仲舒、更不是经过以后宋儒改造过的)思想。儒家就其本质说来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但是它也有超越性的一面。孔子的仁学源于对人类生命价值的更高期待,这种期待不只是出于理智、更是根源于情感的。新发现的“郭店竹简”也有“道始于情,情生于性”的说法。儒家许多基本观念如“忠恕”“孝悌”“仁爱”等是建立在人情上的,可以说是“情感哲学”,它的传播也多用情感的渲染去打动受众(这与西方哲学用逻辑论证有显著的不同)。在儒家取得了正统地位后这一点产生的很大变化,如汉儒就把儒学弄成接近神学的意识形态,汉朝统治者则用政治手段推行儒学。儒家的基本伦理观念在杜诗中恢复了初创时的特征,变得丰满鲜活,更富于人情味。读杜诗,会使人们体会到儒家倡导的那些令人仰望的伦理观念就在身边,就活跃在人们的一言一行之中,还可以说就发生在你我他的日常联系之中,因而变得更易于接受。过去有人说读李密《陈情表》、诸葛亮《出师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孝不忠。这是说古代一些优秀文学作品感人之深。读杜诗也是如此,它带来的感动会使我们远离世俗,使我们的思想境界得到些许的提高。从杜诗中我们会感到作为个人对于社会和他人的责任和应该具有民胞物与的情怀。杜甫写到这些时是很自然的、仿佛是从心脏流出的热血,没有一点矫揉造作。杜甫不像现代一些诗人以肩负教训读者的使命自负,他的诗大多是写给自己的、是自己心灵历程的记录。杜甫实际上是儒家观念最好的传播者,他传播的儒学是最富于激情的儒学。在中国文化史上,杜诗对于士人性格的塑造起了很大作用,杜诗中所渗透的忧国忧民情怀成为文人士大夫最高价值,不管你赞成不赞成,都不能否认它是公认的准则。而后世的理学家的“儒学”虽然自明代以后被奉为官学,成为利禄的渊薮,然而这种“儒学”是没有激情的儒学,则不免给人以“言语无味,面目可憎”之感。

再说鲁迅:一度鲁迅被奉为神,现在又有一些年少才俊以贬辱鲁迅为“思想解放”之标志。我觉得两者皆有失。我自六十年代初读鲁迅也有四十余年,鲁迅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但他老先生不媚俗、不阿世之独立人格,虽不能至,但敬仰之心,始终不变。鲁迅著作中有两点对我启发最大,一是他对传统中国的认识和分析之深刻,迄今无出右者。我对一位关心现实改革而又有些鄙薄鲁迅的先生说,虽然您不以鲁迅为然,但鲁迅对中国人和世相的分析起码还能管五十年(鲁迅希望他的文章能够“速朽”,然而令人悲哀的是他在七八十年前说的话仍然可以烛奸照弊,使一些丑类丑事原形毕露),热衷于中国社会的改革的人们应该首先研究鲁迅;另外是鲁迅对流氓意识的分析、特别是他对这种意识在国人(他们大多属于非流氓阶层)身上的表现的揭示,令人触目惊心,也使人感慨万分。国人应该在阅读鲁迅中警醒起来。鲁迅的价值我们未必都认识了,我同意何满子先生所说的“未来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更高”。在一篇答记者问的文章中我写道:“中国有幸出了鲁迅,他是中国历史的光荣;中国也不幸,其所走过的道路,往往不断见证鲁迅的远见卓识。中国知识分子有幸,有鲁迅这样的人物为我们作出榜样;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幸,有了鲁迅这样的人物,益发令我们感到羞耻。”“幸”与“不幸”都是现实,所以我们都应该正视。

三说司马迁:《史记》是司马迁的主要著作,其他还有《报任少卿书》《悲士不遇赋》等。司马迁是士人中的侠者,中年之后遭际坎坷,然而其发愤著述,始终不辍,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巨著《史记》(《史记》52万余字,一根竹简最多不过写二三十字,要多少竹简?够不够装“五车”?)令人敬佩。司马迁对于屈辱的感受打动过许多有类似遭遇的人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备受侮辱的人们读《报任少卿书》中的“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等句,会带来多大的震撼,这是不身临其境者很难体会的。读《史记》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他是身处汉朝,而且是史官,可是对本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及其主要对手项羽做了极真实的描写,项羽英雄末路的悲剧,刘邦以流氓起家的喜剧都刻画得淋漓尽致,毫发毕现,使我们读后而不忘。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自《汉书》以下,号称“正史”者,多达二十五,都是学《史记》的,但一蟹不如一蟹。另外,司马迁的文章的表达能力极强,令我十分羡慕。从《史记》和《报任少卿书》来看,在司马迁笔下几乎无事不可记,无情不可抒。文字在他的手中仿佛成了一团橡皮泥,像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这是值得作文字工作的人们反复研读的。

-End-

缅怀这位个性鲜明的老学者

一路走好

本期作者、编辑:王广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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