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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毛泽东及李贽与阳明心学之关系

原标题:朱永嘉:毛泽东及李贽与阳明心学之关系

李贽有一篇文章,题目便叫《童心说》,文章的开头即言:“龙洞山农叙《西厢》,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这龙洞山农便是颜山农(即颜钧,字子和,号山农,从学徐樾三年,后又经徐介绍卒业于王阳明弟子、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门下)。下面是李贽的一番议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这个童心,说到底也就是罗汝芳强调的赤子之心。我们现在强调“不忘初心”,这个初心,对共产党人而言,是不忘入党时的誓言,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个不忘初心,亦还要保持童心,即纯真而绝伪,不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所以讲一点赤子之心还是必要的。

李贽(1527-1602,明嘉靖六年-万历十三年)

李贽与耿定向争论之焦点,是耿定向之伪,说的和想的、做的是两回事。李贽十二岁写的那篇作文《老农老圃论》,所本者亦童心也。中国有一句老话“童言无忌”,为什么无忌,一是因其为童子,二是其所讲为真话,或称之为大实话,是实话实说之真人说真话也。耿定向那样权势在握的士大夫,怎能不说假话呢?这便是李贽与耿定向辈在思想上分野的一条心理界线。

李贽以卓吾为号,他为什么用“卓吾”二字为其号呢?那时他刚过五十岁,但还有那么天真无邪的心态,其云:

居士自称曰卓,载在仕籍者曰笃,虽其乡之人,亦或言笃,或言卓,不一也。居士曰:“卓与笃,吾土音一也,故乡人不辨而两称之。”(《卓吾论略》)

卓者,卓越,超乎常人。笃者,忠于事实本身,求真也。

这反映李贽一生作文行事以求真、保持童心为其宗旨。

从赤子之心出发,那么任何人在他出生时,都有一颗赤子之心,在追求赤子之心、保持童心这一点上,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是平等的。泰州学派的罗汝芳到南方各地讲学时,各色人等都能参加,“至若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将健,行商坐贾,织妇耕夫,窃屦名儒,衣冠大盗,此但心至则受,不问所由也。况夫布衣韦带,水宿岩栖,白面书生,青衿子弟,黄冠白羽,缁衣大士,缙绅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车辙所至,奔走逢迎,先生抵掌其间,坐而谈笑, 人望其丰采,士乐简易,解带披襟,八风时至”(《罗近溪先生告文》)这样的讲学也就平民化、自由化了,没有什么身份的限制,所体现的是一种“泛爱容众,真平等也”(《罗近溪先生告文》)。这样的一种讲学风气是平民化的,也就是平等精神的体现。

李贽所景仰的除了罗汝芳之外,还有王畿,人称龙溪先生。李贽在罗汝芳去世时为其写告文,亦在王畿去世时为其写告文,告文中称:“故同舟而遇风,则胡、越必相救,不自知其丧身而失命也。”(《王龙溪先生告文》)这就是舍己而为人之心,即使是胡越不同,但赤子之心是相通的。故李贽称:“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其为非常人也。”(《王龙溪先生告文》)说自己“虽生也晚,居非近,其所以凝眸而注神,倾心而悚听者,独先生尔矣。今先生既没矣,予小子将何所仰乎!”(《王龙溪先生告文》)在与罗汝芳、王畿二人相往还的成员中,有道士僧人。

王畿(1498-1583,明弘治十一年-万历十一年)

李贽倾心的另一个泰州学派的思想家是何心隐,他还写了一篇《何心隐论》。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是颜钧的学生。李贽在这篇文章中讲到何心隐与常人异者:“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独不肯治生。公家世饶财者也,公独弃置不事,而直欲与一世贤圣共生于天地之间。”还说:“孔子之道,其难在以天下为家而不有其家,以群贤为命而不以田宅为命。”“公既独为其难者,则其首出于人者以是,其首见怒于人者亦以是矣。”“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间。”换一句话说,五伦在他只留下朋友一伦,“同志”这一概念便由此而起。

何心隐是江西吉安府永丰人,自幼“颖异拔群”,参加江西省试得第一名,但他放弃科考,不沿着科举道路走下去。何心隐师从颜钧,强调率性自然,反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之说,认为灭欲是不可能的,做到的只能是“寡欲”。他说:“欲生,欲义,欲也。舍生而取义,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贪,非寡欲乎?欲不逾矩,非寡欲乎?”(《何心隐集》卷二《辨无欲》)他到过黄安,也是耿定向的朋友,也曾游学于京师,耿定向记载何心隐在北京讲学时,“从之游者诸方技及无赖游食者咸集焉”。为此耿定向表示过不满,何心隐对耿定向的回答是:“万物皆备于我,我何择焉!”从耿定向这个话中可以看到,何心隐讲学的场面是平民化的。正是这一点引起执政者的不满,结果被张居正视为“时时欲飞,却飞不起之人”。颜钧在家乡讲学时,曾在自传中讲到,其在家乡成立过宗族性的萃和会,“会及半月,一乡老壮男妇,各生感激”;“会及一月,士农工商皆日出而作业,晚皆聚宿会堂,联榻究竟。会及两月,老者八九十岁,牧童十二三岁,各透心性灵窍,信口各自吟哦,为诗为歌,为颂为赞”。

何心隐(1517-1579,明正德十二年-万历七年)

【影视形象】

实际上把农民组织起来的事古已有之,比如通过宗法关系把农民组织起来,发生战乱和灾荒而不得不流亡迁徙时,也有组织。南北朝时,在北方便有大量堡坞壁垒的组织,既为了保卫自己,也是共同生产的需要。互助合作本来是农民本能的要求,合作化运动不过是把他们有目的地组织起来,其成败关键在于领导者的能力和水平。

何心隐受颜钧萃和堂的影响,也在他家族内组织了萃和堂,负责教、养、婚丧和统一纳税,而地方政府有赋外加派,遭到何心隐的拒绝。何心隐还反对拆毁近城内外民居以防战乱的策略,所以与地方政府发生冲突,因而受到地方政府的打击。湖广巡抚陈瑞在搜检何心隐的往来信札时,写信给耿定向说:“初不知为志学人也。”(《耿天台文集》卷十六《里中三异人传》)杖死何心隐的则是陈瑞的后一任湖广巡抚王之垣,经办此案的陈瑞写信给耿定向,说明见死不救的不是别人,正是耿定向。为什么?怕得罪张居正与李义河。李贽在《答邓明府》一信中,称:

何公死,不关江陵(即张居正)事。江陵为司业时,何公只与朋辈同往一会言耳。言虽不中,而杀之之心无有也。及何公出而(江陵)独向朋辈道“此人有欲飞不得”之云,盖直不满之耳。⋯⋯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与吉安缙绅为仇。然亦未尝仇何公者,以何公不足仇也。⋯⋯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无有缘,闻是,谁不甘心何公者乎?杀一布衣,本无难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则又何惮而不敢为也?故巡抚缉访之于前,而继者踵其步。方其缉解至湖广也,湖广密进揭帖于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须来问,轻则决罚,重则发遣而已矣。”及差人出阁门,应城李义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发之耳。”⋯⋯应城于何公,素有论学之忤,其杀人之心自有。

关于此事,耿定向的堂弟耿定力另有一说:

嘉靖庚申(三十九年,1560年),张江陵官少司成,先恭简(即耿定向)官御史,巡视东城,尝约会僧舍中。不佞甫冠,日侍恭简,闻其奇江陵而又奇心隐也。乘会日,偕心隐突入座,心隐、恭简南面,江陵北面,大兴令吴哲与予西隅坐。恭简故令两公相评品。江陵谓心隐:“时时欲飞,第飞不起耳。”心隐气少平,谓江陵:“居太学,当知《大学》之道云。”心隐退而抚膺高蹈,谓予兄弟曰:“此人必当国,杀我者必此人也。”越隆庆辛未(五年,1571年),不佞举进士,出江陵门,江陵语及心隐曰:“汝兄最称其人,然在我坐,不能出片语。”睹江陵色辞,未尝相忌相仇也。迨岁乙卯(万历七年,1579年)心隐蒙难,衅由王夷陵(即湖光巡抚王之垣),非江陵意也。夷陵南操江时,孝感程二蒲以维扬兵备,直言相忤。夷陵衔之,二蒲尝父事心隐,遂借心隐以中二蒲,而朝野舆论咸谓出江陵意,立毙杖下,竟践心隐当国杀我之言。夷陵实江陵罪人矣。李氏《焚书》谓由李应城意,则传者之误也。(见《何心隐集》附录)

这也是当事人的一种说法,但何心隐之死固然非因张居正,而耿定向未予以援救亦是事实。要知道耿定向与张居正及李义河皆有旧,此时可言而不言。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五《恭简耿天台先生定向》云:“卓吾之所以恨先生者,何心隐之狱,唯先生与江陵厚善,且主杀心隐之李义河,又先生讲学友也。斯时救之固不难,先生不敢沾手,恐以此犯江陵不说学之忌。”耿定向只泛泛地向湖广巡抚王之垣请贷其死,不敢通过李义河为何心隐施一援手,故李贽感叹地说:“嗟夫!朋友之道绝久矣!”“不避恶名以救同类之急,公其能此乎?”(《答耿司寇》)李贽还在文中说:“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迹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老者皆吾师也。”(《答邓明府》)他这个话是公平的,但在当时的在位者看来,却非常不合时宜。泰州学派讲学的平民化,自然会成为执政者打击的对象,这也暴露了道学家们凶残的面目,他们是借手杀人,是幕后的真正凶手。

尽管对何心隐,李贽“未尝亲睹其仪容,面听其绪论”,但李贽的《何心隐论》是痛心疾首地为何心隐之死抱不平的。其云:

所谓死有重于泰山者是也,未闻有为道而死者。道本无名,何以死为?公今已死矣,吾恐一死而遂湮灭无闻也。今观其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一人识公者,无不知公之为冤也。方其揭榜通衙,列公罪状,聚而观者咸指其诬,至有嘘呼叱咤不欲观焉者,则当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门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广,沿途三千余里,其不识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余里皆然也。盖惟得罪于张相者,有所憾于张相而云然,虽其深相信以为大有功于社稷者,亦犹然以此举为非是(指湖广巡抚陈端,曾具体办此案者),而咸谓杀公以媚张相者之为非人也。则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可以盖覆矣。虽公之死无名可名,而人心如是,则斯道之为也,孰能遏之!然公岂诚不畏死者!⋯⋯吾又因是而益信谈道者(指耿定向之类)之假也。由今而观,彼其含怒称冤者,皆其未尝识面之夫。其坐视公之死,反从而下石者,则尽其聚徒讲学之人。然则匹夫无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谈道无真,故必欲其出类,又可知矣。夫惟世无真谈道者,故公死而斯文遂丧。公之死顾不重耶!而岂直泰山氏之比哉!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知道,李贽真可谓有血气之男子,他面对的是怎样一个有势力手拿刀把子的群体,他如是说,而且刻在《焚书》中,当然也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同时他也感到何心隐之孤独,他说:“然而贤者疑之,不贤者害之,同志终鲜,而公亦竟不幸为道以死也。”

值得注意的是,“同志”这个概念在那时已有了,“同志”“平等”“自由”“觉悟”这些在共产党人中流行的概念及其内涵,并非都是从西方传来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早就有了,但不是产生在传统主流文化中,而是在阳明心学之泰州学派中流行的,毛泽东看重李贽的为人和思想不是偶然的。

END

本文选自朱永嘉最新著作《论李贽》,2018年1月,中国长安出版社

感谢朱永嘉先生授权活字文化!

本书是朱永嘉先生解读明代思想家李贽的重要论著。朱永嘉先生以八十七岁高龄,精梳史料,抉幽发微,剖析了李贽的出身、仕途、交往以及为人宗旨和思想发展脉络,尤其结合史事,详尽解读了李贽《史纲评要》二十三条有关古代历史人物的评点,展现了这位独立启蒙思想家的言论风采。朱永嘉先生一贯秉持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读史旨趣,行文时有针砭时弊、发人深省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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