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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真的没有进取精神基因吗?汉朝丝绸之路孤胆英雄多的是

原标题:中华民族真的没有进取精神基因吗?汉朝丝绸之路孤胆英雄多的是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我们见惯了近代以来西方冒险家、传教士、科学家各色人等在全世界巧取豪夺、征服大自然和坚持不懈传教的一幕幕波澜壮阔的话剧——16世纪初麦哲伦率领一些小帆船环球航行, 十七世纪初年利玛窦到北京给万历皇帝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等,十八世纪末亚历山大·洪堡到中南美洲进行科学考察,19世纪中叶利文斯顿到非洲内陆地区探索尼罗河的源头,20世纪初阿尔蒙森斯科特在南极的角逐,21世纪初《阿凡达》导演卡梅隆驾驶单人深潜器潜到世界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

英国人出版的《伟大的探险家》里列举的世界上最伟大的40位探险家里没有一个东方人,几乎全是欧洲人。相形之下,中华民族自郑和下西洋之后500多年的表现很沉寂,民族精神似乎内敛而怯懦。就连国土上的宝库——敦煌石窟都是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探险家发现的,这更让国人无地自容。

难道中华民族真的没有进取精神的基因吗?我们重温丝绸之路揭开这份沉重历史话题的迷思

沙雕:西出阳关——张骞,班超,班勇

一、万里流沙不辞远,张骞“凿空”西域、班超经营西域的伟大历程

巍峨的天山遮住了先民的视野,在公元前2 世纪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对于天山以西以北的世界,人们知之甚少。

西域流沙古未开,氂牛边堠接轮台。扫空瀚海长城外,断得匈奴右臂来。和议终非中国计,雄兵方逞帝王才。守文弱主书生见,难得英雄靖九垓。(清·王昙《咏汉武帝》)

即位伊始,汉武帝这位少年君主便显现出超常的才略和胆气。为了解除匈奴祸患,西汉朝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在外交方面多方谋划。其方略之一,就是把臣服匈奴的西域诸国拉拢过来,“断匈奴之右臂”。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思想,张骞奉命出使西域。

张骞出使西域壁画摹本,摹自莫高窟第323窟(盛唐)

张骞,史书记载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他本是侍卫皇宫的一个普通郎官,不甘心碌碌一生,于是应募出使,投身绝域。汉武帝建元三年(前 138 年),张骞率领着由一百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从长安启程,踏上西行之路,目的是联络被匈奴打败的大月氏人,共同对付匈奴。

张骞的第一次出使非常不顺,先是被匈奴拦截扣留了十三年,好不容易逃出来,辗转来到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不料月氏人安于现状,不愿意再向匈奴寻仇。在这种情况下,张骞只好返回。在归国途中,再次被匈奴扣留,过了很久才回到长安。出发时的百余人,回国时只剩两人

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张骞再度持节出使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除出使乌孙国之外,张骞还派遣副使分赴大宛、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大月氏、大夏(古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今阿富汗北部)等国进行访问,赠送丝绸、铜镜等珍贵礼物,宣扬汉朝的威德,表达交往的意愿。张骞一行获得了邦国分布、山川地形、道里行程以及风土人情的宝贵信息,由此开启了汉朝经营西域的宏伟大业。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张骞通西域,“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诚信)与国外,外国由此信之”。在15 世纪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前的千余年间,穿越西域的沙漠之路,始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最为重要的通道。汉朝开辟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东汉初年西域形势图

东汉之初,由于改朝换代间的大混战,国力明显减弱,一度无暇西顾,西域诸国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北匈奴。班超,是丝绸之路历史上又一个光照千秋的英雄人物。他与西汉的张骞,堪称汉代经营西域的双子星。张骞成功凿通西域,班超父子奋力维护丝路。

班超是史学家班固的弟弟,早年在官府从事抄写文书的工作,后来投笔从戎,在西域建功立业。投身西域三十一年间,班超把亲汉邦国联合在一起,打击匈奴和叛汉势力,维护了西域的和平与汉朝的声望。在汉和帝永元六年(94 年)的一次军事行动中,他成功地调发了西域诸国军队八万之众,使西域五十多个国家都归附了汉朝

史书上说:“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朝廷在表彰班超的功绩时说:班超没有动用汉朝的大军,没有给国家带来负担,却能让远方的各民族和睦相处,使风俗各异的人们同心协力。

新疆喀什班超城

班超与张骞同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冒险伟人而相提并论,然而两者间也存在许多不同。张骞封博望侯,班超封定远侯,两位伟人功业性质各各恰切如爵名。班超事业以影响后世的深远意义而言,自是不能比拟张骞“凿空”,从个人功勋来说班超的成就却远超过张骞。他是在得不到国家力量支持的最艰苦时期,一种特立独行式奋斗,最先二十余年间,未动用国家部队一人,仅凭个人一己的勇气、胆识与毅力,向命运挑战,最终取得全功。

惟其如此,班超特别显得是位传奇性人物,一生附着的都是英雄式奇迹。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正是班超勇气与胆略的真实写照,也是汉朝时期中华民族进取精神的魅影。班超在晚年的时候上书皇帝说他难忘故土,希望叶落归根,他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这样的赤诚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人。

大宛汗血宝马

二、汉朝经营丝绸之路的国家层面战略定力与“树威”“布恩”并举的政策措施

在张骞历尽千难万险开通丝绸之路之后,汉朝在西域的经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西域距中原遥远,汉军无法长期驻扎,汉朝使臣遭劫或者被杀的惨剧时有发生。汉朝与匈奴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拉锯战十分激烈。

汉昭帝时傅介子计斩楼兰王、“不破楼兰誓不还”成为千古美谈;汉元帝时西域副校尉陈汤调集西域屯田官兵和各国盟军,千里奔袭,格杀与西汉王朝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匈奴郅支单于,发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中华民族最强音。

在王莽新朝从西域大撤退(“一绝”西域)之后,幸赖班超父子共同导演出“三绝三通”西域的威武雄壮的话剧。维持丝路畅通的费用支出相当惊人,朝廷中反对经营西域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班超去世仅五年(107年),东汉朝廷终在西域“无益于中国而费难供”的理由下罢都护。班超心力交瘁恢复的西域统制宣告放弃(“三绝”西域)。直到十多年后,汉安帝召开御前大辩论,其子班勇坚持下西域“三通”,东汉政府对西域的统制才告稳定。

敦煌鸣沙山月牙泉

匈奴设置僮仆都尉管理西域对西域各国征税不同,汉朝驱逐匈奴势力接替匈奴控制西域后,辛勤经营西域。一方面使西域各国摆脱匈奴殖民地桎梏,扶植它们经济上自由发展,双方互惠互利而非匈奴式的片面剥削,同时给予养蚕、铸铁以及水利工程知识等领域的技术传授与指导,还有财政上定期或不定期的无偿援助。《汉书·西域传》赞“盛德在我,无取于彼”。

另一方面,从不干涉政治上追随汉朝国家的内政,而是采取“质子”制度,培植政治向心力,通过让西域各国王公子弟长期留居长安,亲身感受汉朝文化。这些王子返国继位时既能得到汉朝信任,这些接受汉族教育、生活习惯已渐汉化的年轻一代接长本国王位,其自然会强烈倾向汉朝

莎车国是公元前后西域最为强盛的国家,其国王也曾是质子,不但成长于长安, 而且还曾担任汉朝政府公职,他去世时对诸子的遗训便是:“世奉汉家,不可负也”。

班超在西域独立经营三十余年,有一次班超受命要临时回国的时候,当时于阗等国的人抱着班超的马腿不放,不让他走,说“我们今天以汉室为父母”,这种情怀表现出西域各国对西汉中央政权的向心力。

张小峰教授认为:汉朝要付出这么大的财力做这件事情,维持与西域交往的畅通,实际上是汉朝试图将国家影响力远播于四方的战略规划,用今天的词语来形容就是汉朝塑造自己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所以丝绸之路能否畅通是汉朝国力是否强大的见证,是汉能否有效影响和控制西域甚至更远国家的一个标志。维持丝绸之路畅通,不但对汉朝本身,而且对中国历史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青铜雕塑 马踏飞燕

三、丝绸之路开通后汉朝与异域文明交往中的开放自信心态在文化艺术上的反映

张骞凿通西域之后,华丽高贵的丝绸、光洁典雅的铜镜、高超的铁器铸造技术,借助丝绸之路,从中国传入西方。非洲的狮子、西亚的驼鸟、印度的孔雀、膘壮健行的大宛天马,通过丝绸之路,从域外来到中原。今天,我们日常食用的葡萄、核桃,也都是在汉代从西域传入中原的。《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源自印度的佛教很早就在西域传播,两汉之际,又从西域传入中原。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汉明帝刘庄在洛阳城雍门修建白马寺,这是中国古代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由此开启了佛法东来的大门

汉朝因直接导入西方艺术因素而开广素材变换领域,栩栩如生的神灵,以及各型人物既其日常生活动态描绘,都足显示注入了新的生气。无论铜器、陶质殉葬明器、墓祠石刻,以及汉朝特殊发达与享有世界性盛誉的漆器,都在说明汉朝艺术自由奔放的代表性风格。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特别推崇汉朝艺术风格:人对世界的征服和琳琅满目的对象,表现在具体形象、图景和意境上,则是力量、运动和速度,它们构成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基本美学风貌铜塑——马踏飞燕、花岗岩石雕——伏虎、石刻拓片——荆轲刺秦王、陶塑——说唱俑、浮雕拓片——导车画像等汉代艺术作品是其代表。

玉门关遗址-大方盘城遗址全景

汉代是中西方文明交流的第一个高峰期。丝绸之路的开辟是汉代积极进取的国家政策和个人伟大探险精神相结合的壮举,契合大时代来临之际“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汉武帝求贤诏书)的民族进取精神。

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汉朝对西域三百年的辛勤经营,东西方文明交流过程中的开放包容心态,以及同时期积极向上的艺术精神,都表明了两千年前中华民族就有着强烈进取精神的基因。

任何大国的崛起,都需要一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时代精神”的元素,丝绸之路历史体现的时代精神就是开放、进取、包容。在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了关键时期的新时代,我们从丝绸之路再出发,唤醒中华民族沉睡已久的进取精神基因正当其时。

卜宪群 总撰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撰稿

华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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