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正文

“三光”名臣范仲淹:求之千百年,概不一二见

原标题:“三光”名臣范仲淹:求之千百年,概不一二见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汉族,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金末元初一代文宗元好问曾评价范仲淹曰:

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则孔子之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概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

今且循元公此论以述这位千古明臣:

在布衣为名士。史载范仲淹先祖为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其父亲范墉五代时在吴越为官。北宋建国后,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大宋,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990年,范墉因病卒于任所,母亲谢氏贫困无依,只得携两岁范仲淹改嫁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1011年,十三岁的范仲淹得知家世,伤感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应天府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朱熹所编的《八朝名臣言行录》中对范仲淹这段布衣时代有过描述:

范仲淹两岁而孤,母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辞母,去之南都入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馕粥不充,日昃始食,遂大通六经之旨,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027年,范仲淹为母守丧,再以丁忧居应天府。时晏殊为南京留守、知应天府,闻范仲淹有才名,就邀请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范仲淹主持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亦为之焕然一新,范仲淹声誉日隆。

在州县为能吏。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1017年,范仲淹以治狱廉平、刚正不阿,升为文林郎、任集庆军节度推官,便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1021年,范仲淹出任泰州时,征调民众4万多人,重修捍海堰。先后五年而功成,新堤横跨通、泰、楚三州,全长约200里,不仅当时人民的生活、耕种和产盐均有了保障,还在后世“捍患御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人民将所修之堤命名为“范公堤”,遗址迄今犹存。

1034年,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时苏州久雨霖潦,江湖泛滥,积水不能退,造成良田委弃,农耕失收,黎民饥馑困苦,范仲淹根据水性与地理环境,提出开浚昆山、常熟间的“五河”,将积水导流太湖,注入于海的治水计划。范仲淹以“修围、浚河、置闸”为主的治水经画,不但获得时舆的赞扬,还泽被后世,自南宋至元、明的两浙职守,都依照这个模式去整治水患。次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判国子监,很快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在边境为名将。1040年,范仲淹奉调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针对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山谷交错、地势险要的特点,范仲淹提出“积极防御”的守边方略,即在要害之地修筑城寨,加强防御工事,训练边塞军队,以达到以守为攻的目的。在军队制度上,取缔按官职带兵旧制,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建立营田制,解决军需问题,使军队面貌一新,应变能力和作战能力大大提高。在防御工事方面,构筑城寨、修葺城池、建烽火墩,形成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对沿边少数民族,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使其安心归宋。同时,范仲淹精选将帅、大力提拔军队将领,使西北军中涌现出狄青、种世衡等名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范仲淹利用筑城修寨进行积极防御的思想,使西北军事防务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夏军队不敢轻易侵犯他所统辖的地区,边境局势大为改观。1044年,北宋与西夏最终缔署合约,西北边疆得以重现和平。

在朝廷,则孔子之所谓大臣者。范仲淹关心政治,每遇国家大事,总是慷慨直言,由于他直言敢为,曾在八九年间里三次从朝中被贬:1029年,范仲淹因谏言太后还政,被贬;接着又因废郭皇后而二次被贬;1035年,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第三次被贬。尤其后两次,成为影响庆历士风构建之重要事件,获得北宋士人之广泛人格认同。据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记载,范仲淹三次被贬,每贬一次,时人称“光”一次,第一次称为“极光”,第二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乃天下对范仲淹至高之誉。

1043年,仁宗第三次召范仲淹回京,遂开启庆历新政之举。范仲淹针对当时的内忧外患,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纲领,主张澄清吏治、改革科举、整修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等各个方面和领域。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全国也普遍办起了学校。1045年正月,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革新派为“朋党”,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改革遂以失败告终。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1046年11月,范仲淹因病上表请求解除四路帅任、出知邓州。范仲淹抵达任所邓州,重修览秀亭、构筑春风阁、营造百花洲,并设立花洲书院,闲暇之余到书院讲学,邓州文运大振。1048年,有诏调范仲淹知荆南府,邓州人民殷切挽留,范仲淹也喜欢邓州,就奏请朝廷,得以留任。范仲淹在邓州共计三年,百姓安居乐业,其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邓州。1049年,范仲淹又调杭州。子弟以范仲淹有隐退之意,商议购置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范仲淹严词拒绝。十月,范仲淹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贤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1051年,升为户部侍郎,调往青州,因冬寒病重,求为颍州。1052年,扶疾上任行至徐州与世长辞。一代名臣逝于赴官奔波之路上。史传其乃至晚年“田园未立”,居无定所,临终《遗表》一言不及私事。后葬于河南洛阳伊川县万安山下,仁宗亲书“褒贤之碑”,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追封楚国公。

范仲淹不但是有宋一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还是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诗人、词人、书法家。在文学方面,范仲淹重视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主张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厚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为此,范仲淹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其文章具有历史意义和复古精神,对宋初文风的革新具有积极作用。他的散文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苏轼曾评价其《上政事书》“天下传诵”;《灵乌赋》一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在诗歌上,范仲淹主张“范围一气”、“与时消息”,既继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气”,又将曹丕的“文气说”,陆机、钟嵘的“感物说”和“天人合一”的诗学思想融为一体,把政治教化和为情造文有机结合。作为教育家,范仲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把“兴学”当做是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明确提出“重名器”,把当时科举以考试取人、而不在考试之先育人,比之为“不务耕而求获”,主张“劝学育才”,恢复制举并使之与教育相衔接。庆历新政时,范仲淹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完善教育系统、加强学堂管理,各地亦奉诏建学,地方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谓“盛美之事”。范仲淹亦身体力行,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足迹所涉,无不兴办学堂,教泽广被;晚年又设义田、建义学,对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激劝“读书之美”,范氏义学在教化族众、安定社会、优化风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启了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的新风尚。在书法上,宋黄庭坚《山谷题跋》中云:“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著,极近晋宋人书。”又云:“范文正公书《伯夷颂》极得前人笔意,盖正书易俗,而小楷难于清劲有精神。”清高士奇也称范仲淹书法“挺劲秀特,肖其为人”。

千百年赞。范仲淹非但在当时“一时而为天下师”,后世也受到一致赞扬,今概述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历史评价:

在庆历新政基础上推行“熙宁变法”的王安石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一代文宗苏轼则对范仲淹推崇备至,称其“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先,经天纬地,阙谥宜然;贤哉斯诣,轶后空前”、“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盖如饥渴之予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故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

时人知范仲淹公,唯于《岳阳楼记》中知其文名,唯知其中曾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名句,而不知范公非但遗下名篇,而且确实躬身实践。范公可鉴于今者有二:其一,中国儒家文化之大道,名君治下必有名臣,名臣之出必有名君,二者相辅相成。设若范公出自于异朝异君,则依其刚直性格,很可能将永处于“江湖之远”,或然即使有幸“居庙堂之高”,也会很快被贬出朝堂,难再录用。是以仲淹所以能以“三光”名臣传颂于后世,当不能忘记其背后有一个宅心仁厚、倾心孤寒、能够三贬三用的宋仁宗;其二,仲淹后世以《岳阳楼记》闻名天下,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其文如其人,其人如其文,可以说范仲淹的一生,是在身体力行这句自己的“座右铭”,而这句名言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穿透力,也正是范仲淹以自己的忠直无私为其注入了生命的力度和历史的深度。而反观中华五千年历史,不乏文章高手,华美文章,道德说辞,比如北宋奸相蔡京,书法极佳,一副扇面竟然卖到两万两银子,而购买者,竟是当朝宋徽宗;再如南宋的宰相秦桧,不但是“状元”出身,而且创造了今天人们常用的“宋体字”;明朝“青词宰相”严嵩不但是文章高手,而且是书法名家,清朝的第一贪官和珅不但精通四国语言,而且诗文书法俱佳,还经常替乾隆皇帝代笔写作。然而,由于他们秉心以私,虽然治事治艺于能,却为万世所唾骂。以此观之,文章虽为千秋事,公忠却为万世基,唯有那些心怀天下、忧国忧民者,才能自然流露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样的历史名句,让今天的我们在重温历史展望未来时揣摩不已。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号的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
阅读 ()
投诉
免费获取
今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