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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智超:抗日战争中的陈垣

原标题:陈智超:抗日战争中的陈垣

“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占领北平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迁,大批师生南下。当时祖父没有南下,而是留在了北平。为什么他不离开北平?

一个原因是辅仁大学是德国教会办的,并没有南迁的打算,祖父如果南下,只能丢下辅仁大学的师生,只身离开北平。他是一位学者,离开了他的大批图书就无法进行工作。离不开辅仁大学,离不开他北平的书籍,这应该是一个原因。

虽然自己没有离开北平,但他对想要离开北平的人,他的朋友、晚辈等,是很支持的。

我祖父留在北平,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留在北平。留在北平做什么?他为什么坚信自己要留在北平,而且要做很多事情,这要有坚定的信念。什么信念?

祖父坚信日本的侵略肯定是要失败的。他在抗战时期写了好几本书。这几本书既是学术著作,更重要的是战斗的著作。有一本书叫《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他说:“自永嘉(西晋的一个年号)以来,河北已经被外族侵占很久了,但为什么最后中国会恢复呢?中国的人口还越来越多呢?就是千百年来先民艰苦培养而成的这么一种民心。”当时他只能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来比喻抗日战争,因为民族斗争也是有是非之分的,也是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的,是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的。这是第一点,他坚信侵略者是不能长久的。

另外,需要考虑到现实。沦陷区的人民不可能都跑到后方去,包括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都跑到后方。现实情况既然如此,那么沦陷区就需要有人主持正气。祖父认为自己应该是其中之一,是在沦陷区主持正气的人。我祖父坚持留在沦陷的北平,就是因为他有一套理论、一套信念在支持着他。他留在北平就是要竖立起一面旗帜。当时他有两句话叫“正人心、端士习”,“正人心”就是端正人心,“端士习”,端也是正的意思,士是指知识分子。他要教育青年,劝告友人一定要保持民族气节。

抗战时期我祖父在沦陷区的北平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维持辅仁大学;第二件事,教育学生;第三件事,以书斋做战场,用纸笔做刀枪,写了一系列有战斗性的著作。当时形势险恶,做这三件事是很不容易的。

第一件事,举一个例子。1943年,日本一个有名的杂志《东洋史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近日北京学界》。文章作者一方面讲,陈垣先生写了《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超人的活跃”,而且陈垣的一些学生追随他形成一种学风,非常壮观。然后,作者笔锋一转说:“辅仁近日遭到厄运,文学院院长沈兼士失踪了(沈是当时国民党地下工作的领导人,“失踪”是躲避日本军警拘捕)。”文章接着写道:“今后甚希望陈垣等之自重。”很明显,这篇文章在幸灾乐祸之中带有恐吓之意。

我祖父抗战期间在北平的艰难境况,从他在战后的一些讲话中也有反映。日本投降的第二天,1945年9月3日,辅仁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我祖父说:“辅仁大学已有8年没有举行开学典礼,因为国旗拿不出来,国歌不能唱,甚至说话也要受到限制。日本占领徐州时,强迫各个学校都要庆祝,挂出伪满的旗,所以干脆就不举行开学典礼和不举行升旗。”

辅仁大学从它筹办时开始,是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主办的,除了派人,还有经费上的补助,这是1923年。到了1933年,本笃会经费出现了问题,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当时教皇就委托德国的圣言会来接办辅仁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很多大学南迁。在沦陷区的北平,唯有两所大学的学历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承认,一个是燕京大学,因为它是美国教会办的,一个就是辅仁大学,因为是德国教会办的。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美日宣战,燕京大学也办不下去了,所以1941年以后沦陷区的北平,只有辅仁大学一个学校能够继续办下去。这时学生有3000多人,是辅仁大学的鼎盛时期。学校主要的校务由教会的代表、所谓的校务长来主持,但是作为学校,需要有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就是我祖父。如果没有陈垣校长,学生不会来,老师也召集不起来,所以教会需要这么一面旗帜。祖父也把辅仁这个阵地维持了下来。辅仁大学里面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有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国民党在北平的抗日据点就在辅仁大学,所以当时有人说辅仁是抗日堡垒。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共同斗争,都为抗日尽力。

第二件事,维持辅仁这个阵地,就要利用这个阵地来教育学生,教育包括柴德赓、启功这样的中青年教师。在辅仁大学,祖父利用一切场合教育学生。1942年4月份,已经是抗战第五个年头,辅仁每年有返校节,返校节照例开运动会。我祖父就在运动会上面讲话,说:“今天不是开运动会么,我给大家讲一个孔子开运动会的故事。”孔子怎么开运动会?《礼记》有一篇讲到孔子主持一次射箭比赛,让子路去把门,宣布三种人不能参加今天的运动会:第一种是败军之将,不能很好保卫国家的;第二种是为敌人做事的;第三种是认敌作父的。这三种人不能参加运动会。所以孔子宣布第一条有人走掉,第二条又有好多人走掉,第三条又有人灰溜溜走掉了。祖父通过这样一个故事,警告当时在场的汉奸。也是教育学生把名节放在第一位。

他也通过上课激励学生。有一天他讲课,讲全祖望和另一位著名学者杭世骏讨论刘豫墓在什么地方。刘豫是金灭北宋后,扶植的伪齐傀儡政权的头头。刘豫在北宋时做过济南知府,有人说刘豫的墓在济南,有的人说刘豫的墓在他的老家。但是我祖父说刘豫的墓究竟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刘豫的后人,明明知道自己是刘豫的子孙,但是他却说自己先世不明。所以,我祖父说,一个人连自己的后人都不认他的话,这个人真是遗臭万年了。这也是对汉奸的警告。当时,在公开场合讲这些话是要冒风险的,但因为祖父巧妙地运用历史来比喻,日本人也不便明目张胆地找麻烦。

第三件事,他以书斋做战场,以纸笔做刀枪。抗战八年,祖父一共写了七本有战斗性的著作,是他一生中学术著作最丰盛的时期。这些书里面都是借着讲宗教、讲历史,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这个“当政”就是不好好抵抗日本侵略,不好好整顿自己的政治的当权者。

这些著作不但在当时起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而且直到今天,还是文史学者的必读书,一再重印。原因就在于他的这些书都是经过广泛收集材料、经过严格考证写出来的,是有血有肉、有根有据、有针对性的著作。这就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义愤不能代替科学。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只有符合历史真实的著作,在反侵略战争中才是最有战斗力的著作,也才能成为不朽的著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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