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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士锋:我研究太平天国重点关注洪仁玕、曾国藩这两个人物

原标题:裴士锋:我研究太平天国重点关注洪仁玕、曾国藩这两个人物

裴士锋 著 黄中宪 译 谭伯牛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9月版

如果说,美国耶鲁大学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的《太平天国》一书,追溯了历史上太平天国运动的观念源头与宗教意识形态基础,让读者为这场运动始终摇摆于异端与正教、疯癫与理智、东方与西方的奇异色彩而感到眩晕,犹如置身于洪秀全那些“带有天启色彩”的梦中,即使在掩卷之后还久久不能“醒来”。

那么,史景迁教授的弟子裴士锋(Stephen R.Platt),则采取了一种更现实、更开放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他的最新力作《天国之秋》,主要着墨于太平军试图以民族诉求去鼓动人心之举以及西方国家对这场中国内战的干预,“重点在战争的结局而非其根源”。可以说,学生裴士锋用详实的史料、生动的讲述,与老师史景迁唱了一出“对台戏”。

前不久,正在美国和家人度假的裴士锋接受了《晶报深港书评》记者的专访。

“若无美国内战,英国很可能不会干预太平天国运动”

晶报:您的《天国之秋》一书的叙事角度,与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广为人知的著作《天平天国》明显不同。后者主要着墨于追溯太平天国运动的观念源头以及宗教意识形态基础,您的书则强调帝国主义国家对这场中国内战的干预作用。您为什么选择这一视角?

裴士锋:由于史景迁教授那本关于洪秀全的出色著述(《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运动的宗教面相得以为西方读者所熟知。然而,作为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我认为大多数西方读者对自己的国家在这场中国内战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是一无所知的。因此,外国势力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干预就成为我的主要视角。当然,我的研究不仅是要扩展西方读者的视野,也希望能够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另外,在书中我对曾国藩也做了非常详细的论述,这主要是出于我的个人兴趣。还记得大学毕业后,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在湖南长沙的一所中学做了两年的英语教师。从那时起,我便对湖南的近代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毫无疑问,湘军是构成这段历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一方面尝试去了解西方国家对这场运动的干预与影响,同时也试图更好地理解曾国藩如何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些就是“书里”和“书外”的故事。

晶报:令人记忆犹新的是,此书正文前面有一个“大事年表”,让人觉得中国太平天国运动与美国南北战争在时间上有很多重叠,您是想借此提醒人们:中国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堪比美国南北战争的内战吗?

裴士锋:的确,时间上的重叠是很重要的。从最基本的层面讲,内战是指一国之内并存的两个政党、两个政府争夺政治权力的战争。可以说,美国南北战争和中国太平天国运动除了均为内战这一事实之外,并没有其它的相似之处。这两场战争的主题、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都大为不同,战争的起因以及斗争双方争论的问题也大相径庭(虽然有资料记载恭亲王曾向派驻中国的美国官员表示对美国陷入内战境况的同情,因为中国也面临来自南方地区的叛乱)。然则,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两者的相似之处还在于,英国本应在两场战争中保持中立。

美国内战对中国太平天国运动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原因在于,正是在美国内战爆发后,英国才最终决定打破延续了十年的中立姿态,开始介入这场中国内战。我认为英国主要是迫于经济原因:中美两国当时是英国在海外的两个最大的市场,对帕默斯顿首相来说,同时丢失两个市场是难以承受的。英国之所以对清政府施加影响,主要是为了再次打开因内战而关闭的中国市场。在太平天国运动引发的战争结束之时,帕默斯顿首相宣称对中国的干预使英国免遭在美国内战中的经济损失。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美国内战,英国很可能不会横加干预中国事务。

设若英国当时干预美国内战并再次打开南方棉花市场,那么美国历史就会被改写。可事实上,英国在美国内战中自始至终选择了中立;我们继而可以设想,假如英国没有干预太平天国运动,中国的历史又将被如何改写?

晶报:在您的书中,洪仁玕、曾国藩与洋人的所作所为构成三条相互交织的主线,却很少提及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秦日纲、石达开等重要人物,您是在有意避免与同类著作在主题上的重复吗?是否担心人物众多会影响故事的完整性?

裴士锋:我把重点放在两方面:一是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的外交关系;二是与南京对峙的湘军。因此,本书主要论述了1859年至1864年之间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大多以曾国藩和洪仁玕为中心。在时间上,我并不打算覆盖太平天国自始至终的全部历史;在地域上,本书并未一一涉及经历这场内战的所有区域。因为相关内容太丰富太庞杂,是无法用一本书去囊括的。您在问题中所列举的人物都是我们应该更加仔细研究和探讨的对象。换言之,我为了在书中更有针对性地探讨个人所研究的问题,因此不得不将重点放在曾国藩、洪仁玕身上。太平天国是一场大规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运动,很多著作都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研究重点去展现这场运动的各个侧面,而我的书也只是众多不同研究视角中的一种。

“曾国藩及湘军的崛起,是迄今最震撼人心的军事案例”

晶报:与清朝政府在华夷观念上的僵化固执不同,洪仁玕、李秀成(当然也是在洪仁玕的主导下)对洋人的态度是较为开明的,一度向其示好并拉拢之,然而最终却未能换来洋人对太平天国的支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裴士锋:在这场中国内战中,有一些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其中之一,是洪仁玕将太平天国未来的命运寄托于外国势力的支持。洪仁玕会讲英文,以基督徒的身份争取外国人的支持,许诺给他们自由贸易,并自愿提供西方人需要用武力才能从清政府那里取得的让步与特权。一开始,洪仁玕坚信西方人会站在太平天国一边。与之相反,曾国藩却对西方势力恨之入骨,将西方国家视为太平天国叛乱之源。可历史最有讽刺意味之处在于,最终,除了极少量的洋人雇佣兵支持太平天国外,曾国藩几乎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全部支持。揭开这段历史中的吊诡之谜,是我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

晶报:在导致太平天国由盛转衰、最终覆灭的诸多因素中,您如何评价曾国藩以及湘军的作用?

裴士锋:在我个人看来,曾国藩及湘军的崛起是迄今为止最震撼人心的军事案例之一。事实上,起初曾国藩本人没有任何军事背景,但在艰难的环境下,他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取得19世纪最具毁灭性的战争胜利。他无疑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然而,在中国曾国藩可谓家喻户晓,但在西方却少有人知。最近一部曾国藩英文传记出版于1927年。有鉴于此,向当代西方读者介绍曾国藩其人其事,便成为我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

晶报: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地方团练以及曾国藩湘军的力量也在慢慢变大,这对中国的近代史构成了何种影响?

裴士锋:太平天国运动后,尽管曾国藩主导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但是我们却很难从湘军身上看到“现代”特征。湘军奉传统的儒家思想为圭臬,建立在传统的宗族与宗法制度文化之上。曾国藩视外国人为未开化的野蛮人,本不屑于向他们求教,只是迫于湘军的战斗装备以中国传统武器为主。尽管李鸿章与英国官员查尔斯·戈登共事,并赞赏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但曾国藩却认为一支军队的制胜之本不在武器,而在士兵以及他们的道德品格。当他的九弟曾国荃请求向西方购买步枪时,他认为一名真正的将领不应依赖国外的武器装备。

当然,在战争后期,曾国藩开始对现代枪械、汽船产生了兴趣。这主要不是因为他想借这些武器打败叛乱分子,而是觉得如果中国拥有这些现代化的武器和轮船,就不用再惧怕英国人和法国人。战争结束之际,他开始采取积极措施购买西方轮船、枪械。“同治中兴”之时,他逐渐将西方现代技术引入清军,不过程度和规模均十分有限。

与之大相径庭的是,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却十分希望为太平军添置西方的坚船利炮,可他最终没有从西方人那里获得支持。

晶报:有历史学家经研究发现,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中国有两千多万人死于战乱、饥荒,而您认为太平天国并非造成这场灾祸的主因。据您看来,有哪些因素共同造成那段时期中国人口的大量减少?

裴士锋:要理解这场战争的悲惨程度与破坏规模是比较困难的。虽然很多人死在战场上,或被敌人杀害或自杀,但是更多的人是死于连年战争所造成的饥荒与疾病。清政府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完全破坏了中国某些人口密集、土地肥沃地区的农业生产。在此期间,农民几乎无法在农田上种植作物,大批军队行军经过,农民的所有种植成果便被毁于一旦,从而使得后方的大批民众只能处于饥馑之中。至今,我看到的所有关于最大死亡人数的结论,也将低迷的出生率考虑在内:战争打乱了中国人的正常生活,很多孩子根本没有机会来到这个世上。那真的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之一!

“曾国藩认为,这场战争源于中西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

晶报: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亚洲,两个国家的命运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和日本。正如美国准将佩里在1853年叩开日本的大门,英国的额尔金勋爵在中国近代化的初期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时他也因下令焚毁圆明园而恶名昭著。我们该如何评价此人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裴士锋:在开始这本书的写作之前,我对额尔金的了解始于他的行为——尤其是火烧圆明园——我知道中国人对他的评价,但是不了解当时的英国人是如何看待他的。本来我以为,在英国人眼中,额尔金更像是一个成功迫使中国签订《北京条约》的英雄。所以,当额尔金返回英国并遭受国内舆论指责时,我还感到惊讶和不解。在很多英国人看来,火烧圆明园是一种“汪达尔行为”,甚至是一种战争罪;额尔金本人也被认为玷污了英国的荣誉。维克多·雨果曾致信法军上尉巴特勒,怒斥火烧圆明园的行经,而且这样做的不止雨果一人——很多欧洲人都为“额尔金之火”感到震惊。

面对这些批评,额尔金为自己辩护,说摧毁圆明园是他能够想到的不以伤害北京民众为代价而惩罚中国皇帝的唯一方法,这虽然不能为其行为正名,但足以说明当时英帝国主义者心态的复杂性。额尔金相信,英国只是在与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交战,而不是中国民众。

但毫无疑问,额尔金的故事是悲剧性的。额尔金本人曾私下坦言,对英国来说,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所根据的理由实则是“一桩丑闻”。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鸦片战争那段历史已经成为英国人罪恶感的来源之一。后来,当英国的决策者开始争论是否要干预太平天国运动时,其中一些人认为帮助清政府镇压叛乱是弥补英国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错误行为的唯一方法。背后的逻辑好像是:因为英国摧毁了清政府的皇家园林,现在就要帮助清政府维护其统治。

晶报:我们可以看到,洪仁玕在太平天国的一系列文告中,强调这场运动具有“摆脱异族统治”的正当性,从而迎合当时中国民间一股潜滋暗长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否为以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裴士锋:我认为,相比于当时汉满之间民族矛盾,“民族主义”是一个意义更强烈、更现代的概念。洪仁玕在他的政治宣传中,一直试图唤起汉族人对满族统治者的仇视。在之后的辛亥革命中,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也借用汉满民族矛盾去赢得民众支持。洪仁玕不是第一个对满族统治合法性提出质疑的人。他以民族差异为政治宣传重点,似乎是为了争取那些不关心太平天国运动却赞成推翻满族统治的人们的支持。相形之下,曾国藩效忠于满族皇帝,并被排满主义者骂为“汉奸”。然而,曾国藩本人却认为太平天国战争源于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儒家思想与受外国启发的基督教信仰的对抗。

晶报:在中国,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历来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先进人士最早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化纲领”。但近代化毕竟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仅仅倚赖一种构想、一个纲领(况且,洪仁玕的主张在太平天国的统治集团内孤掌难鸣)。能否说,《资政新篇》只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早产儿”?

裴士锋: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一份非常著名的文件,其中关于经济改革的方案,被后来几代中国的志士仁人成功地实践。他希望中国能够建造铁路、轮船和现代公路,能够开放工业、矿业和银行,能够创办报纸和现代司法体系,能够与西方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等等。但是由于太平天国没有获得战争胜利,《资政新篇》也就没有机会去实施。最终,它只能是一种“纸上幻想”,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没有产生直接影响。

战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自强运动的倡导者所追求的现代化,在规模和程度上,都不及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所提出的。姑且大胆地设想,假如中国在19世纪60年代实行大规模的经济与工业现代化,那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又将呈现出一番什么样的景象?

“我所居住的马萨诸塞州,曾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晶报:从当时西方媒体对这场内战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国际舆论(主要是英美等国媒体)对太平天国表现出同情和期许,对清政府则缺乏好感。西方媒体与政府为什么出现了意见分歧?西方媒体意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政府的决策?

裴士锋:您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是的,在战争初期,西方媒体纷纷同情太平军,尤其是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将清帝国视为奴隶制国家,少数满族统治者奴役着多数汉族民众。于是,太平天国运动被他们视为一场中国民众起而抗击外族统治的斗争。

可是,这种观点在战争期间也曾发生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外国驻华记者居住在清政府统治区域,尤其是上海,所以他们大多是从清政府官员那里获得信息。清政府官员向他们渲染叛乱分子的残暴和可恶,于是国外舆论慢慢转变风向,认为太平军无恶不作、不值得同情。而且,基督教传教士也开始宣传“太平军并非真正的基督徒,实为异教徒”之类的言论,使得外国媒体逐渐对太平天国采取抵触态度。

实际上,那时英国的公共舆论对政府决策几乎没有产生影响(1861年,美国爆发内战之后,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关注程度降低了许多)。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英国议会对首相帕默斯顿的决策也拥有很小的约束力。实际上,英国议会在1857年曾试图阻止第二次鸦片战争,但最终失败。另外,1860年额尔金重返中国一事,也没有得到议会的同意。同样,1862年之后英国对中国的干预行为仅得到首相的授权,而没有得到任何议员的赞成,因为他们大多认为中国的这场内战与英国无关。

晶报:最后,我们很想知道您接下来的研究计划。

裴士锋:我最大的研究兴趣是在中西关系这个领域,所以我当前的研究主要围绕鸦片战争之前几十年的历史,希望能够藉此更好地理解西方人对中国看法的转变——从“18世纪90年代的敬畏和崇拜”转变为“19世纪30年代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一场被西方很多国家指责为不义的战争”;我更为关注的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对鸦片贸易的批评,以及西方人对鸦片战争的抗议。更重要的是,我想更深入地了解为何这些批判和抗议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我也想知道当时美国人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我现在居住在马萨诸塞州,这里曾与中国通过贸易结下不解之缘。一则,早在19世纪30年代,中国商人伍秉鉴与年轻的马萨诸塞商人约翰·默里·福布斯结下深厚友谊,通过福布斯先生,伍秉鉴投资了美国铁路。他们是那个时代中美之间形成良好互动关系的典范;二则,很少有人知道,我们这里的一些最杰出的机构如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部分建设资金就来自于当时美国与中国的鸦片贸易。我想,这些历史故事值得我们去重新发掘、重新讲述。

裴士锋(Stephen R.Platt)

耶鲁大学中国史博士,大学毕业后以雅礼协会老师的身份在中国湖南待了两年。现执教于美国阿姆赫斯特马萨诸塞大学,著有《湖南人与现代中国》、《天国之秋》,《天国之秋》一书获2012年坎迪尔历史奖大奖。

作者晶报记者 魏鼎

来源丨《晶报 深港书评》2015年01月25日第A8版

编辑丨Jo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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