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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59 宫崎市定 | 东洋的近世(二)

原标题:No.659 宫崎市定 | 东洋的近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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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52 宫崎市定 | 东洋的近世(一)

目 录

前 言

绪论 东洋近世史的意义

一 世界与东洋的交通(本次推送)

二 中国近世的社会经济 (本次推送)

三 中国近世的政治

四 东洋近世的民族主义

五 近世的文化

结语 东洋的近世与西洋的近世

一 世界与东洋的交通

交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过去往往被忽视。翻开历史地图,国境线画得清清楚楚,甚至还用不同的色彩来表示国家的疆域范围,但是,这在我看来几乎是毫无意义的。历史地图如果去掉交通路线的话,我们根本无法从中读出它的历史意义来。例如,万里长城真的有必要一直延伸到那么遥远的西部吗?针对这个问题,答案是简单的。这并不是因为长城西部的南侧居住着很多需要特别保护的汉人,而是因为这一线是中国通往西方的交通大干线。为了保护这条交通路线,长城完全有必要延伸到遥远的西部。沿着长城南侧分布的狭长形沙漠绿洲上,分布着汉人的郡县,保证了汉朝内地与西域诸国(今新疆)之间的交通畅通。

宋代,这一区域为独立的西夏王国所占有。西夏虽然是建立于内陆的小政权,但因为它称为这一重要交通路线上的绊脚石,宋朝试图倾全力将其制服,数年之间,战争不断。因此,作为一个小国家,西夏的名字甚至都会出现在一般的中学教科书里,而作为吐蕃这样的大国,它的存在几乎被人遗忘,至于立国于云南的大理国,则差不多完全被忽视,而西夏却赫赫有名,这充分显示了交通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

人类的文化因为交通得以发达。居住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以及南非、澳洲的土著居民,他们的文化都不繁荣。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地方的自然资源贫乏,而在于他们远离世界的交通大道,被人类的进步所遗忘。人类的文化,说到底是全人类合作的产物。某个地方的发明,因为交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受到刺激的其他地方,往往又能作出更新的发明。人类文化的发展,虽然有时会出现一些波折,但总体上是不停地向前发展的,这只要看一下纸、火药、罗盘等发明的传播路线便可一目了然。然而,与世界交通疏远的地区,其居民无法均沾人类文化所带来的利益,反而因为文化差距日益加大,他们在意识上更加抗拒外来文化,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自身社会的封闭性,与外界的交流变得越发困难。

交通所带来的利益,并不一定是在交换知识以后才产生的。人们对外来的习气的东西产生的惊异和热爱,便足以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原动力。南海所产的香料,是如何刺激欧洲人的味蕾,从而激发其他们的勇气,依然投身于海上航行的?中国的茶叶,是如何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热爱,从而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发展成为中国的心腹之患的?难道不正是中国人对玉器的爱好,才激发了他们孜孜以求的精神,终于成功地烧造了坚美如玉的瓷器吗?

说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与交通的流量成正比,这或许有些言过。但不容置疑的是,一个脱离了对外交通而自我封闭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必然出现停滞,难免成为世界的落伍者。只要想一想德川时代日本的锁国政策给我国带来的文化停滞,就可知此言不虚。更有甚者,在这一次的太平洋战争中,虽然孤立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年,但对我国文化所造成的灾难,堪与德川时代三百年的锁国相敌。

对交通便利的地区来说,要想取得文化的发展,单有物资的流通是不够的。自古以来,处于世界交通要冲的地区,文化不一定繁荣。原因就在于文化是从这儿通过了,但只是通过,并没有在这儿积累起来。文化的发达,不用说是需要舞台的。

草原沙漠地带的民族,他们在文化传播和交通拓展上所起的作用,要比我们平时想象的重要得多,这一点在最近的研究中越来越清晰。但是,他们的文化并不繁荣,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养成积累的习惯。他们游牧生活的习性与物资的积累难以相容。文化的积累,只有依靠定居的农耕民族才能实现。

文化的积累无法离开物质,只有在物质上有所积累,才能实现文化上的积累。由于分散的积累效果并不理想,因此,为了发挥更大的威力,积累就有必要集中起来。从这一点来说,在分散的农村,文化的积累并不充分,只有商业密集的都市,才能为文化的积累提供很好的土壤。归根到底。文化的母体是都市。

物质也好,文化也好,其实都是脆弱的,它们会趋利避害,选择最安全的地方生根发芽。政权所在的政治都市是它们的首选。即使这些地方的自然地理原本对交通来说并不便利,但为了取得政权的庇护,物质逐渐向这里集中,交通路线也因此不得已向这里延伸。条条大路通向长安,这就是贯穿东洋古代和中世纪的一般现象。

然而,如果交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因为交通本身的便利,在交通沿线上就会出现大型的商业都市。而当某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大大提高以后,政权便不得不对之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其中最方便的就是将这些商业都市转变成政治都市。五代北宋时期,中国舍弃了交通不便的长安、洛阳,把都城移向了当时的交通枢纽和商业都会开封。这一举措正反映了这一时代的信息,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宋代社会的近世性质。

从秦汉统一到唐代,中国的都城主要设在长安,间或设在洛阳。长安位于今陕西省的渭水盆地,自古以来,盆地周围的分水岭上就设有四个关口,防御外敌的入侵。所谓的“关中”之地,所恃的是天然的山河之险。此外,还可以找出交通上的理由。当时,世界性的交通干线,通过今新疆天山南路的孔道,贯穿着东亚和西亚,长安则是控扼从西方延伸而来的交通路线进入中国东部大平原的关口。也就是说,长安是对西方贸易的陆港,中国的特色商品首先积聚在这里,然后卖到西方商人的手中,同时,外国进来的商品也在这里卸货,然后转卖到全国各地。

这条横断亚洲大陆的交通路线,从长安伸向更远的东方,经过洛阳,沿黄河出渤海湾,沿中国东北和朝鲜海岸,到达日本的九州北岸。日本民族一开始就充分利用这条交通路线,与大陆之间展开了贸易。

连接东亚和西亚的交通路线,除了上述贯穿北方的陆路外,还有南方的海上航路。中国沿海的航路,按理可以通向任何地方,但实际上优于长江以北沿海缺乏良港,海岸离陆地上的聚落相对较远,航海的风险极大,因此长期以来未见有所发展。长江以南的浙江、福建沿海,海岸线比较曲折,可以找到抵挡风波的港湾,并且时有运送大军的记载,可见从古代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加以了利用。但大规模的海上交通,则是以广东为起点的南海航路。从广东出发,趁着冬季贸易风的航船,途中在占城沿岸停靠,取得燃料、饮水和粮食的补给,再一路南下,自然可以到达马来半岛的南端新加波一带。在南海航线上,占城市一个要冲,因此,中国王朝曾屡次从陆上沿海线向南扩展领土,企图吞并占城。

从新加坡开始,航路分为两条,转往东南,则经爪哇可以到达香料诸岛。很多中国商船以爪哇为终点,满足于从爪哇那儿购得商品。

从新加坡转而往西,经马六甲海峡,出印度洋,横渡孟加拉湾,可以到达锡兰岛。中国商船大多在此与印度、波斯及阿拉伯商人交易大宗货物,然后折回,继续往前到达波斯湾口的商船非常罕见。流入波斯湾的有两条大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溯两河而上,就能与北方的陆路大干线交会。幼发拉底河的西岸就是叙利亚,这里面临地中海,从海岸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出航欧洲。

这样,贯穿亚洲东西的南北海陆两大交通路线,其西端在西亚的叙利亚附件会合,但东端就没有这么简单了,这是由中国的地形决定的。尽管中国拥有广阔的平原,但其主要的河流均为东西流向,这有利于东西之间的交通,但南北的交通却受到阻碍。由长安往广东,必须数次横渡宽广的大河,翻越横亘这些大河流域的高山峻岭。

为了消除这样的不便,中国自古以来就尝试着在平原上开凿运河。大河从西往东流,在这些大河下游的平地上开凿南北向的运河,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古运河在中国各地早就存在,隋炀帝对之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使之成为系统性的大运河。这个水路网络,北自白河,贯通了黄河、淮河、长江,直达南方的钱塘江口。

史上罕见的暴君隋炀帝留下的遗产大运河对后世的恩惠,不应该只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评价它,它在促进中国内部交通的同时,还将横断亚洲的南北海陆两大干线的东端贯通了起来,这是一项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伟大事业。正是因为大运河的开通,从此,从长安出发沿黄河而下先达开封,在这里换乘进入运河,可直达钱塘江口杭州,再沿浙江、福建海岸南下,不必冒太大的危险就可以到达广东。中国从此不再是东西交通路线重点的死胡同,而成为世界循环交通路线中的一环。在大运河开始发挥作用的唐代,西方的阿拉伯(大食)人、波斯人的目的地不再是单纯的长安或广东,他们来到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扬州,在这里建立起了繁华的居住地,从事商业活动,人数据称有数千人之多。

不过,我们在强调大运河的世界史意义时,并无意看轻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受大运河影响最大的,不用说是中国自己。

唐代正值西亚信奉拜火教、具有中世纪的特征的波斯王朝趋于灭亡,信奉伊斯兰宗教的大食人兴起的时期。信仰拜火教的波斯王朝,将西亚中世纪的贵族文化推向了顶峰,相对而言,新兴的阿拉伯人掀起的伊斯兰运动是一种宗教改革。最终,象征着阿拉伯势力大获全胜的阿拔斯王朝,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巴格达建都,致力于吸收和翻译古老的希腊、波斯、印度等各种文化,社会很快呈现出了令人目眩的文艺复兴现象。新兴的伊斯兰文化在本质上具有极其浓厚的近世色彩。而国土被阿拉伯人侵占了的波斯贵族及其民众,不甘处于阿拉伯人的统治之下,很多人通过陆路或海路亡命到了中国。不久以后,作为征服者的阿拉伯人也接踵而来,进入中国。中国将他们分别称为波斯人和大食人,又合称其为胡人。

胡人善于经商,他们在中国的活跃令人惊讶。他们没有选择像中国近世贵族那样成为大土地的所有者,而是作为商业资本家积累流动财产。唐人李义山在其《杂纂》的“不相称”篇中罗列了“穷波斯”,波斯人中还有穷人,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可见当时人在谈到波斯时便想起了富人。中国近世兴盛的动产资本,一般可以溯源到唐代,但这种大资本商业的经营方法,似乎是流寓的波斯人传授的。

在唐帝国的统治下,中国国内的市场开发进入了快速的发展阶段,但唐中期以后北方民族的入侵和叛乱,使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这种势头也因此受到了顿挫。进入五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不仅与北方分离,而且内部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南唐、吴越、蜀、南汉、荆南、楚等政权割据自立。这些国家或者占据了海岸线,或者占据了内陆交通线的一部分,五代的分裂是道路交通线的分裂,同时也意味着国内市场的分裂。国内市场的分裂也造就了通货的分裂,各国内部的通货以及劣质的铅钱、铁钱等纷纷出现。这种情形阻碍了自由交换经济的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另一方面又对后世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五代分裂时期,各国都设定了国界线,过去的国内商业一下子变成了国际贸易,为了实现富国强兵,各国竞相通商,努力振兴产业,开发国内闲置不用的资源,各地特有的产业因此取得了发展。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蜀地及江南地区制茶业的发展。茶作为中国的特殊商品,长期以来博得了良好的世界声誉,而它的生产及其在经济中的稳固地位,实际上是在五代分裂时期确定下来的。此外,造纸业、制瓷业、杂品杂货制造业等生产出现了优良的商品,也都充分呈现出不同地域的特色。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政治上的统一,同时也是经济上国内市场的再统一。分裂时期的国际贸易再次还原为国内商业。五代时期混乱的通货经宋朝政府的积极整治得到了完善,除特定地域外,全国的法定货币统一为铜钱和习惯上通用的银块。各地的优良特产经由以运河为大动脉的水路网络贩运到全国各地。五代时期各国的都城虽然失去了政治都市的意义,但作为商业都市在继续发展,尤其是唐代依赖运河沿岸出现的商业都市发展速度更是惊人,财富的不断积累促使了近世文化的发展。这种现象必然会导致宋代社会不得不倾向于一种资本主义式的统治方式。

二 中国近世的社会经济

如前所述,宋代社会已经表现出了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与中世纪社会有着明显的差异。有关这个问题,似乎有必要做一些更加具体的说明。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中心位于西北部的山间地带,亦即今陕西省南部被称作关中的渭水盆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这一带的情况作了如此描述:关中之地,人口虽然只占全国的十分之二,其财力却占到了十分之六。这种说法显然有些夸张,但长安附近的关中之地,其经济实力压倒其他地区,且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这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今天看来,陕西省是中国本部十八个省份中物资最为欠缺的一个穷省,然而在古代,像关中这样土地高敞、近乎干燥的山间盆地,是最适宜人类开发利用的。秦汉两朝定都长安,对关中地区的繁荣自然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秦汉定都长安,其实是为了依靠关中的农业生产资源。秦之所以能吞并六国,背后的原因是关中地区的经济实力;汉高祖能打败项羽,也得力于关中资源的恩惠。日本也一样,古代的统一中心在大和盆地,说明了大和盆地在古代社会的经济状态下资源最为丰富。

可是到了唐代,关中地区的经济利用价值已经接近极限,随着黄河及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的进一步开发,关中农业的相对价值开始显著下降。单靠关中的农业生产,唐政府已经无法供养包括官员、军人在内的都城人口,因此必须仰赖东方的补给,尤其要仰赖长江下游地区生产的稻米,每年净运河漕运北上的稻米数量非常庞大。粮食要依赖江南的输送,而关中的位置又极其不便于漕运。苏州、杭州附近生产的稻米经大运河备孕,能够顺利到达运河与黄河交汇处的开封,但由于运河与黄河水位的差异,漕运继续前行则非常困难。若沿黄河上行,途中有砥柱之险;若想避开河水之险,经陆路运往长安,碰到的难题也不在少。相对长安而言,东都洛阳比较接近运河,但洛阳距离黄河河岸也有不少路程,如果利用洛水漕运,同样也因洛水与黄河的水位差异出现诸多不便。唐朝灭亡后,新王朝后梁的都城选择了位于黄河与运河的交汇点开封。以后历代王朝的都城都无法避开运河沿线,原因就在于政治中心日渐受到经济中心、交通中心的牵制。总体上来说,在世界的任何地方、经济中心大抵首先起于内陆,然后逐渐向平地移动,最终到达海岸。欧洲的事例虽然与此相反,但这可以理解为是海岸线过于曲折这一地形上的特殊性使然。

宋代可以说是以运河为中心的经济时代。以运河和黄河交汇处的都城开封为首,运河与淮水的交汇处出现了楚州,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真州取代了扬州而日趋繁荣。长江以南,位于稻米生产中心地带的苏州和位于运河终点上的杭州都迎来了发展的高峰。北宋灭亡后,南宋保有江南的半壁江山,都城不选择南京而选择了杭州,可说是理所当然。

兴起于东北、进而占有华北的金朝,以及兴起于蒙古、进而征服中国的元朝,都不想离自己的根据地太远,于是都选择了大运河北端的今北京作为都城,不用说,他们都认识到了运河对于统治中国的绝对利用价值。明太祖曾一度定都南京,但最终明朝还是逃脱不了成为元朝后继者的命运,成祖永乐皇帝时即将都城迁往北京,即使到了清朝,北京的首都地位还是无法动摇。

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一开始就肩负着提升中国内陆交通运输效能的使命。然而,世界的交通在此后的发展中逐渐由内陆时代进入到了海洋时代。天津、上海、广州这样的海港城市,因国际贸易而趋于繁荣,中国的人口及财富也逐渐向沿海地区集中。天津和上海或许算不上纯粹的海港,但从利用潮汐的涨退实现船舶的出入这一点上来说,也具有海港的性质。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纵观中国历史,可以说古代到中世纪是以内陆地区为中心的时代,宋朝以后的近世,变成以运河为中心的时代,降至晚清,则是以沿海为中心的时代。以沿海为中心的经济现象,无疑是在欧洲影响下出现的新事态,因此,应该将晚清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

我们现在要谈的问题,是宋代以后以运河为中心的时代。中国社会的中心转移到运河沿线,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在各种社会形势彼此关联、互为因果的作用下形成的近世社会特有的现象。

运河的功能在于交通运输,所谓“运河时代”,不用说就是商业时代。事实上,由中世纪进入近世以后,中国的商业发展面目一新。我们首先从货币方面进行考察。

唐高祖武德年间铸造的开元通宝钱,将通货的形制固定了下来,以后历代均已这个形制作为铜钱的标准。现存的开元通宝钱数量非常多,这些钱是否都是唐代铸造的,我抱有一定的疑问。唐朝灭亡后,五代各国都曾铸造开元通宝,尤其南唐国,还曾大量发行过,因此残留后世的开元通宝钱有可能是南唐的货币。这个问题暂且措之不论。唐代货币的流通未必有政府所预期的那样顺利。两税法原本是以征钱为目的的,但后来暴露了货币绝对量的不足,不得不认可用米谷绢帛来折纳。刑法上也以绢价来计算赃物。换言之,当时依然以绢价作为度量价值的标准。但是,食盐等专卖品一直用铜钱进行交易,因此,这给货币经济向农村渗透提供了机会。

五代分裂时期,各国政府均以数量不多的铜钱作为国际通用的货币,铜钱变得贵重起来。在割据政权林立的时代,由于各国之间的贸易只能用铜钱结算,因此铜钱成为国际通用货币,铜钱的持有量就是改过国际通用货币的持有量。在这种情形下,各国为了维持本国的持有量,尽量将通用货币集中在政府手里。尤其是那些资源匮乏、容易入超的国家,实行更加严格的货币管制,防止铜钱流出,并发行新的铅钱、铁钱,使其在民间流通;同时又用劣币导致的低外币兑换率,把本国的商品廉价销往国外,力求吸收更多外国的国际通用货币。由于通货的分裂使国际贸易受到了明显的束缚,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商人们开始使用白银。白银与任何国家的货币管理办法都不抵触,可以自由无阻地使用。白银作为货币,早在南北朝时期已在岭南地区盛行。岭南作为白银流通地区,其特殊地位在唐代也得到了认可。到了五代,将白银作为货币使用的习惯由岭南逐渐向北传播,江南地区使用白银也相当普遍。

相对而言,黄河沿岸的中原地方则依然盛行铜钱。后周世宗是五代时期首屈一指的明君,在强化君权的同时,曾计划增加铜钱的铸造量,由于他的英年早逝,这项事业为宋太祖、宋太宗兄弟所继承。北宋平定南方各国后,对五代时期流通与这些地区的铅钱、铁钱进行了取缔,增加了铜钱的铸造,使之在民间广泛流通。可以说,这项政策是将华北的货币制度强制推向南方。政策是成功了,但在南方完成铜钱化过程的同时,南方使用白银的习惯也反过来影响华北,从而形成了宋朝颇具特色的货币制度,这就是,政府公布的价格体系均以铜钱表示,刑法上赃罪的标准同样用铜钱计算,而民间大量的教义结算或汇往外地的款项则多使用白银。宋朝与外国的贸易严禁用铜钱支付,势必只能使用白银。其结果则是政府不得不认可白银作为自由通货的地位,从而形成了白银和铜钱的双轨货币制度。由于政府大量铸造货币的政策取得了成效,因此,流通于民间的铜钱数量达到了未曾有的规模,民间日常性的出纳不用说,就是赋税的缴纳也允许无限制地使用铜钱,以至出现了空前的铜钱经济。铜钱的盛行也就意味着商业活动的盛行,交换经济已然渗透到农村。著名的政治家张咏在宋初出任崇阳县令时,站在城门上远眺,看见一个近郊的农夫买了蔬菜回家。张咏认为,农户的日常饮食应该自给自足,怠于农事进城买菜吃的农夫必定是个懒汉,因此将他笞背处罚。在这个故事中,张咏的要求有些过分了,但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可以这样理解,当时的农村,货币经济已经非常普及,农村也出现了专业化生产,虽然是农户,但他们可以选择在自己的土地上栽种最能来钱的作物品种,其他的日常用品则可以通过交换方法获得。

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对社会的发展影响非常大。中世纪的农业,正如张咏理想的那样,基本上是建立在自给自足原则之上的,自己生产的东西通常只供自己消费,偶有剩余时才拿到市场上去卖。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最适合在豪族的大规模庄园里展开。中世纪庄园经营的规模是东汉的樊重,他开辟了规模巨大的庄园,庄园中经营着几乎涵盖所有种类的产业。想要漆器,就得先种漆树,然后再等收成,诸如此类。因此,大的庄园如一个独立万国,所谓“闭门城市”、“所求必给”。除食盐外,所有的东西都能自给,这就是中世纪贵族庄园经济的理想。

若想做到闭门城市、所求必给,庄园的位置必然要选择地形相对复杂的场所,有山岗,有河流,有池塘,有平原,这样的山野交错之处才是最理想的地方。整个中世纪,中国的经济中心偏于西北,其原因还是与这一带高亢的地形事宜庄园的经营有关。而交换经济的发展,使得这种中世纪式的庄园经营方法落伍。受运河水运之惠的低地平原,只要稍加改良即可成为肥沃的良田。在这样的地区种植稻麦,收成要比山间僻地多出几倍。农户卖掉这些增产的稻麦换取现钱,用这些钱可以自由地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有利可图,农户从一开始就有着商品生产的意识。在选择经营种类时,不一定以满足自家的消费为主要目的,而是选择最适合于自家田地的作物种类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互相交换,这样做可以事半功倍。在这一新式经营法的攻势下,中世纪式的庄园制度逐渐走向崩溃。被交换经济的大浪吞没了的旧庄园,只能选择“开门,与外成市”,庄园主也再无必要强制劳动者作为隶民依附于自己。本来,庄园主有招致隶民(部曲)的权利,在拥有这个权利的同时,必然就产生了义务。假如一个部曲没有主人预期的那么能干,但主人却依然要抚养他。庄园主即使想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作为依附人口的部曲也是不可以赶走的。庄园主于是找到了更好的方法,即解放部曲,将土地按契约租给愿意缴纳最多田租的人。这样一来,中世纪式的部曲得到了解放,佃户代之而起。由于部曲的解放并非一时以法令的形式实施的,因此,很难说清楚确实的年代,但有证据证明宋初仍有部曲的存在,大概到了宋真宗的时候才彻底消亡。

商业的繁荣,不仅使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改变,都市的形态也为之一变。中世纪的都市,主要是由官衙区、贵族的住宅以及从属于他们的一般民众构成。都市实行里坊制,纵横的道路划分出来的区域称作里或坊,里坊的周围筑有坊墙,遮断道路,仅留两个或四个坊门,作为内外交通之用。若非高官,住宅的大门不得打破坊墙开向大陆。里坊恰如一个小的城郭,一个里坊自成一个治安单位。这些里坊聚在一起就是都市,周围又有兼顾的城墙围绕。一到夜晚,坊门就会关闭,内外交通断绝,民众如果夜间在大陆上行走,就会因犯宵禁而受到处罚。这就是里坊制。都市中划出相当于一二坊的空间作为市场。市是开放的,但也只在白天开放,夜间则与里坊一样关闭。店铺只能设在市的内部,市场上的工商业者,同行业之间组成“行”,政府承认其垄断权,但作为报偿,他们必须向官府提供自己的商品作为官用,这就是市制。从这些方面去观察中世纪的都市,可以发现这样的都市具有较强的政治性或军事性,商业性反倒是次要的。都城长安、东都洛阳以及所有的地方都市都是这种形式。模仿唐朝都城而建的我国平城京、平安京,采用的也是这种坊市制。

然而到了唐末,坊市制开始崩溃。到了宋代,都市几乎变成了完完全全的商业都市,其端绪是草市的出现与发展。都市内部的市是由官府设定的,与之相比,草市是没有取得官方许可、由民众自然集合而形成的市。即便是在乡村,人们最初约定时日在交通便利之处举行的自由集市中,很快就会出现固定的商铺,继而有人居住,兴建住宅,形成聚落,称为草市。有时政府也认可这种现实,派遣官吏前往征收商税。这样的草市进一步发展以后便称为镇,镇里设有县衙门的派出机构。大的镇也筑有城墙,由镇升格为县的事例也不少见。

草市往往在都市的城门外建立。这是由于城内严厉取缔市以外的店铺,禁止其开业,加上有夜行之禁,甚多法制束缚。人民追求自由,在熙来攘去的城门外设置店铺,形成聚落,贩卖百货。城门关闭前没赶得上进城的旅客,亦可在这里住宿。草市日渐繁荣后,风气渐及于城内,市内的店铺在城内的大路两旁开设分店,分店固定后变为店铺,打破坊墙,与坊内连成一气。继而坊墙的存在渐渐失去意义,大路两旁店铺林立,于是里坊制走向崩溃,只有里坊入口处的坊门时时得到修葺,成为都市内某个位置的地标。里坊制崩溃后,在商家林立的道路两旁出现了闹市区。在城市街区的命名上,也废弃了按所在里坊的方位来命名的传统,出现了包含道路两侧在内的街道名。现在京都的四条通、乌丸通即是此类。到了这时,都市内官设的市场已经失去意义,店肆几乎不满都市。这就是商业兴旺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官厅住宅群的中世都市到了这时变为近世的商业交通都市。这个变化,始于唐末,经过五代,到宋初完成。

生产的商品化,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是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为了扩大商品的销路,争取在自由竞争中获利更多,除了增加产量和维持低廉的价格外,改良商品的品质也同样必要。而想提高商品的质量,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和生产的专业化是不可或缺的。从大的方面来说,首先是地域之间的分工。例如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主要生产稻米,江南的山地盛行茶树栽培,特别是到了宋代,过去几乎不被关注的福建,生产出了优质的茶叶。在燃料得天独厚的地方,制瓷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那些蕴藏微粒硬砂水成岩的地方,石砚成为特色产品。水质优良的地方,造纸业得到兴盛。各地优良的土特产品,克服了长途贩运的困难,被销售到全国各地。

分工同时还表现在同一种产品的生产程序。郊区生产出来的蚕丝原料送到像苏州、杭州这样的都会城市中织出美丽的绢帛,这可以算是一种例子,但最明显的则表现在制瓷行业。在瓷器的烧造过程中,从高岭土的开采到炼制、成形、赋彩、上釉,直到入窑烧成,每一道程序都有专门的工匠分司其职。这样的生产形式,已经脱离了家庭手工业的阶段,堪称近世资本主义式的大企业生产。中国生产的瓷器,直到后世都在西亚至欧洲享有无上的声誉,原因即在于此。中国瓷器的优良品质,不单归功于制瓷工人个人的技术能力,更是有赖于分工所带来的恩惠。当时的西方人尚未发现这个秘密,对中国制瓷技术的出神入化只能瞠目以视,甚至因此编造了神话一样的传说。

毫无疑问,生产程序的分工,促进了各种工业技术及相关科学知识的发展,其中,火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类的文明始于火力的利用,甚至可以说,火力发展的程度与文化发达的程度成正比。宋代的制瓷业能够达到如此完美的水准,其技术基础在于人们能够熟练地运用可使胎土烧结、熔化硬质釉药的高火力。当时煤的利用已经盛行,都城开封缺乏薪炭,煤在日常炊爨中成为不可或缺的材料。燃煤所获得的高热度,首先也被用在了制瓷业上。磁州窑是利用附近出产的煤为原料的。磁州附近蕴藏着丰富的优质高岭土和煤矿,烧造的瓷器行销华北一带。“磁器”这一名称也取代了往日的“瓷器”,成为这一类器物的通称。磁州窑的制瓷技术还传到了朝鲜,高丽制瓷业中的拿手好戏“绘高丽”,就是在磁州窑的制瓷技术影响下产生的,而日本初期的制瓷业又通过朝鲜引进了这一技术。在南方,九江附近的景德镇最为著名。景德是宋朝第三代皇帝真宗的年号,景德年间这里升格为镇,因而得名,如今反而以瓷器出港的九江为名了。景德镇这个地方堪与北方的磁州比肩,拥有值得夸耀的千年瓷业传统。江南地区当时还没有使用煤,利用薪柴火力依然能够达到如此的窑温,烧出精美的瓷器,这在技术发展史上应当大书特书。

在商业达到了如此繁盛的社会情势下,政府的财政政策也必然地会摆脱中世纪式的政策,选择具有近世特征的政策,中世纪的国家财政与土地密切结合。发端于三国的曹魏屯田的政府土地国有政策,随着时代的推移,对土地的控制越来越严格,最后发展成为唐代的均田制,土地的国有政策也因此达到了顶峰。这个政策的目的在于,均分一部分土地给农民,维持其基本生活,从土地上征收谷物绢布作为租税,保证国家的财政支出,这就是所谓的租庸调制度。国家财政可以运用两种物资,一是作为粮食的谷物,另一是可作被服原料,同时兼具通货性质的绢布。中世纪的国家财政与当时的社会状态相适应,建立在农业立国的基本政策上。

这项政策在唐中期安禄山之乱以后发生了变化,租庸调法变成了两税法。两税法的宗旨是,在承认民众土地私有的基础上,课税的对象不再是单纯的土地,所有的资产都成为课税的对象。由于都市居民资产的所有权变动频繁,资产数目的调查很难详备,资产价格的评估具有难度,因此,两税不得不依然以土地的生产能力为主要对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两税法施行前后,对其他商品征收消费税的做法大行其道。最早列入征税对象的商品是食盐。盐是任何人都得消费的商品,为了便于征收食盐的消费税,政府对食盐的生产及销售实行了专卖。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政府开始施行食盐专卖,一斗盐的价格征税前是十钱,现在政府征税十倍,以一斗一百十钱的价格卖给消费者。当时入不敷出的政府财政,随着盐税的开征得以缓解。政府尝到了开征消费税的甜头,变本加厉,再次提高盐价,首先提高到一斗二百钱,继而又提高到一斗三百十钱,最后升至一斗三百七十钱,据载,盐税的收入占到了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虽然内忧外患,踏上了衰亡的道途,但仍然能够存命一个半世纪,而国家财政之所以还能勉强维持,靠的就是盐利。

五代时期,割据各地的地方政权仍然沿袭唐制,对食盐实行国家专卖。随着长江流域的开发,江淮制盐业的重要地位也日益明显。最先占有淮南的是南唐国。南唐将淮南的食盐销往长江流域各国,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一时雄视江南。五代末年,后周世宗南征,迫使南唐割让淮南,打破了五代各国之间的势力均衡。南唐失去淮南盐利之后,立刻沦为三流国家,盐利成为华北政权对南方加压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继承后周世宗的遗业,凭借天时地利平定列国的是宋太祖、宋太宗兄弟。

宋代的国家财政主要由两大宗构成,一是向土地征收的两税,另一是向商品征收的课利。两税征收谷粟绢布,课利征收铜钱。所谓“课利”,是指包括食盐在内的酒、矾、茶、香药等政府专卖事业所获得的利益,以及向其他商品所课征的商税(包括过境税与所得税)。课利事实上就是消费税,承担课利的是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消费者,也就是全国人民,只是最终把这个税费缴纳给政府的是商人而已。由于两税和课利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不相伯仲,虽说课利的征收是处于政府的特别保护之下,但商人的集税能力与州县官其实是相当的。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其实很难将之简单地视为农业国家,在此之外还具有其他一些特征。虽说农民的人口在数量上无疑占绝对多数,但资本却集中在工商阶级的手中,从这一点上来说,宋代也具有非常明显的近世社会的特质。

课利的征收对象,宋以后的历代王朝虽有变化,但盐利却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这一点始终未变。自从与欧洲势力接触,海外贸易大盛以后,形势又为之一变,新设的关税收入在政府财政中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据清朝末期统计,在中央户部的年收额中,与盐税所占的13%相比,海关税所占比例高达72%。这一现象可以说是近代史所应有的现象。

盐是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且不论贫富,都要平等地消费一定的数量。政府将食盐列为专卖,最大限度地从中获得收益的政策,绝不能说是一项妥当的政策,甚至可以说是恶税中最恶的一项。这种政策,法国的波旁王朝也曾经施行过,令国民大受其苦,大革命爆发以后被废除。然而,中国自唐中期以后,其间虽有宽严之差,但千余年间,盐税一直是国库的大宗收入,即是进入民国之后,盐税课征如故,这实在令人惊异。而且税率极高,即是在政府对食盐的生产销售控制较为宽松的时期,专卖价格也至少是原价的三十倍。

与食盐专卖相关的法规被称为盐法。盐法可以说是中国近世君主独裁政治的表征。中国历代帝王通过盐法获取利益,供养军队。这支军队除用于对外的军事行动外,同时还对内使用,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保护盐法。逸脱于法律体制外的专卖法,虽然千余年间历尽曲折却仍能持续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特殊的地理形势。由于盐的产地限于海岸以及一些特定的盐池和盐井,因此,首先比较容易做到的就是垄断生产。中国的领土比得上一个大陆,把食盐从海边或特定的产地运往消费地的距离非常长,因此,途中可以设重重关卡盘查,取缔黑市买卖。这样的地理特征成为盐法产生的土壤,盐法也成为中国近世君主独裁体制的一个立脚点。在探讨中国君主独裁政治的发展过程时,有些观点向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如中国是农业国家,必须通过强权来统制水利灌溉,又如为了防范游牧民族的入侵,强大的君主独裁得以发展,等等。但这些看法,到了宋代以后就不得不作出修正了。如果说东洋的君主独裁政治都算不上具有近世社会特征的话,那么,法国18世纪的绝对王政时代也就应该从近世史中删除。中国社会从宋代到明清,一直停留在相当于法国的旧体制阶段。

然而,不管君主以如何强大的权力去维护盐法,向人民课征高于原价数十倍的税、高价卖盐这件事本身完全违背了经济的常规,因此君主的统制能力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表面上看食盐的生产营销受到了严格的管控,但权力统制的背后存在着黑市交易,而且专卖价格愈高,黑市交易就愈能获利。黑市交易的盐就是私盐,私盐大行,则政府官盐必定滞销,于是政府只能严刑禁止私盐的流通。然而,只要有利可图,那些失业游民、不法之徒,无论冒多大风险都会去从事私盐的贩卖。他们广泛地了联络各地的同伙,收买军队的官兵,甚至携带武器以防万一,还会利用像白莲教那样带有邪教色彩的宗教来约束内部,统制同党。至此,中国近世史上特有的民间秘密结社诞生了。

因社会的不安定而乘机掀起暴乱事件,有不少是以这种秘密结社为基础的。相对来说,穷困到极点的农民为了生存,或者为了改善社会制度而蜂起的暴动,则比想象的要少得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并不是随着某种道理向前行进的,而是随着力量的变动而变动。似乎最有可能掀起暴动的农民,却经常温顺如猫,从来都没有具备国掀起暴乱的力量,反而是那些善于利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自身暧昧的第三阶层,时常成为暴动的主力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农民之所以加入暴乱之中去,很多都是因为其他暴乱令土地荒废,无奈之下被卷进去的,主动掀起暴乱的事例反而很少。这一点也是中国近世历史不幸的特征之一。

前面我们简单地提到了中世纪庄园部曲制度的崩溃问题,这个重要的问题似乎有必要再作些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中世纪推行的均田制度,理想上是向生产第一线的农民分配一定数量的土地,使其从事耕作,但实际上农民似乎并没有得到规定中应该得到的数量。而另一方面,政府又允许王公贵族按官品的高低占有数量庞大的私有土地,亲王一百顷,正一品官六十顷,以下递减至从五品官的五顷。一百顷相当于一个壮丁受田额的一百倍,因此要耕种这些土地,大约需要农夫一百人。然而,平民农夫虽然未能受足土地,但多少得到了一些耕地,并且他们还承担着国家徭役的义务,因此王公贵族想要在这些自由农民中召集耕种私有土地的劳动力并不容易,而被称作部曲、奴婢的贱民正好满足了这个需求。奴婢就像是动产一样,可以用金钱来买卖,但部曲是依附在土地上的隶农,或许随着土地一起买卖。部曲解放的前提是政府无法继续向农民授田,同时不得不承认民间土地的私有权。这一变化发生在唐后期经五代至宋初,部曲的解放也随着这种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得以逐步实现,佃户代之而起,登上历史舞台。佃户是独立的自由农民,他们依据契约从地主手中租借土地,自己生产,将收获的一部分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在法律上,地主和佃户拥有同等的权利,身份上没有高低之别。

然而,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佃户,很难避免在生活上逐渐依赖地主。地租非常高,通常达到收成的一半,假如遇上额外的支出,佃户就不得不向地主借贷。即是没有额外的支出,在春耕时,大多数佃户通常也会向地主借贷资金。借贷的利率当然不低,经过春耕到秋收,五成以上的利率都不罕见。日积月累,佃农向地主的资金借贷情形愈演愈烈,他们忽然会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人身的隶农倾向日趋强烈。佃户如果掀起减租运动,官府往往又站在地主一边压制佃户。这样一来,佃户的社会地位实际趋于下降。佃户地位的低下最终被法制化,北宋元祐元年(1086)的法令中规定,佃户殴打或伤害地主,加常人一等重罚;到了南宋绍兴年间,同样的事件则加常人二等重罚。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重农思想里,同样是人民,他们之间出现了贫富差距,富人不停地兼并土地,这在政治上绝不是一种好现象。政治家们坚信,为了保护贫民,保障其生活,必须给予他们起码的耕地。然而到了宋代,议论为之一变,正如我在后文将要叙述的那样,宋代以后的地主不再是单纯的地主,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就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士大夫。身兼官僚和地主双重性格的统治阶级遍布全国各地,几乎所有的土地都集中到了这群新兴阶级的手中。

中世纪的贵族也同样具有这种双重性格,他们一面是豪族,另一面是官僚。他们站在官僚的立场上发出儒家式的论议,一旦付诸实施,便与本阶级的利害发生冲突,因此庙堂高论往往徒具空文。但另一方面,中世纪时期,不具备这种双重性格、尚未官僚化的豪族数量仍然不少,因此,在地方末端的政治层面上,声讨兼并的议论仍有很大的空间。

然而进入宋代以后,因教育的普及,士大夫性质的地主遍布全国。士大夫地主发出的议论与之前大相径庭,这就是对土地兼并的承认,南宋初期与朱子几乎同时代的著名政论家叶水心的议论可作为代表。他的观点是:以天子为核心的政府,原本必须履行保障小民生存的义务,然而,长期以来政府忽视了这个义务,而代替天子担负起养育小民的实际上是富民。他们把自己的土地租给无田的人,把钱借给无钱的人,让他们从事耕作维持生存,有了富民这样的大户,都市中上自工商业者下至优伶才能得以为生。遇上政府急需经费,能够集资提供的也是富民。富民代替天子养育人民已非一朝一夕,富民积累财产最终也是为了社会。若细心观察,他们劳心的程度并不亚于体力劳动者,所以,责备富民蓄财是不合情理的,而当今的俗吏仇视富人,动辄打击富人的兼并,这完全是毫无道理的。叶水心的议论是彻底的资本主义拥护论,同时也是现状肯定论。对宋代这样的进步社会而言,无论是对现状的维持,还是在这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资本的积累都是绝对必要的。积累资本的是富人,也就是说富人才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而兴起的阶级,所以没有理由对之进行压制。这就是叶水心议论的宗旨。

宋代以后,类似的认同兼并的思想已经相当普遍。《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四《前人寄庄议》中说:地主与贫民相依共利。地主浚沟渠、筑高堤,贫民坐享其成。贫民只是出力耕种富人的田地,从收获中分取一半。对贫民而言,没有牛马、种子随时可以向富民借贷,租税也由地主代为缴纳,遇到水旱饥馑,能够依靠的也还是富民。富民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缺之不可的。

在日本也拥有很多读者的明代还初道人所作教养书《菜根谭》中,也有“天令一人富,以济众人之困”之句。在这里,富人恰如小天子,好像是接受了上天的特殊使命,下凡来拯救众人的,理应受到人们的崇敬。

这些议论,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发的。宋代以后,中国社会演变成一种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社会,站在作为地主阶级的士大夫立场上,自然会发出这种肯定自身立场的议论。叶水心、还初道人等人的意见洪,并不是说富豪因为其特殊作用就可以肆意妄为。叶水心也主张,如果富民贪利过度,政府必须对之进行打击。还初道人也指责那些不尽自己义务、反而去凌虐贫民的富民是天之戮民。假如所有的富民都能像理想中的那样,用温情主义来善待佃农,那么天下当然就太平了。但事实却不一定如此,更多的是富民为了自身的利益,仗势欺压佃农。假如果真如此,那么在贫富如此悬殊的社会中,难道就不会发生阶级斗争吗?当然不是,相反很多。不过,农民大多缺乏团结,没有组织,偶尔掀起暴动也会立刻遭到镇压,很少能发展成为大事件。可以看到的事例只有发生在明代中期福建的邓茂七起义。这是一起源于佃农联合发起的减免年贡的农民暴动,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暴动的影响很快向外扩大,但也只限于福建范围内,不久即被政府军镇压下去。

其他地方的阶级斗争,大多以个人对个人的争执了结,因此其社会意义并没收到充分的重视。也就是说,某个地主如果行径过于恶劣,引起佃户的义愤,佃户对之进行惩戒,这种行为,作为突发事件,在世人看来只是一种个人之间的恩怨,事件处理完毕,便很快被抛诸脑后,最多给后世留下些劝善惩恶的话题。但是,如果这种暴动发展下去,形势一变,就会进入另一个阶段,即成为取代当朝,争夺天下的革命运动,这就不单是阶级斗争了。当不满现状的知识阶层中的野心家加入队伍,指导暴徒,各地潜在的秘密结社也一并响应的话,判断便可立刻蔓延天下,成为一股巨大的势力。能够发展到首谋者称帝建号的大叛乱,大抵上都是这一类的。因此,这种叛乱一旦成功,就可以出现像明太祖那样的新王朝,但是,这只是君主发生了更迭,对社会制度的本质而言,不太可能带来什么深刻的变革。蒙古人也好,满洲人也好,他们侵入中原,建立新王朝,实质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引发社会革命的基础不成熟,只能采取易姓革命的方式实现政权更迭。这其中,东洋社会宿命式的传统在起着作用。绝对不能容忍对立面的存在,作为这种帝王政治的必然归宿,政治只可以自上而下,因此,与自下而上的势力之间的妥协是难以想象的。

(未完待续)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

宫崎市定 著,张学峰 马云超 等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本文载[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77-264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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