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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荐书|托尼·朱特:事实改变之后

原标题:周六荐书|托尼·朱特:事实改变之后

撰文:托尼·朱特

翻译:陶小路

《事实改变之后》(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月出版)是由托尼·朱特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并作序出版的朱特的最后一本文集,收录了朱特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所写作的诸多重要文章。这些文章记录了他思想的改变轨迹,也代表了他对公共生活持续的、充满热情的介入。无论是谈论巴以冲突中人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还是“二战”中对自己国家犹太人的遭遇选择性失明的法国人,抑或他所崇敬的加缪和奥威尔,朱特都带着一种公正的视角、清晰的道德判断和绝佳的智识标准。他提醒我们这个时代潜藏的危机,让我们在走进21世纪时不忘回顾20世纪的历史,亦使我们更加接近当下世界的真相。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第14章:论《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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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出版社刚刚出版了由罗宾·巴斯(Robin Buss)翻译的加缪的《鼠疫》(La Peste),本文是我几个月前为该译本写的序言。许多读者都熟悉加缪在这本书里写的寓言:在20世纪40年代中的某一年,北非的奥兰市遭遇了一场鼠疫,在这场给奥兰市民们的生活带来毁灭性破坏的灾难面前,人们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予以应对。如今,《鼠疫》又获得了新的意义和一种动人的迫切性。

加缪强调,在所有公共选择中个体的道德责任都居于最首要位置,这一点与我们这个时代舒适的生活习惯大异其趣。他所定义的英雄主义是:平凡人因为朴素的善良而做出非凡的事情,这种定义现在看来要真实许多,尽管我们以前可能不那么认为。加缪借书中人物之口这样宣告:“我的弟兄们,你们罪有应得。”这句冷酷的话我们听来会很熟悉。

加缪清楚地知道善与恶之间的区别,而且他的立场很坚定(尽管他同情怀疑者和放弃原则者,同情不完美的人性的动机和错误),在他面前,如今我们这个时代的相对主义者和没有原则之人无不相形见绌。他用鼠疫来阐明道德危机的蔓延给人带来的困境虽然很受争议,但这部小说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加缪没有想象到的。对于这部小说的很有先见之明的最后一句话,身处2001年11月纽约的我们可以更好地感受到所具有的力量(我们目前的处境是以前无法想象的)。

《鼠疫》是加缪最成功的小说。《鼠疫》发表于1947年,发表之后迅速取得成功,那年加缪33岁。一年之内,《鼠疫》被翻译成九种语言,之后它被翻译成更多的语言。《鼠疫》从来没有绝版过,甚至在加缪于1960年1月在一次车祸中早逝之前它就已经被确立为世界文学的经典。《鼠疫》比加缪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局外人》更雄心勃勃,比起他后来的著作更容易理解;《鼠疫》让加缪为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所熟知。他可能会觉得这件事很怪异,在他的作品中,他个人最喜欢的是在《鼠疫》发表4年后出版的《反抗者》。

和加缪很多最好的作品一样,《鼠疫》的写作时间很漫长。他于1941年1月到达阿尔及利亚的海滨城市奥兰——也就是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点——开始收集材料。1942年夏天,加缪因为肺结核周期性发作去了法国中部的一个叫利尼翁河畔勒尚邦镇的山村休养,他在那里继续写作。但加缪很快就被卷进抵抗运动之中,直到法国解放后他才能把注意力再放到《鼠疫》的写作上。然而,到法国解放时,这位之前无人知晓的阿尔及利亚小说家已经成为全法国的知名人物:他是知识分子抵抗运动中的英雄,他是《战斗》日报(它最初是法国抵抗运动的秘密报纸,战后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编辑,渴望理念和偶像的新一代法国男男女女都很崇拜他。

加缪似乎可以完美担任这个角色。他英俊迷人,他倡导社会和政治上激进的变革,他对数百万法国人的影响力是别人无法比拟的。用雷蒙·阿隆的话来说,对读加缪论述的人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从他那里获取每一天的想法”。战后巴黎的其他知识分子也注定要发挥重要作用,这里面就有阿隆本人以及波伏瓦和萨特。但加缪与他们都不同。他出生于1913年的阿尔及利亚,因而他比他的那些左岸的朋友都要年轻,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在战争结束时都已经40岁以上了;他来自遥远的阿尔及尔,因此也更有“异国情调”,而他的那些左岸的朋友都成长在由巴黎的众多学校和学院所营造的温室环境之中。加缪身上有一些特别的东西。一位当代的观察者说得很准确:“他的脸是那么有人情味,那么敏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身上的那种正直非常突出,让人立即尊敬起他来;很简单地说,他和别人不同。”

加缪

加缪在公众中间的地位确保了他的书能够获得成功,但是,这本书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和它的出版时间也有一定关系。《鼠疫》出版的时候,法国人已经开始忘记在法国被德国占领的4年中他们所遭受的不适以及做出的妥协。谋求与纳粹合作的前法国元首菲利普·贝当元帅彼时已被审判和监禁(他提出执行与纳粹合作的政策,并且被人视为该政策的象征)。其他通敌的政客当时也已或被处决或不得参与公共事务。从戴高乐到共产党人,各个派别的政治人物无不小心翼翼地编织着法兰西民族抵抗纳粹的光荣神话;经过粉饰之后的官方历史是这样的:在法国国内抵抗者和戴高乐在伦敦领导的自由法国军队的共同努力下,法国从压迫者的铁蹄下获得解放,而令人不快的个人记忆则被哄着压抑了下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加缪这本关于法国被占领时期的寓言重新触碰了法国不久之前所经历的痛苦,但他用的是一种间接的、在表面上非政治化的语调。因此,除了极左、极右势力,这本书没有引起不同党派的不满;书中讨论的话题虽然敏感,但是也没有把人们激怒到拒绝倾听的地步。如果它在1945年出版的话,书中对正义和责任温和的思考则会被彼时充满党派之争的复仇情绪所淹没。如果它要是推迟到20世纪50年代出版,那么随着“冷战”的到来而产生的新的联盟就会让这本书中的主题显得不再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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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面会讨论是否应该把《鼠疫》当成一个有关法国的战时创伤的寓言来读(人们也确实这样来读这本书)。毋庸置疑的是,这本书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加缪在他所有发表的作品里都加入了自己的一部分:他的情绪,他的记忆,他对一个地方的感受;这点是让他与他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区别开来的地方之一,也是让他能够长久地吸引全世界读者的原因。但是,即使按照加缪的标准,《鼠疫》这本书也是尤其内省的,加缪的很多思考都在这本书里透露了出来。加缪很熟悉故事的发生地奥兰,这是一座他非常不喜欢的城市,他所深爱的地方是他的家乡阿尔及尔。他觉得奥兰不但无聊而且物质主义,在奥兰停留期间他的肺结核恶化,这更是让这座城市在他的记忆里的形象固化下来。他因为肺结核的原因被禁止游泳,而游泳是他最大的乐趣之一。连续几个星期,他只得在这个令人窒息的、闷热的地方枯坐。这样的环境便是《鼠疫》的背景。

沙滩、大海、体育锻炼以及那种地中海的轻松和自由(加缪经常将这种轻松和自由与北方的阴翳和灰暗做对比)是加缪热爱他的出生地阿尔及利亚的原因之一,然而加缪却很不情愿地失掉了这一切。之后情况变得更糟:他不得不去法国乡村静养。法国中央高原宁静且凉爽宜人。人们可能会认为加缪1942年8月所到的这个偏远村庄是一个作家的理想场所。但是12周后,也就是1942年11月,盟军在北非登陆。德军随后以占领法国南部作为回应(此前这块区域由贝当设在维希这个温泉小镇的傀儡政府统治),阿尔及利亚随之与欧洲大陆切断了联系。此后,加缪不仅远离家乡,也与他的母亲和妻子分离,直到德国人被打败他们都没有再见过面。

因而,疾病、流亡和分离真实地存在于加缪的生活中,也被他写进了小说里,他对疾病、流亡和分离的反思构成了书中的重要部分,与寓言本身形成了一种比对。因为他有过这种切肤的亲身经历,加缪对鼠疫和孤独的痛苦的描写才格外生动和诚挚。书中的讲述者很早便这样说道:“这场鼠疫给人们带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流亡”,“长期流亡的最大痛苦便是与自己心爱的人分开”,从这样的语句里我们能够看到加缪自己的感受之深。

这让加缪和读者与他早期的小说联系了起来:疾病、分离、流亡总在我们完全没有预料时不期而至。它们对加缪所说的人类境况的“荒谬”和人类所做事情看似偶然的本质做出了重要说明。他的主要角色格朗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谈及自己在烟草店听到别人在谈论“一个年轻的公司员工在某个海滩上杀了一个阿拉伯人”。加缪这样写不是偶然的,格朗所听到的话当然是在暗指《局外人》中的主人公默尔索偶然做出的、后来带来重大影响的暴力行为。在加缪看来,把默尔索的行为与《鼠疫》中的肆虐的鼠疫联系起来的不仅仅是它们共同的发生地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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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加缪并不只是在书中插入他其他作品中的片段以及他在自己的个人境况里所感受到的情感,他还直接把自己带进小说中的人物身上,他特别用了三个人物来代表和阐明他独特的道德视角。兰伯特是一名年轻的记者,他与身处巴黎的妻子两地分离。他最初拼命想逃离这个被隔离的城市。他只关注自己个人的痛苦,漠视眼前更大的悲剧,他感觉自己跟这个悲剧关系非常远——他毕竟不是奥兰的居民,但却因为偶然的际遇被困在这里。就在他逃走的前夕,他意识到,虽然他并非情愿,然而他已然是这里的一部分了,他与这里的人们面临着相同的命运;于是他不顾风险和早先自私的需求,他留了下来并加入了“卫生队”。面对不幸,起初他的抗争纯粹只是个人性的,现在他加入到了其他人中间一齐抵抗所有人共同面临的灾祸。

加缪所认同的是里厄医生,从这一点上我们能够看到他在那些年中不断变化的情绪。在苦难和公共危机面前,里厄会去做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他成为领导者和榜样,不是因为他很英勇或者他做了细致的推理,而是因为他的一种必要的乐观情绪。20世纪40年代末,面对人们对他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期望,加缪感到疲惫和抑郁,他在笔记本里写道:“每个人都要那个仍在寻找答案的人立刻达成结论。”人们在等待加缪这个“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一直不喜欢这个标签)给他们一个精美的世界观,但加缪给不了他们。他借里厄的口表达自己“厌倦了所生活的世界”,他唯一所能够确定的是“他对同类的感情,他所能做的就是决心拒绝接受任何不公正,拒绝做任何妥协”。

里厄医生做了正确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加缪在第三个人物塔鲁身上加入了他对道德思考更成熟的论述。塔鲁和当时的加缪差不多大,30多岁;据他自己说,他因为厌恶他父亲对死刑的支持而离家出走——加缪非常关注死刑问题,战后他在许多地方都发表过对死刑问题的看法。塔鲁对自己过去的生活和承诺要做的事情做了痛苦的反思,他对里厄坦露心扉的这段话是《鼠疫》要表达的寓意的核心:“我之前以为自己在和鼠疫斗争,后来我才知道我已经间接地支持了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事情,因为我赞成的那些行动和原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们的死亡。”

这一段话可以理解为加缪对自己之前经历的反思:20世纪30年代,加缪在阿尔及利亚曾经加入过共产党,但塔鲁的结论不仅仅是承认了自己的政治错误:“我们都被困在鼠疫之中……我所知道的只是,一个人必须尽力不要成为鼠疫的受害者……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定拒绝去做一切直接或间接导致人们死亡的事情,拒绝为那些杀人者正名。”这是加缪真实的声音,这段话也勾勒出加缪在自己之后的人生中对意识形态教条、对通过政治或司法的手段进行谋杀和各种形式的伦理上的不负责任所采取的立场——后来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巴黎知识分子的两极世界里,他失去了许多朋友,乃至于他的影响力也因此而大大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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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鲁对自己拒绝做的和承诺要做的事情做了解释(这也是加缪的解释),我们因此又回到了《鼠疫》占据何种地位的话题。《鼠疫》在各个层面都取得了任何伟大的小说必须取得的成功,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即它首先是一个道德故事。加缪很喜欢《白鲸》,他和梅尔维尔一样,不会因为给自己的故事赋予了象征和比喻而感到尴尬。但梅尔维尔可以在捕鲸人讲述的故事和有关人类执迷的寓言之间自由地来回往复;在加缪笔下的奥兰和人类面临的两难选择之间存在着1940年至1944年维希法国的生活现实。因此,无论是1947年还是今天的读者,把《鼠疫》当作一个法国被占领时期的寓言来阅读都没有错。

部分原因是加缪清楚地表明这是一个关于“我们”的故事。故事的绝大部分使用的是第三人称,但加缪在其中偶尔也用到“我们”(出于策略的考虑分散在书中),这里的“我们”是1947年的法国人——至少对加缪的主要受众而言。小说中的奥兰居民所遭受的“灾难”即是1940年降临到法国头上的灾难:军事上的失败,对共和国的放弃,在德国的控制下建立维希政权。加缪在书中对老鼠出现的描述与人们对1940年处于分裂的法国的一种普遍看法相呼应:“就仿佛负载我们房屋的大地正在清洗她的体液,让直到现在为止在她内部作祟的疮疖和脓血,升到表面来发作。”许多法国人一开始和帕纳卢神父在书中最早时候的反应一样:“我的弟兄们,你们罪有应得。”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生活似乎在继续:“从外表来看,什么也没有改变。”“这座城市里都是站着熟睡的人。”后来,等鼠疫过去了,许多人失忆了:“他们否认自己一直处于麻木状态。”加缪在《鼠疫》中很好地描述了法国不远的过去:黑市,政府没有能够正视现实以及承担全民族在道义上的领导责任——这一切让人很难误读加缪的意图。

然而,我们不能给加缪想要达到的目标简单地贴上标签,另外他的寓言也与战后的人们使用的两极化的道德辞藻相冲突。科塔尔认为鼠疫过于凶猛,抗争没有意义,认为“卫生队”是在浪费时间,在奥兰的命运面前,他显然是“通敌者”。他在新的局面下活得很是滋润,如果回到“以前的样子”,他会失去已经获得的一切。但他也有同情心,塔鲁和其他人也会继续和他见面,甚至和他讨论自己的行动。用塔鲁的话来说,他们对他所要求的是“尽量不要有意传播鼠疫”。

托尼·朱特

最后,科塔尔被刚从鼠疫中逃过一劫的民众残忍地殴打——这让我们想起法国解放后通敌者所遭到的暴力惩罚,那些实施暴力的人们之所以对用暴力复仇很热衷是因为这可以帮助他们和其他人忘记自己在战时做出的妥协。加缪对这种从痛苦和内疚之中产生的愤怒和怨恨给出了自己的认识,他对这种愤怒和怨恨表示同情,而这种同情在他的同时代人中间是非常罕见的,他的故事也因此没有陷入那个时代的俗套之中。

加缪的这种认识(以及他的正直——因为加缪运用的是个人经验)也决定了他会怎样去描述抵抗者。加缪把格朗这个胆小的、受压迫的、没有上进心的小职员当作这场真正的、并不英勇的抵抗的象征来写并非偶然。对于加缪而言,抵抗并非关乎英雄主义——或者如果说它是英雄主义的话,那也是善良的英雄主义。“这种想法似乎荒谬,但抗击鼠疫的唯一方式是善良。”加入“卫生队”本身并不是多么重大的行为,但是,“在那个时候不去这样做才让人难以置信”。加缪在小说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一点,仿佛担心读者会注意不到。“如果你看到鼠疫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以后还不去反抗,那你要么疯了,要么瞎了,要么就是个懦夫。”

加缪和小说的讲述者都拒绝去“赞美决心和英雄主义,它们并没有那么重要”,这句话需要在上下文中去理解。在法国抵抗运动过程中人们当然展现出了巨大的勇气,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许多男男女女为之付出生命。但在战后的法国流行起来的自鸣得意的英雄主义神话让加缪感到不舒服,那些自封的抵抗者(这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对那些没有采取行动的人表达轻蔑时所使用的充满道德优越感的语气,则让他感到深恶痛绝。在加缪看来,没有采取行动的人是因为惯性或无知。在这个世界上,像科塔尔那种人是例外;大多数人比你想象的要好—就如塔鲁所说的那样,“你只需要给他们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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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果便是与加缪同时代的一些知识分子并不是很欣赏《鼠疫》。他们希望加缪能写得更“直接”,他们认为书里的暧昧不明和那种头脑清醒的宽容与节制的调子在政治上不正确。波伏瓦尤其强烈不认可加缪用鼠疫这样一种自然灾难来作为法西斯主义的替代;她坚持认为,这减轻了一些人的政治责任,也回避了历史和现实政治问题。1955年,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也持同样的否定结论,他指责加缪给读者“反历史的伦理”。即使在今天我们有时也会在研究加缪的人中间听到这种批评,他们指责加缪使用“非意识形态和非人类的鼠疫”作为比喻让法西斯主义和维希政府逃脱了责任。

加缪

这样的一些评论能够告诉我们两方面的信息。首先,我们能看到加缪的这个平铺直叙的故事多么容易被误读。这个寓言可能是与维希法国有关,但是“鼠疫”这个比喻却是超越政治标签的。加缪矛头所指的并不是“法西斯主义”(毕竟“法西斯主义”是个很容易的目标,在1947年更是如此),而是指向人们在公共领域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顺从和懦弱(不同形式之间又会有相交之处)。 塔鲁当然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但他坚持认为,他起初遵从那些教条的指导去为了更高目标而折磨其他人,当时的他也是鼠疫的携带者,虽然他也和鼠疫搏斗。

其次,那些人指控加缪的判断太暧昧,指控他的比喻不够政治化,其实这不是他的弱点,而是他的长处。我们现在也许能够比《鼠疫》最早的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从普里莫·莱维和哈维尔的写作中,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灰色地带”(gray zone)。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在极端条件下,我们很难找到能够让我们感到安慰的简单的有关善和恶、有罪和无辜的区分标准。我们知道,在艰难时世中的男男女女会面临什么样的选择,要做出怎样的妥协,我们不会对那些在极为艰难的境况中适应下来的人们轻率地做出判断。人们可能会出于许多混杂在一起的不同动机而去做正确的事,也同样可能出于最好的意图而轻易做出可怕的事情——或者没有任何意图便做出可怕的事情。

但是这并不是说人类招来鼠疫到自己头上是“天然”的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但为防止未来再出现这样的灾难而去追究他们的责任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汉娜·阿伦特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概念:“平庸之恶”(加缪可能会避免使用这样的表达),它指的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可能在问心无愧的情况下犯下可怕的罪行。

这些在现在都已经成为道德和历史辩论里的老生常谈,但是加缪是最早讨论这些问题的人,他文字中的那种新颖的视角和直觉几乎在他所有的同时代人身上都看不到。加缪的写作让他们如此不安的原因也在于此。加缪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他在对善恶的区分上毫不犹豫,但他不去谴责人性的弱点。加缪是“荒谬”的研究者,他拒绝向“必要性”屈服。他是一个公共领域的行动者,他坚持认为所有真正重要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归结到每个个人仁慈和善良的行为上来。加缪和塔鲁一样,他们信奉绝对真理,但是也接受可能性的有限:“其他人将创造历史……我能说的是,地球上有鼠疫,有鼠疫的受害者,一个人所能做的是尽可能不要与鼠疫为伍。”

因此《鼠疫》并不是要给人什么训诫。加缪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但他不是说教者。他曾说自己非常谨慎地去避免把《鼠疫》写成一本“宣传册”;《鼠疫》没有给任何学派的政治辩论家带来安慰,从这点来看,我们可以说他成功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也不再仅仅是一个有关被占领时期法国的寓言,而且也超越了它的时代。回首20世纪,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加缪确定了时代道德困境。和阿伦特一样,他看到“邪恶的问题将会是战后欧洲精神生活的根本问题,就如同‘一战’后死亡是根本问题一样”。

在《鼠疫》问世5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后极权主义的时代,我们对自己的情况和未来感到满意,知识分子宣称“历史已经终结”,政治家把全球化当作可以在全世界推行的权宜之计,加缪的这本伟大小说的最后一句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实,它是对我们自满和遗忘的警示:

鼠疫杆菌永远不灭不死,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2001年11月的《纽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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