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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称赞的红色福尔摩斯,粉碎戴笠“死间计划”

原标题:毛泽东称赞的红色福尔摩斯,粉碎戴笠“死间计划”

作者:孙喦

1943年春,军统在重庆白公馆举办“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蒋介石亲自参加,戴笠痛哭流涕,哀悼打入延安被中共捕获的44名军统特工。

电视剧《风筝》中也表现了戴笠哀悼在延安落网的军统特务的情节,但是把潜入延安的军统特务被一网打尽,说成是曾墨怡和郑耀先获取了潜伏的特务名单。但实际侦破这个“延安反特第一案”的,是中共陕甘宁边区保卫处。

具体指挥破案的,是时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保卫部部长布鲁。

布鲁原名卢茂焕,出生在海南岛一个渔民之家,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琼海工农红军。琼海红军失败后他流亡印尼马来亚等地,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担任马来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化名“布鲁”,是马来语“螺丝钉”的译音。

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共既要应付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公开活动的很多棘手情况,又要防范和侦破国民党特务暗中渗透和破坏活动,非常需要能够在这种复杂环境下侦查破案的人才。布鲁1936年回国,因为他有在海外复杂环境中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被选拔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负责侦查工作。

布鲁有华侨经历,穿着打扮很洋派,在延安显得很与众不同。他的工作和思维方式也与众不同:用人不多考虑出身和背景,而是在直接接触过程中悉心观察和分析其人品能力,只要他认为对革命事业有利,对破案有利,什么样的人都敢用,什么别出心裁的方法都敢用(1951年1月布鲁任广东省公安厅长时被诬陷入狱,“丧失阶级立场、包庇重用坏人”是主要罪状之一,仅广东港澳地区受他株连的公安干部就有一千多人)。

布鲁“对案件和对人的观察都进行一种心理把握,不仅是斗智,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侦察与征服”[吕璜(布鲁夫人),《红色福尔摩斯的遭遇》]。他又善于从细微处发现揭示事件真相的关键,对错综复杂的案件总能找到最佳的突破口,还往往采取出人意料的方法,具有福尔摩斯般出色的观察、推理和行动力,被毛泽东赞为“延安的福尔摩斯”。

一、假扮中统巡视员

1939年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抓获一名以《中央日报》记者身份做掩护的中统特务,审讯得知其任务是巡视边区各县的国民党党部,传达反共方针,布置中统特务配合国民党军蚕食边区。

当时陕甘宁边区名义上受国民政府领导。国民党不仅参与边区政务,还在边区地、县设有党部等机构,成为插入中共根据地的钉子。中共需要在国共合作的大前提下,不落人口实地拿到这些国民党机构“破坏国共合作”活动的证据,以便在合适的时机拔掉这些钉子。

寻常方法很难在这种两难状况下拿到证据。边区保卫部长布鲁想出了计策——他假扮这位被捕的中统巡视员巡视了边区7个县的国民党党部。布鲁皮夹克、呢大衣、黑皮鞋,一副金丝眼镜,气派非凡。边区各县的国民党党部丝毫没有对他的“冒牌”起疑,都毕恭毕敬地汇报工作,奉上特务工作报告。

布鲁假扮中统巡视员的事,受到中共社会部(主管情报和保卫工作)部长康生的严厉批评,说他擅做主张,对友党搞化装侦查,不考虑政治影响。

布鲁虽没有因这件事受处分,但让康生对他有了成见。

布鲁在马来亚时,曾奉共产国际命令去刺杀一名叛徒,安装炸弹时意外爆炸,失去了左手。1943年康生主导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说布鲁失去左手是“王佐断臂打入革命队伍”,有敌特嫌疑,将他下放到绥德。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布鲁在1939年拿到的边区国民党机构破坏国共合作的证据,为中共反击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拿出这些证据,揭露国民党一贯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并以此为根据,驱逐了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各个县的公开机构。

图、1937年初,斯诺、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和布鲁(右)在延安

二、智破陇东奇案

1942年庆阳县大旱,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拨出800万边币救灾款(1942年2月至6月,边区政府总共才发行了1000万边币)。这笔赈灾巨款却在庆阳县政府被窃,引发民众对边区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

县保安科查找偷钱的嫌疑人,最后落在县民政科的李科长和县政府的李秘书身上,将二人收押。李秘书和李科长又相互指控对方偷了赈灾款。

庆阳县的罗副县长交给保安科一封信,说是在李秘书办公室找到的。县保安科一检查,是拼贴成的给国民党特务组织的联络信,字是李秘书的笔迹,就将李秘书作为敌特和盗窃犯逮捕,将李科长无罪释放。

这时布鲁到庆阳视察工作。他反复研究这封“特务联络信件”,发现了疑点:如果信是李秘书拼贴的,怎么会用自己写的字?

布鲁又问清楚了李科长和李秘书同住一间窑洞,罗副县长是李科长的连襟。他追究审问,查明是李科长偷了赈灾款,伪造了这封特务联络信,想栽赃给李秘书,而主意是罗副县长出的。

侦破这个案件,让布鲁有了“延安的福尔摩斯”的美誉。随着他又侦破了不少疑难案件,延安福尔摩斯的名声广为流传。

图、“红色福尔摩斯”布鲁

三、延安反特第一案

1941年初,军统特务吴南山受派遣回到家乡陕甘宁边区的庆阳县,在陇东中学做教员。他回到庆阳县不久就向中共投诚,被庆阳县保安科发展为两面间谍。

1941年10月,吴南山去延安开会回来,路上碰见了刚潜入边区的祁三益,是他在军统汉训班的爆破教官,正准备去延安。

吴南山立即报告了边区保安部门。

边区保安处接到报告后,布鲁第一时间赶到庆阳,了解案情。

抗战期间,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共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派遣特务。由于中共安保措施严密,这些派遣特务很难通过边保的检查站进入边区;即使进入边区,也很难通过边保部门的政审打入中共内部。

后来叛逃到国民党那里的中共元老张国焘给戴笠出主意——从陕甘宁边区招收要求抗战的知识青年,经过训练后,可以顺利通过检查站回到家乡,在家乡又比较容易通过政审,从而打入中共内部。

戴笠按照张国焘的主意,1939年9月在临近陕甘边区的汉中办了一个特训班(汉训班),招收陕甘宁边区的知识青年,由曾经潜入延安的李国栋等人传授打入中共内部的经验,再派遣回边区(李国栋是沈之岳在汉训班的假名。沈之岳1940年又潜回延安,在抗大任教。他因为不与其他特务联系没有暴露,在中共边区保安处破获汉训班“死间计划”前,于1941年春逃回重庆)。

吴南山和祁三益就是军统从陕甘宁边区招收的知识青年。吴南山是汉训班第4期的学员;祁三益在汉训班第1期毕业后做了爆破教官,号称“爆破大王”。

因为向中共派遣间谍比向日伪派遣间谍更加困难和危险,因此军统内部把派遣打入中共的间谍称作“死间”;把专门培训打入中共间谍的汉训班称作“死间训练班”(电视剧《伪装者》中军统对日军的“死间计划”是借死间之名虚构的)。

这是中共初次掌握军统汉训班的情况(1955年解放一江山岛,缴获了军统文件,才查明汉训班共办了9期,培训特工600余人)。

布鲁带领边保人员,赶到陇东富县秘密逮捕了祁三益。经过做工作,祁三益投诚成了边保的“反间”。

据祁三益交代,汉训班培训的特务已陆续打入了中共中央军委情报局、边区保安处、中共陕西省委等要害部门。戴笠派出赵秀、李春茂、杨超和祁三益共4名联络员,要把潜入边区的特务串联起来,搞大的行动。

这是国民党特务首次成规模地打入中共内部,惊动了中共最高层。毛泽东亲自听取汇报。康生和李克农指示:汉训班的培训课程不止有情报,还有破坏内容,有爆破、暗杀、下毒、游击等,如果不能及时破获,对根据地的危害会很大。

图、布鲁、吕璜和儿子

幸而戴笠急于贪功,改变“打入要害、长期潜伏”的死间方针,在1941年要把打入中共内部的特务串联起来搞“大行动”;而布鲁以过人的敏锐抓住了这个突破口,制定了用间、反间、反反间的破案方案:

1.用间,用祁三益找到了另3名军统联络员;

2.反间,用已控制的特务对军统进行反间,侦知了新派遣的死间特务情况;

3.反反间,反顺序操控投诚的特务,隐藏最重要的两面间谍,以长期对军统用间。

边区保安处由此掌握了潜入陕甘宁边区的全部4组军统特务,于1942年10月,将32名“死间训练班”培训的特务全部抓获。

直到1943年春,赵秀逃回军统方面,戴笠才得知“死间计划”打入陕甘宁边区的特务已被中共边保部门一网打尽。于是有了军统举办“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戴笠痛心疾首的一幕。

侦破这一大案,毛泽东赞扬说:“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还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

侦破汉训班大案后,布鲁又侦破了军统阴谋刺杀毛泽东等大案要案。建国后布鲁任广东省公安厅长,1951年蒙冤入狱,1972年被折磨致死,1980年平反昭雪。布鲁在陕北绥德时的战友写了纪念文章,并为布鲁题词:“红色福尔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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