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正文

“追赶逃逸者致死”一审判无责 这次没让好人受委屈

原标题:“追赶逃逸者致死”一审判无责 这次没让好人受委屈

追赶逃逸者致死案需要客观看待

文 | 欧阳晨雨(学者)

沸沸扬扬的“唐山追赶逃逸者致死案”,一审终于落槌。

2017年1月9日,唐山曹妃甸区柳赞镇发生摩托车相撞事故,其中一辆车的驾驶人张永焕逃逸。正在现场的朱振彪驾车追赶,两人一前一后行至一处铁道时,张永焕被火车撞击身亡。尽管承认父亲存在肇事逃逸情节,但张永焕之子张殿凯坚持认为,朱振彪的穷追不舍,是导致父亲被撞身亡的原因。因此,他将朱振彪告上法庭,提出共计约60万元的赔偿要求。  

(追赶者朱振彪拿到判决书)

昨日下午,唐山滦南县法院认定,朱振彪的追赶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对张永焕的死亡不构成民事侵权责任过错,其行为和张永焕死亡之间不具有法律因果关系,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朱振彪对判决结果表示欣慰,而张殿凯则当庭提出上诉。

作为张永焕的近亲属,张殿凯对一审判决感到不满,在法定的期限内,并作出上诉决定,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正当权利。当然,从理论上而言,一审判决并不一定就是生效判决,原告可以在二审中继续主张自己的诉求。在司法实践中,也不乏一审败诉,二审胜诉的事例。

但是,撇去亲情的因素不论,光是从法律来看,张殿凯上诉得到法庭支持的可能性并不大。在民法上,确定侵权责任的前提,一是存有过错行为,二是有损害后果,三是行为与后果之间存在法律因果关系。张永焕被火车撞击身亡,具有损害后果的确不假,但是对方是否存有过错,以及法律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则另当别论。

诚然,朱振彪实施了驾车追赶张永焕的行为,但这一行为的前提,是后者交通肇事之后非法逃逸。我国法律鼓励、支持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并将其明确规定在《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作为公民,朱振彪路见不平、见义勇为,不过是行使了国家法律赋予的权利,不能同对方的违法事实“割裂”,进而视为普通的侵权行为。

当然,也存在一种可能,就是这种公民的自发追赶行为,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只是,在实践中,对于“限度”的认定和把握,必须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形,并适当放宽。这是因为,如果过于严格把握“限度”,势必导致见义勇为者举步维艰、动辄得咎。在十分紧急的情形下,如果仍然高标准,作为普通公民又如何确保行为“适度”?如此,反而会挫伤见义勇为者的积极性。

从本案来看,朱振彪的追赶行为,也很难说就“越界”了。在张永焕的亲属看来,“在追逐的过程中,他(朱振彪)多次辱骂、恐吓,给他(张永焕)造成了心理压力,最后死亡”,“不是见义勇为”。但是,从朱振彪手机录制的视频看,张永焕弃车进入一户人家并“手提菜刀出来”,继续徒步逃逸;朱振彪徒步跟随并反复喊话“别跑了,已经报警了”,其间两人始终保持一段距离。很明显,面对主动持械、意欲抗拒的违法者,保持距离的追赶者在言行上并无不妥。

再看追赶行为与被撞后果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正如波兰法学家查科斯基所说,“原因与结果的链环所包含的现象极为广泛,必须设立一定的界限才能使之成为作为损害赔偿民事责任之前提的因果关系”。从此案来看,朱振彪追赶行为与张永焕被撞之间,的确存在某种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没有前者追赶就不会有后者的死亡。但是,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仅要看事实本身,更要看法律政策,综合考量公序良俗、当事人特定状况、伦理价值观念等因素作出评判,而不能孤立看待、片面认定。

平心而论,唐山滦南县法院对见义勇为者朱振彪的判决支持,是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之内,对法律因果关系的精准判定,这也是对公序良俗的鼎力支持。这种旗帜鲜明的司法态度,对于不特定的公众而言,传递出一股强烈的讯号,就是鼓励社会的见义勇为行为,用司法判决的支持,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风气。

尽管对于个案而言,司法裁判的效果或许“有限”,但是从社会意义来看,司法审判的效果又往往“无限”。回看11年前的南京彭宇案,偏离了主流价值观的一审判决“推理分析”,助长了“做好事反被诬陷”的错误认识,也让“不扶老人”恶俗蔚然成风。

前段时间的电梯劝烟致死案,审判者一度考虑,以“公平原则”判决劝烟者赔偿以“息事宁人”;教科书式老赖案,肇事司机黄淑芬“就是躲着你,你爱把我怎么着怎么着”,司法迟迟未能介入,只教人无可奈何,也让公众舆论为之不平。

在司法实践中,审判者应当承担起应尽的法律职责,以及不容回避的社会职责。当审判者秉承法治精神,判定见义勇为的公民、劝阻抽烟的人们无责,让老赖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便在一起起个案的精彩演绎中,树起了法治不容侵犯和亵渎的权威。这些判决不仅与公民的普遍认知和社会常识契合,也与舆论形成良性互动,更有利于推动社会文明的车轮滚滚向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号的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
阅读 ()
投诉
免费获取
今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