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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遇和精神之光:一个人的国际诗歌奖|文学志

原标题:妙遇和精神之光:一个人的国际诗歌奖|文学志

妙遇和精神之光:一个人的国际诗歌奖

受访者:黄礼孩 采访者:陈培浩

价值观:褒奖漫长岁月中的精神钻石

陈培浩:从《诗歌与人》刊物到“诗歌与人·诗人奖”再到“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每一次都风生水起,这种妙想的契机在哪里?

黄礼孩:过奖过奖,谈不上什么妙想,只是一管之见。“诗歌与人·诗人奖”是从2005年启动的,而改为“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已是2014后的事情。无论是哪个名称,其宗旨都是对中国及外国诗人当中的杰出诗人在漫长岁月写作的认可和褒奖,改成国际诗歌奖是基于世界上有很多重要的国际文学奖或者诗歌奖,它们直接影响了人类的文明进程,特别是20世纪以来各国设立的文学奖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许多奖项成为我学习的目标。我们知道,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的民族对此都有所贡献,比如我们贡献了李白、杜甫、苏东坡等等伟大的诗人,但新年进入中国百年历程里,我们为世界贡献了多少?这一点在他者的文明之眼里尚未没有得到很好的回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些年与一些不同国家的诗人交流,发现他们几乎说不出几个中国当代诗人的名字,就发现中国当代诗歌好像不在他们的视线里,似乎不在世界诗歌的板块中,当然这与我们的诗歌很少有效翻译出去有关。也许我们有各种理由为自己辩解或者不屑一顾,但20世纪中国诗歌的面容并没有为别的文明所端庄地凝视是不争的事实。21世纪以来,国内的诗歌奖不断发生,各种奖数不胜数,但国际诗歌奖就稀缺,我就想不如把外国杰出的诗人直接邀请过来,一起来构建人类当下的诗歌 ,创造人类的文明,让外国诗人也侧目中国当代诗歌,看到中国汉诗的成就。我知道国内有“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和“中坤国际诗歌奖”,它们都诞生于2007年,都是双年奖,其他国内的国际诗歌奖就不知道了,包括港澳台地区。萌芽于2004年、始于2005年的“诗歌与人·诗人奖”,是国内最早的国际诗歌奖 ,首届颁给葡萄牙最重要的诗人安德拉德先生,他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赔率版上出现过,但最重要的是他为人类写出了出色的自然与人性共筑的诗篇,把葡萄牙式的温暖、明亮、忧郁、破碎和辽阔带到我们的生活中来。诗歌奖是与葡萄牙驻澳门总领事馆合作的,很高端。诗歌奖一开始就有打开世界之镜的感觉,希望能够映照出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我很是感谢翻译家姚风先生促成了在澳门的颁奖典礼。后来的几年颁奖都是给了中国诗人,直到第五届又开始颁给外国诗人。俄罗斯诗人丽斯年斯卡娅是第五届的获奖者,她是阿赫玛托娃之后最重要的俄罗斯女诗人之一。丽斯年斯卡娅对这个奖表达了致意之情,她在写给翻译家李寒和我的一首诗中写到:“小时候就幻想到繁花似锦的中国。”五年后,俄罗斯诗人让这个获得了世界的另一个回响。每一个人对自己理想的事业都期待得到关注。最初的诗歌奖,做起来还是挺有趣的事情,但也只是暗暗用力而已,不事张扬把事情做好才是美德。2011年是“诗歌与人”被光照亮的日子。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意想不到的是特朗斯特罗姆荣获此奖。很多朋友来信、来电祝贺我,都觉得我们有超前的眼光,在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半年前颁奖给这位世界大师。更早之前,诗人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就像深深的海洋,让我有坠入深蓝之感,他的诗歌赋予人寻回大海神秘的天赋。作为短诗大师,他的诗歌精湛、凝练、敏锐、隐藏着广袤的世界,奔腾着语言的意外。遇见自己热爱的诗人,并幸运与他发生关联,我把此视为一种好运气和缪斯的眷顾。从这一年开始,“诗歌与人·诗人奖”再一次获得新的开端,获得了真正的瞩目。活在一个被创造的世界里,我们还可以去创造一个小世界,这多少是一个安慰。感谢上帝给我这份礼物。我也相信,如果没有从1999年创办诗歌刊物以来的努力,再好的运气也不会来光顾你。第六届之后的颁奖所选择的诗人就更慎重一些。翻译家高兴先生翻译的斯洛文尼亚诗人萨拉蒙是我所欣赏的,他的诗歌闪烁着非同寻常的冒险,既让你看到不羁的灵魂,也感受到狂放的气质,还有荒诞幽默的戏剧性。第七届给了斯洛文尼亚诗人萨拉蒙便是正确的选择,另一个原因是萨拉蒙先生有着很大的国际知名度。当时我们给他做了一本漂亮的诗集,他高兴地说他可以拿着这本诗集去给法国的伽俐玛出版社,跟他们说中国诗歌界给他出诗集了,他们为什么还在犹豫他的诗集的出版?萨拉蒙是世界知名度非常高的诗人,他看重来自中国的声音,这一幕一直记在我的脑海里。之后的第八届诗歌奖给了广州诗人东荡子,我是想偶尔把这个国际诗歌奖拉回本土,国际诗歌奖必须有本土诗人参与,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事实上,我们也有比肩国际诗人的诗人,比如东荡子,虽然他的知名度不高,但诗歌文本已经足够成熟,他的诗歌使人从软弱、胆怯、犹疑的命运中脱身出来,给喧嚣的时代安一颗诗歌之心。那个时候,我想“诗歌与人·诗人奖”对东荡子是有帮助的,最起码在获奖名单中,他与很多国际诗人并列在一起。波兰大诗人扎加耶夫斯基一直是我心仪的人物,我想把诗歌奖颁给他是我多年的想法,经过多方联系,终于找到了老扎,他答应亲临广州领奖,这无疑是一件大事。后来,我遇见很多中国诗人,他们对我说的。扎加耶夫斯基先生有国际影响力,他是波兰伟大诗歌的继承者,他为当下社会普通的生存困境发声,为历史真相做见证,他忧虑又介入现实的诗歌写作充满了担当。老扎答应亲临广州领奖,让我十分感动,从那个时候起就萌发了把诗歌奖改为国际诗歌奖的想法。诗歌奖不一定非要挂名“国际”才高大上,不过,这个奖在命名上有了辨别性,更为国际化一些,也就欣然了。命名在某种意义上左右着人们对这个事物的直接观感。因为我想做的是国际诗歌奖,直接定义一个国际文学奖,意味你去做的事情、你所想的事情是另一个方向,以致未来发生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我期待这样的难度和冒险性。

陈培浩:你一直坚持的理念是,做别人没有做过的,其实中国范围内国际诗歌奖就层出不穷,这个奖做了哪些别人没有做的?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能在众多奖中脱颖而出,是因为这个奖具有什么样的特质?

黄礼孩:做别人没有做过的或者被遗忘的,这个理念是在办《诗歌与人》这个民刊时萌生出来的,最初它只是对于办民刊而已,而不是诗歌奖。作为民刊的《诗歌与人》最初确实策划了无论民间或者官方都没做过的主题,比如“中间代诗人诗选”“完整性写作”等诗歌概念或者流派,像“70后”“女性诗歌”之前有人做过选题,但像我们这般大体量、大规模来策划的并没有出现过。我们策划的“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从民族研究到性别研究到诗学研究,为诗界和学界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策划的“最受读者喜欢的十位女诗人”既有社会调查的迹象,也是呈现诗歌新成果的集结;我与陈陟云编的“新诗九十年序与跋”为诗歌研究提供了另一个维度……我想,这些选题,无论官方与民间都被忽略的,在策划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在诗歌研究领域,还是存在许多空白,还有更多值得为之付出努力。我觉得办民刊与创造诗歌是一样的,也就是需要想象力与创造力。多年后,我策划“广州新年诗会”“诗人出生地之旅”“省际文学”,这些都是灵感的外现,都是无中生有对世界的渴望。一个人必须对其所热爱的事物产生渴望,因为渴望能够让我们超越自身。这个渴望从办民刊延长到办诗歌奖。至于这个奖做了哪些别人没有做的,倒是没有办民刊那么明显。不过,国际诗歌奖还是做了一些其他奖做不到的部分,比如请音乐人用获奖诗人的诗歌谱成乐曲、请雕塑家专门创作雕塑奖杯、请版画家为获奖诗人创作一张肖像版画等等。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更多的艺术与诗歌发生关系,诗歌作为一个小众或者一种高难度的审美,如果还是从文字到文字,就显得很过窄,没有化开,没有参与到更多的界面。当多种艺术元素与诗歌发生关系,从艺术的角度来观看诗歌或者塑造诗歌,会变得更为有趣,而且更多不同群体的人会因为诗歌而改变自己对世界最初的感受。广州艺术家王嶷用版画来雕刻获奖诗人的形象,艺术家从诗人那里获得想象的肖像,从诗歌语言向木刻语言倾斜,通过线条和纹理来切入存在的精神肖像。这些年有不少画廊邀请王嶷去做诗人肖像画展,这案例说明了诗歌与版画之间因为一种契合而变成飞翔的翅膀。

陈培浩:一个文学奖必须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价值观,才会有自己的面目。你认为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的价值观是什么?

黄礼孩:是啊,一个被人常常提及的文学奖,要有自己的调性、主张、观念,要有自己的方向和气息,要有自己理想和宗旨。伟大的诗歌、美好的预言、坚定的信念,它们合而为一,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希望是这样的。这个奖颁给那些在漫长岁月里面写作,塑造了伟大心灵和理想主义的诗人,奖励他们为人类贡献了精神的钻石。不少人有写作的能力,有些人天分过人,但如果他/她没有坚持写下去,没有在时间中创造出能够镶入岁月印记的文本,他/她写着写着就消失了,这是可惜的。如果颁奖给这样一时才华闪烁却没有后续力量的诗人,这个奖便有昙花一现之感。我们所颁奖的诗人至少在写作时间上有三十年以上的,有了三十年的写作,如果才华横溢,早已写出不可磨灭的诗篇,这些时间里的诗篇就成为献给人类的光辉诗篇。获奖诗人的诗歌中一定要有理想主义的倾向,必须在作品中赋予时代风尚,让心灵之歌如音乐充满空间,让诗歌文本构成启示录。比如获奖的诗人西川有着强忍的心力,在世俗里完善人的世界;获奖诗人萨拉蒙拥有绝对的独创力,他的陌生感、荒诞感就是世界某个瞬间的可感;获奖诗人西尔泰什文辞优美,游弋于民族文化和个人记忆之间;特朗斯特罗姆对自然生活感受的欣喜,还有来自幻想之中的秘境,跃出幽独感性的灵光,这是无以伦比的;东荡子的心灵洒脱于世俗,审美沉思的境界也是别具一格;对过于正确的道德的思考让介入性写作的恩岑斯贝格提升和完善了这一道德境界……我想,我们所有的获奖诗人都在用作品和人格魅力告知大家,重要的文学奖已经成为储存价值观的场所,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的获得者们,在他们的身上已经自我生成诗歌奖的气质,从文本的内部共同成了诗歌奖的价值。如果说诗歌奖是一个声音,我们竭力把这个边缘的声音从中国的土地上传播出去。当伟大的诗人沃尔科特在受奖词中说:“尊敬的黄礼孩诗人,谢谢你给予我的巨大荣誉,我将努力不辜负于此。”他的声音如此谦逊,又如此有力,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在八十岁高龄时,沃尔科特先生依然保持着充沛的创造力、想象力和犀利的洞察力,以令人颤栗的激情,不断拓展着“隐喻”这一古老通灵术的疆界,仿佛永远面对着世界的早晨——新的爱、新的希望和劳作,而这一切正是诗神所赋予人类最深切的愿望和祝福。德瑞克·沃尔科特以一生艰苦卓绝的创造回馈了诗和世界。沃尔科特先生在我们的获奖名单中,他的名字跟别的获奖诗人的名字一起散发出光芒。未来,我们还是以发现人类的特殊曙光一样去发现诗人,给这个世界传递文明的曙光!

《诗歌与人》杂志主编黄礼孩为第十二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获得者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颁奖

《诗歌与人》杂志主编黄礼孩为第十一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获得者乔治·西尔泰什颁奖

第十一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沃尔科特

波兰著名雕塑家斯坦尼斯瓦夫·拉德万斯基、《诗歌与人》杂志主编黄礼孩为第十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获得者丽塔·达夫颁奖

波兰雕塑家马乌戈热塔·维西尼耶夫、茂德公集团董事长陈宇为第十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获得者西川颁奖

著名雕塑家夏天、《诗歌与人》杂志主编黄礼孩为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获得者亚当·扎加耶夫斯基颁奖

《世界文学》主编、翻译家余中先(左)和广东省作家协会协会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经理温远辉(右)为第八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获得者东荡子颁奖

时代外滩负责人郭庆海(左)和《南方都市报》副总编崔向红(右)为第七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获得者托马斯·萨拉蒙颁奖(翻译家高兴代替领奖)

2011年8月29日,诗歌与人主编黄礼孩到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先生家拜访诗人

第五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获得者英娜·丽斯年斯卡娅

第四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获得者蓝蓝(右)接受颁奖,颁奖嘉宾为著名作家张梅(左)

第三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获得者张曙光(中)和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主编黄礼孩(右)及颁奖嘉宾、诗人孙文波(左)

第二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获得者彭燕郊在宣读受奖辞

首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在澳门举行,葡萄牙驻澳门总领事(右二)代替获奖诗人安德拉德先生领奖

妙遇:让诗歌邂逅更辽阔的

陈培浩:这个奖授予过彭燕郊、张曙光、蓝蓝、东荡子、西川等中国诗人,最近这些年基本授予外国诗人,想请您谈谈每一年获奖者选出过程中那些重要的细节。

黄礼孩:中国现代诗歌也是世界诗歌的一部分,所以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也应该有中国诗人的身影。这样做,短时间不一定能看到效果,但未来影响力大之后,当更多中外诗歌研究者研究这个奖时或者更多外国诗人关注这个奖时,中国诗人自然受到关注。我们这个诗歌奖因为暂时评委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去选获奖者就变得更为谨慎。通常,我会咨询一些有宽阔视野的诗人和翻译家,从他们那里获得他们心目中的名单,选出他们名单与我的名单有重叠的诗人名单,我再重点考虑一个诗人。比如第二届选择了86岁高龄的彭燕郊先生,是从民间的视野来观看和遴选。彭先生在生命的晚年还在不断书写,其诗歌精神富有强烈的探索性,加上他几乎没获过什么奖,在那个年龄段的诗人当中,他是一个异数。记得在颁奖典礼上,老先生在受奖词里谈到自己的诗歌之路,那种恳切把大家感动得哭了。一个颁奖典礼让人哭泣,这就是诗歌的力量。你说到的细节,它是文学层面上,当它不在文本上,它就是延伸出来的生活片断。诗人在书写中的细节与我们颁奖过程的细节有着同构的意思,因为颁奖典礼作为一个文献,它的细节让精神清晰可见。可是,因为缺少记录,很多细节都忘了,只记得我们的诗歌奖尽可能颁给已经写出重要文本又为人低调、不事张扬的诗人,比如翻译出《神曲》的张曙光。张曙光作为叙述诗歌创作的代表人物,他的叙述风格凝重,具有个人化的修辞立场,他用严谨又简切的语调说出经验与感知同存的世界。他获奖那年是2008年,他说从1978年开始写作算起,也三十年了。三十年前他和很多初学者一样,是出于对诗歌的热爱,出于表达的需要,很少考虑功利的因素,这种写作态度和写作中对真实的追求一样,构成了诗歌的内在伦理;至于诗人蓝蓝在获奖时是很年轻的,之所以给她,是因为她已经写出想象奇异、情感朴素和有丰盈生命力的诗歌,还有就是,从一个女性诗人的角度来看她,她存在巨大的潜质。一些诗人写到一定时候,基本上在重复自己了,但蓝蓝不同,她是女性诗人中可能性更大的一位诗人。2009年新年她获得我们的诗歌奖,她对灾难深重的2008年感怀最深,写诗变成原罪,但她也看到诗歌带给人的慰籍,感受到一个诗人的命运与他人的命运密不可分的联系。给她颁奖快十年了,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更为有张力和思想力的诗人蓝蓝。她作为第一位获得此奖项的女诗人,在岁月里,我看到诗歌给我们的馈赠;至于这个奖给了东荡子,这个是正确的选择,因为他无中生有的诗歌写作能力特别强,他构建了一个“阿斯加”的独立世界;而诗人西川是一个写作能力非常全面诗人,他这个年龄的诗歌写作还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呈现出奇异的生命力,而且他有国际影响力,是中国诗人中的异数。一个诗歌奖是对自我的一种反应,有什么样的敏感度就有什么样的诗歌奖。我期待未来能不断遇见世界上更多一流的诗人。

陈培浩:一份奖金、一本专刊、一尊雕塑奖杯、一个肖像画、一首诗歌谱成的民谣、一场颁奖仪式,这是你给获奖者提供的基本礼遇,看起来似乎规模越来越大,预算也越来越多。以前诗歌与人刊物一直是你个人出资,现在做诗歌奖依然是这样吗?

黄礼孩:风格化越厉害,越是坚持,越具普遍性。这是我经常自己给自己难题的问题所在。一方面要求个体性,一方面要求多样性。因为要做得有品质,要求就高,所以费用就高涨。之前,诗歌与人的大部分出版物很多时候自己出资,后来遇见江涛、陈陟云等诗人朋友,一起编刊物,他们给了很大的支持,还有一些不愿意透露自己名字的朋友也给予了无私的帮助。没有资金上的独立,编刊物,是一句空话。做诗歌奖所需要的资金比民刊要多得多。你知道,诗歌是目前惟一没有被商品化的精神之物,所以从诗歌或者诗歌奖身上获得回报就更困难,要给到赞助方需要的社会效应惟有变成情怀才行了。不过,这个世界还是有那种把精神看得比物质重的人,在很多困难的时刻,他们伸出了橄榄枝。这些年也遇见一些愿意合作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帮助,让“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走得远一些。不过,后来的第十一、十二届又是自己出资,有点顾得了上顿顾不了一顿的感觉。因为我自己越来越忙,没有什么时间去谈合作。对于诗歌事业来说,没有天上掉馅饼这个美事。因为困难大,也会妥协,打退堂鼓,就生出悲观情绪,做到哪里算哪里,做不下去就停停也没关系。民刊的小传统是自生自灭,所以做不下去,也许没什么可以抱怨的。因为世界并不欠我什么,我也没有义务去为世界做什么。但做了这么多年,理想主义的火焰一直在高燃,如果火光熄灭了,那将是诗歌的一种遗憾。不过,在山穷水尽之前,你已完成了现时段的理想,也就没有抱怨了。资金缺乏是一个问题,但理想、激情、创造力的缺失才是致命。但愿我们对这个奖还抱有幻想与期待,毕竟这个奖到了某个时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了。

陈培浩:我觉得你这个奖很大的特点就是意外的妙遇,每一次的评奖,既是和杰出诗人丰富心灵的相遇,也是和诸多艺术家,艺术形式的相遇,这让这个奖充满突如其来的惊喜,请你谈谈这方面的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细节。

黄礼孩:你说得太好了!确实是一种意外的妙遇,有时候觉得在现实中,有时候在梦境里。这个奖多少充满了戏剧性。第一看见你用“妙遇”这个词来谈这个奖,这让我相信,是一些你并不知道的力量帮助着你去完成诗歌的事业。因为评奖,你就必须去接触更多精神高超的人,这就要求自己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整体水平。在办奖的过程中,我慢慢体会到必须与那些伟大的灵魂发生头脑风暴。正是与不同艺术家的合作让这个奖变得多元。我知道,如果从诗歌再到诗歌,显然不需要我去做什么,我们做的是挖掘诗歌这座富矿,开采更多当下需要的资源。诗歌其实有着非常多的途径抵达人的心灵。比如,每一届都找不同的民谣歌手来谱曲,我曾经与佛山的谢芳、广州的陈艺峤和卜军、香港的李戈等等歌手合作过,他们为获奖诗人谱的歌,至今还不时在不同的空间演绎。一些关注音乐的人从而去关注了诗歌。诗与歌的关系,在我们的诗歌奖上有着合适的体现。再者,比如版画家王嶷,她一直坚持每年为一届获奖诗人创作肖像画,从肖像里看到诗人的精神影像,她做得那么认真,真是异样的感动,我十分珍惜与她的缘分。我知道并非所有的艺术家对诗歌都怀有亲切的感觉,所以遇上懂诗歌的艺术家,你就像遇见知音一样。比如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符文瑜,她就是一个有大情怀的人,这些年她一直不遗力地帮助我策划、导演诗歌奖的颁奖典礼。纵观全国的文学奖颁奖典礼,应该说我们的颁奖典礼是非常有特色的,它在最大的层面上给予了获奖诗人荣光,给予了诗歌尊严。因为“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每一届的奖杯都不一样,所以每一年都去找有诗性的奖杯真是困难的事情,好在总有理解诗歌的艺术家适时出现。比如2017年,我确认德国重要的诗人恩岑斯贝格先生欣然答应接受我们的诗歌奖后,一时之间我找不到理想的雕塑奖杯,也不能说没有,而是没有非常有分量的奖杯。就在没有头绪的时候,我的朋友、雕塑家夏天把著名雕塑家梁明诚老师介绍给我。让我异常感动的是,梁明诚老师免费赠送了雕塑奖杯给我,让我带着他的作品到德国去颁奖。想起来,2014年我给波兰大师扎加耶夫斯基颁奖时,雕塑家夏天专门给我们设计制作了奖杯。后来的第二年,我们去波兰,在翻译家乌兰老师的介绍下,我们见到波兰著名雕塑家拉德万斯和年轻的雕塑家维西尼耶夫斯卡,他们很感佩我们做的事情,愿意与我们合作,这就有了后来给美国诗人丽塔·达夫和西川的雕塑奖杯。拉德万斯教授的雕塑作品节奏感强烈、张力十足,形式完美、炉火纯青,他创作的是一个走路的人,像是回家,又不断出发,更像一个寻找远方的行者或诗人,一如丽塔·达夫的诗歌,不断抵达,又不断重新启程,追寻着永恒的未知。维西尼耶夫斯卡的雕塑奖杯名为“匹配”,雕塑作品植入装置艺术,个性化地打破了常规,体现出互动与合作的魅力,充满生命的热力和激情。与波兰雕塑家的合作是奇妙的缘分,这都是纯粹的诗歌带给我们的礼物。在中国,可能我是最早把诗歌奖的奖杯做成每一届都不同的人,最初我的设计师朋友刘鹂为第七届诗歌奖设计了雕塑奖杯的草图,青年雕塑家陈俊后期来完成创作。这个长着翅膀的诗人形象被我们命名为“大地上的歌者”,这个作品后来被时代美术馆出资放大至五米高,安置在时代外滩花园的草坪上。这个放大成为公共艺术的雕塑,无疑给了我更多的想象空间,诗歌的边界也在这里突破,诗歌文化也得到新的想象。正是这样,我把诗歌奖奖杯大胆做了尝试,每一届都不同,多年之后就有可能出现一个诗歌奖为主题的雕塑园。后来的岁月里,我得到了艺术家黄德华、雕塑家陈钢和李超的支持,他们的作品有力地创造着我们的奖项。为什么把诗歌奖的奖杯做得不一样?好多朋友又问过我这个问题,他们担心不同的奖杯不易于形象的传播。我知道凡事有利有弊,我选择与不同的艺术家合作,这对于诗歌与雕塑之间发生的多元联系是至关重要的。光这一条便值得我为之奋斗,再者,我想依托别的艺术形式来把诗歌内在的力量化开,想未来可以做一个国际诗歌奖雕塑园,这应该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令我兴奋的是,我这个梦想在十年后便得以实现。2015年,我遇见陈宇先生,他邀请我回雷州半岛的足荣村,在他生长的村庄建立中国乡村第一座“诗歌主题雕塑公园:诗歌与人·国际雕塑园”。这是异常令人振奋的时刻,诗歌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与雕塑的对接,从而有新的展示空间和维度。我想,除了能妙遇艺术家外,也需要遇见像陈宇这样有理想有执行能力的企业家,要不你的梦想只能停留在纸上了。是的,落地的诗歌奖雕塑和诗歌奖雕塑园,不是一个人在纸上写诗那么容易,它需要新的观念,需要价值上的认同,需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的人,需要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

妙乡土国际化:从徐闻到广州到世界

陈培浩:这个奖当然深深地打上你个人的烙印,你觉得它和广州这座城市的艺术氛围有什么关联吗?

黄礼孩:我没有真正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从离开故乡后,基本都住在广州,这座城市的气息自然与我就有了链接。城市文化是一个容器。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在广州诞生、成长,成为一个受到瞩目的诗歌奖,这与这里的土壤、气候、人文是有关系的。这个奖可以在中国的任何地方诞生,但奇怪的是它偏偏诞生于广州。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广州最有活力的时期,一种未曾出现的新的尝试在打破僵化的局面,许多新鲜的事物在涌现,更多的人怀着梦想奔向这个不眠之乡。90年代初,我到广州读书,很幸运遇见这个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时期,那时许多新的艺术在诞生,比如中国第一个现代舞团广东现代舞团。那时广州的民刊《面影》也开始诞生,民刊告诉我们,诗人不同于主流文化,它总是离经叛道。虽然广州的民刊与官方并非格格不入,却有着自己不可忽视的声音。民刊团结了一批有着相同价值观的诗人。诗人们喜欢在夜晚到大排档去喝啤酒谈诗歌与未来,也喜欢去看摇滚表演,或者话剧表演、现代舞演出,或者去与一批先锋画家混在一起,比如我就多次参加黄一翰的“卡通一代”的活动。新艺术不断提醒你追求自由的精神状态,每天都感受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那时候的广州媒体开始发力,诞生了《粤港信息时报》《南方都市报》等厉害的媒体,一时之间,广州成为中国的传媒重镇,尽管那个时候广东电视台也推出很多不错的连续剧,但从精神层面来说,还是纸媒更有深度和宽度,后来出现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也就不足为奇。我从小就有英雄主义或者说理想主义情结,所以到广州后,我遇见了这里的土壤,作为一粒种子就开始萌芽。上世纪90年代初,广州诞生了《岭南文化时报》,一批当时非常先锋的学者在操持着这份有新人文精神倾向的报纸,我受某种精神感召去当特约记者,生命的初始阶段得到某种人文精神的滋养。再后来,与诗人世宾、东荡子、陈小虎等诗人作家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观念相互交融,精神空间一直处于生长的状态,或者保持着频繁的精神联系。多年后,回头展望自己在广州的岁月,你会无端生出许多感慨,我相信这座城市里的某些东西一定是影响了我的人生选择。诗歌是生命的基本元素,我碰巧用诗歌的方式构建着可能的生命,办民刊是对内心语境的回应。广州作为一个容器,让我们身在其中,广州作为一个起点,让你与世界有了新的链接。诗人西川在一篇文章中谈道:“如果说徐闻赋予了黄礼孩乡土生活经验,那么广州带给他的则是都市生活经验和世界眼光。徐闻和广州,在黄礼孩这里,可能不是加法的关系而是乘法的关系。两者互相映照,互相放大,不是放大一倍两倍,而是放大八倍九倍。这是当代中国文学、文化中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乡土的国际化或者国际的乡土化。在这一现象中,中国本土城市乃至大都市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值得认真讨论。具体到黄礼孩身上,广州究竟有什么地方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不同于同样是大都市的上海、北京,作为一个文学问题,一定有其特殊的意义。黄礼孩是在广州进行他精神性的书写的。而广州这座城市,曾经直通南洋或者美国、欧洲;从1950年代开始――用一个比喻性的说法――由于西方的海上封锁与国门的关闭,它与北京、上海的关系变成了上下级关系,也就是说,直到1980年代中国的国门再次打开,它通向世界的道路是要途经上海、北京的,尤其要途经北京。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广州可以跟北京――依然是比喻性的说法――没什么关系。黄礼孩从徐闻走到广州,下一步可以从这里直飞巴黎、伦敦、东京、纽约,而且都是直飞。坐飞机的时候我喜欢翻阅航空杂志里标画着一束束、一坨坨飞行线路的世界地图,广州向世界各地散射出航空弧线的礼花。所以广州与世界的关系不是间接关系而是直接关系。我想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写作的诗人,包括黄礼孩,一定有对于世界的直接想象。所以在黄礼孩的诗作里,我看到一些国际题材的作品。国际题材的写作和他对于家乡,对于徐闻,对于雷州半岛的记忆或者关怀,是混合在一起的。这很有意思。这就是说徐闻或者雷州半岛紧连着曼谷、托斯卡纳、挪威森林、阿尔卑斯山、哥特兰岛――只不过由于徐闻基督教的暗中作用,罗马也许看起来有点像大马士革。”西川的这段话,不但把我家乡雷州半岛之于我的意义说出来,广州作为我生活 、工作、书写的背景更是有着独特的视角。广州之于我也许就是生命里的能量场。

陈培浩:我不知道在你时刻创造奇迹的人生中,这个奖未来会魔术般地变成新的什么,目前有什么新的妙悟和想法吗?

黄礼孩:一个诗歌奖应该有两面,第一面是可以预测得到、可控的,另一面应有更多的文化想象空间,有一些意外的惊喜。不过,这样一个在外国诗人看来“很特别”的奖,它也有自己的危机,有自己的局限性。我承认这个诗歌奖有着你刚才说的很明显的个人迹象,我个人可能成就这个奖,但也会成为这个奖发展的障碍。个人的生命力总是有周期的,当你年富力强,你还可以办这个奖,但你年老体衰你就无能为力了,所以未雨绸缪是重要的。“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没有依托任何背景,能够创办到今天的样子,应该说是值得欣慰的,但世间的事物不一定按照你喜欢的样子去发展,诗歌奖也是这样。老实说,现在每一届的颁奖还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经费还是一个最大的难题,所以建立“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基金会是当务之急。这些年,我遇见不少外国诗人,他们都问这个诗歌奖是如何运作的,是否有基金会作为平台,可见基金会作为一个组织架构对于维持一个诗歌奖的重要性。2014年,大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先生来广州领取“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时,在颁奖典礼上,他动情地呼吁更多的人来帮助这个奖,为这个诗歌奖建起一个基金会。2015年的获奖美国诗人丽塔·达夫也期待“诗歌与人”有一个常规的资金来源,如此才能引发方向上的转变,才能持久坚持下去。20177月,我在慕尼黑拜访德国被誉为“德国的鲁迅”的诗人恩岑斯贝格先生,他也鼓励我尽早建立诗歌奖的基金会,所以说给“诗歌与人·诗歌奖”建立基金会是一项必须做的事情,但这也是最艰难的事情,也许因为艰难,在艰难中建立一个以后长期有效运作的诗歌奖基金就变得更有意义。若没有情愫就没有新的想象力。我相信,一个新的平台,总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想象空间。诗歌是一个抽象的精神,我却在具体的诗歌奖事务中来呈现,所以艺术的手段必不可少,必须把对文学世界和艺术世界的想象纳入颁奖自身。总的来说,你做的事情必须有激情、有意念、有渴望、有趣,包括对外部世界的全新觉知,你才能够获得奇思妙想。一个重要的诗歌奖应该前所未有地开创它的境地,从而去遇上了不起的诗人,就像诗人等待着他的作品的诞生。我希望更多伟大的诗人来塑造这个诗歌奖,持续与这个奖发生共鸣。诗歌天生是开放的,诗人与诗歌奖之间就像一个文本回应着另一个文本,像一个空间回应另一个空间,也像一道光回应另一道光,我想,这是最美的奇思妙想吧。

(转自《广州文艺》2018第二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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