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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20大之后的“拨乱反正”:处分发表“反党言论”的党员和处理格鲁吉亚骚乱事件

原标题:苏共20大之后的“拨乱反正”:处分发表“反党言论”的党员和处理格鲁吉亚骚乱事件

1956年3月起,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开始向全体苏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无党派人士进行传达。各地党委在事后提交的通报中,除了千篇一律地报告党组织会议对赫鲁晓夫报告的赞同和支持外,也如实汇报了传达过程中所出现的反对、批评、质疑和困惑等各种问题。苏共中央一方面采取组织措施将发表反党言论的党员开除出党以示惩罚和以儆效尤;另一方面,通过决定、决议和信函的方式批评和教育认识上模糊的党员,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和理解苏共20大决议,同时要求各地党组织坚决回击反党反苏攻击。苏共中央的上述文件在制止“反党言论”的同时,也划定了讨论赫鲁晓夫报告和斯大林问题时不能逾越的底线。

作者张盛发,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载《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6期,原题:《苏共中央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所出现问题的应对和处理——写在苏共20大召开60周年之际》(上)。由于微信版式原因,未添加注释,如有需要者,请联系本公号。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传达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20大所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的决议” ,赫鲁晓夫的上述报告从当月起开始向全体苏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无党派人士进行传达。赫鲁晓夫报告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否定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谴责斯大林的镇压罪行,在传达过程中引起苏共党员的强烈反应和反响。各地党委在事后提交的通报中,除了千篇一律地报告党组织会议对赫鲁晓夫报告的赞同和支持外,也如实汇报了传达过程中所出现的反对、批评、质疑和困惑等各种问题:

其一,部分党员对报告表示反对。譬如:苏共达吉斯坦州委的通报(1956年3月27日)报告:“个别一些党员不十分理解赫鲁晓夫同志在代表大会闭幕时所作报告的实质。多库兹帕里斯基区列宁集体农庄主席阿加巴拉夫同志(以前曾经担任国家安全部侦察部主任)在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言时说:‘……我认为,指责斯大林专制、任性和残忍以及指责他允许酷刑和在战争初期惊慌失措并且没有领导过军事战役都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斯大林曾经被流放,他是一个撰写过一系列著作的党的理论家,他粉碎了反列宁集团,所以,玷污他将完全是不正确的和不能允许的。’”

其二,部分党员对苏共中央领导人提出批评。譬如,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会议(3月23日)上,Б·М·凯德罗夫教授和哲学系副主任И.С.沙里科夫指责党的领导在同个人崇拜斗争中的不彻底、缺乏自我批评和对问题保持缄默,要求他们分担“斯大林—贝利亚政权”的罪行。

(贝利亚与斯大林)

其三,部分党员质疑苏联社会现实和现行制度。譬如,在苏联科学院热力工程实验室党组织会议(3月23日和26日)上,年轻的科研人员Ю·奥尔洛夫认为: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但不是民主的,我们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那是不对的,为何不同奴隶制比较。需要的不是去同资本主义比较,而是谈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缺陷。我们的情况是,所有制是人民的,而权力则属于一小撮骗子。我们党内充满了奴隶习气。……最高苏维埃会议给人产生了微不足道的印象。可笑的是,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没有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

其四,部分党员对一些事情表示困惑。譬如,在列宁格勒地区举行的讨论苏共20大结果的党员积极分子会议(1956年3月12—15日)上与会者问道:“ 自1937至1952年,全体人民都是生活在军事独裁者斯大林的压制下,每个人在内心都感觉到了这一点并且都感到愤慨。那么为何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等人没有组织拯救人民,没有把一个恶魔从王座上赶下来?”

此外,赫鲁晓夫报告在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还引发了反对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示威和骚乱。3月5日,在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之际,一批大学生和工人聚集在第比利斯的街道和广场上,他们提出了“不许批评斯大林”的口号。3月8日,约8000—10000人包围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大楼,要求在城市里悬挂斯大林的旗帜和画像,并在报上刊登了有关斯大林的生平材料。3月9日,在市中心举行的8万人集会上,发言者要求重新审议苏共20大决议,有人要求为贝利亚平反并且撤换赫鲁晓夫,还呼吁格鲁吉亚退出苏联。示威者试图通过电台宣读集会所通过的宣言,结果导致同电信大楼警卫发生冲突。根据格鲁吉亚内务部资料,在冲突中15人被打死,54人受伤,其中7人在医院死亡,200人被逮捕。另据其他资料,375人因参与抗议而被拘留(其中苏共党员34人,共青团员165人),其中39人被审判。

对于上述不同的意见和批评的言论,苏共中央认为有的是一些政治上不够成熟的党员不理解党的20大路线和决议,有的则是怀有恶意的党员利用讨论的机会发表反党言论。至于在格鲁吉亚发生的示威和骚乱,苏共中央认为它反映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足。对于上述情况,一方面,苏共中央采取组织措施将发表反党言论的党员开除出党以示惩罚和以儆效尤,同时通过专门决定批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的错误并要求它从中吸取教训和采取纠正措施;另一方面,苏共中央通过决定、决议和信函的方式批评和教育认识上模糊的党员,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和理解苏共20大决议,同时要求各地党组织坚决回击反党反苏攻击。

根据苏联解体以来所公布的有关档案文献资料,本文将详细介绍和简要解读苏共中央对在传达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所出现问题的应对和处理。

一、处分发表“反党言论”的苏共党员和处理格鲁吉亚骚乱事件

在传达和讨论赫鲁晓夫报告中,许多苏共党员发表过大胆的冒犯当局的言论,但是当惩罚的厄运降临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是苏联科学院那些发表“反党言论”的党员知识分子。

1956年4月5日,苏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苏联科学院热力工程实验室党组织会议对苏共20大结果敌视性攻击的决定》。《决定》先是赞扬各地党组织讨论苏共20大决议的积极效果:

“苏共中央指出,在党的积极分子、基层党组织和劳动者会议上对(第二十次 )代表大会结果的讨论是在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积极性高涨的气氛中进行的,它证明了党和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团结、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在苏共中央周围的紧密团结。苏共20大决议作为我们国家共产主义建设的战斗纲领受到苏联人民的一致赞同。”

《决定》接着便揭露反党言论和揪出反党分子:

“同时,苏共中央注意到,出现了个别一些反党分子的言论,他们试图利用在党组织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达到其敌对的目标。譬如,在苏联科学院热力工程实验室党组织会议上讨论苏共20大结果和党组织任务时,出现了一些共产党员的反党言论。

初级研究员Р·Г·阿瓦洛夫、Ю·Ф·奥尔洛夫、В·Е·涅斯捷罗夫和技术员Г·И·谢德林发表了修正党的总路线的诽谤性的和恶意挑衅的讲话,他们污蔑苏联制度的民主性质,赞扬资本主义国家的虚假自由,建议在我们国家宣传敌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他们试图把会议从讨论苏共20大结果和谴责个人崇拜转向诋毁党、党的机构和苏维埃机构,诽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

《决定》不满党组织和大多数党员面对反党言论时的软弱无力:

“一些共产党员对这种敌视性攻击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可是,对于上述反党言论,热力工程实验室党组织会议大多数参会者表现出政治警惕性迟钝和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不能容忍的自由主义。党的会议表明,在热力工程实验室党组织内,由于不能令人满意的选拔干部、对共产党员思想教育工作做得不好和政治部方面缺乏可靠的领导,出现了不健康的腐烂局面(特别是在学术部门的共产党员中间)。党组织三分之一以上的共产党员投票同意,不对阿瓦洛夫、奥尔洛夫、涅斯捷罗夫和谢德林的挑衅性言论作出任何评价。热力实验室党组织在思想方面是软弱的,无力反击阿瓦洛夫、奥尔洛夫、涅斯捷罗夫和谢德林敌视性的反党攻击。”

《决定》强调,

“苏共中央不能允许此类旨在修正党的总路线和诋毁党和苏联政府的敌视性言论不受处罚。”

所以,《决定》罕见地就一个基层党组织事务采取了具体措施:

“苏共中央决定:1,批准苏联中型机器制造部政治管理局的决定:因为在苏联热力实验室党的会议上发表敌视性的反党和反苏言论将阿瓦洛夫、奥尔洛夫、涅斯捷罗夫和谢德林开除出党

2,中央认为,苏联科学院热力工程实验室党组织在思想上是不健康的和没有战斗力的因此责成莫斯科市列宁区委同中型机器制造部政治管理局共同重新登记苏联科学院热力实验室苏共党员和候补党员,注意把那些能够贯彻党的总路线和为执行苏共20大决议而斗争的人留在党的队伍里。

3,重新组建的苏联科学院热力工程实验室党组织隶属于苏共莫斯科市列宁区委。

4,解除苏联科学院热力工程实验室政治处主任И·С·什梅廖夫的工作,因为其不胜任自己的职责。

5,中央指出,苏联中型机器制造部政治管理局(梅津采夫同志)没有对党组织的工作进行应有的监督,没有发现热力工程实验室领导和政治处在选拔和教育干部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责成苏联中型机器制造部(扎韦尼亚吉和梅津采夫同志)采取措施以在领导干部、学术干部和工程技术干部方面加强苏联科学院热力工程实验室。”

《决定》最后向全党发出号召:

“苏共中央认为,顺利执行苏共20大决议和第六个五年计划要求进一步全面加强党的队伍和人民的团结、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和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同任何偏离党的总路线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倾向进行毫不放松和豪不留情的斗争。

苏共中央责成各州委、边疆区委、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区委、市委和基层党组织全力开展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反党和反苏攻击、对诋毁党的总路线的试图进行坚决的反击,对任何敌视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现象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决定》对发表 “反党言论”的普通党员和对此抵制不力的党员干部的处理,以及关于不允许诋毁党和苏联政府的敌视性言论不受处罚的规定,实际上是划定了党内讨论苏共20大决议时不能逾越的底线:不许质疑党的路线,不许批评现行制度,否则就是反党反苏!

斯大林1879年12月21日出生于格鲁吉亚

处理格鲁吉亚事件也是当务之急。如果说苏共中央的上述决定只是对一小批党员的处分,那么7月10日通过的《苏共中央关于格鲁吉亚共产党工作中错误和不足的决定》则是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全体的批评和训斥。

《决定》指出:

“在听取并讨论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局关于从今年3月5日—9日在第比利斯和共和国其他城市民族主义者和敌对分子制造动乱和暴行的报告后,苏共中央指出,上述事件暴露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工作中的不足和错误。”

《决定》列举了格鲁吉亚党中央的一系列错误: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没有考虑到共和国局势的特殊性,没有及时地就苏共20大决议和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开展广泛的讲解工作,没有对下列情况给予应有的重视:不可救药的敌人、外国情报机构间谍贝利亚曾经长期在格鲁吉亚担任共和国领导,一些从事破坏工作的猖狂的民族主义者占据了党和国家工作的一些重要的部门。”

《决定》把已被开除出党和枪决的格鲁吉亚人贝利亚作为批判的对象:

“众所周知,卑鄙的敌人贝利亚给苏联人民包括格鲁吉亚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他及其走狗们竭力在格鲁吉亚居民中制造民族特殊性的情绪,使其封闭在狭隘的民族范围内。民族主义者从贝利亚那里得到了各种支持,贝利亚掩护他们并且使他们活跃起来。共和国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利用贝利亚的庇护多年来一直不受监督和批评,不接受党的正确教育。

由于贝利亚及其同伙的犯罪行为,在格鲁吉亚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原则遭到破坏,各民族之间产生了敌意。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人为地在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亚美尼亚人和奥塞梯人中间制造纠纷,蓄意推行消灭当地阿布哈兹、亚美尼亚和奥塞梯居民的民族文化,对他们进行强制性同化。

贝利亚实际上奉行反集体农庄的政策,为了破坏集体农庄社会经济的发展,他千方百计地鼓励私有制倾向。由于他的行为格鲁吉亚一些地区享有特权地位,同时另一些地区尤其是山区和边境地区则陷入经济困境。巨大的民间资源被用于建筑上的过分装饰和没有什么用处的设施,同时却不重视满足劳动者最紧迫的文化和日常生活的需要。

人民的敌人贝利亚在获得斯大林特别信任后,恶毒地杀害了共和国最优秀的党和苏维埃干部以及格鲁吉亚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决定》以先褒后贬的方式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粉碎了贝利亚匪帮后,格鲁吉亚共产党做了一定的工作以消除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的错误和不足,在发展共和国农业、工业和文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尚未从贝利亚案件中得出所有必要的实际结论,没有使党组织坚决消除贝利亚的后果,它们至今仍然反映在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民族政策、任人唯亲和互相包庇方面的个别一些事实方面。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低估这种情况:斯大林个人崇拜在格鲁吉亚居民意识中根深蒂固,达到了特别严重的程度,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同时人民、共产党和列宁的作用被贬低。共和国的许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不知道个人崇拜给苏联人民特别是格鲁吉亚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害和严重后果,因此,他们中的部分人至今仍被斯大林个人崇拜所迷惑,不赞同苏共20大关于个人崇拜的决议,而党和共青团组织没有开展应有的说服工作,容忍个别反党现象,没有谴责那些反对由代表大会和全党批准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决议的人。”

接着《决定》又把斯大林作为格鲁吉亚问题和错误的总根子:

“苏共中央没有贬低作为一个理论家、大组织者和革命者的斯大林以及他在准备和实施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的作用、他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斗争中的作用,它也不能向党隐瞒斯大林在领导党和国家中所犯的那些严重错误和扭曲党内民主、党内生活准则和革命法制的行为,包括对格鲁吉亚共产党和格鲁吉亚人民的行为。譬如,经斯大林同意,数千名无辜的格鲁吉亚苏联人成为专横和违法的受害者,许多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等家庭没有任何理由地被从共和国驱逐出去。现在已经确定,格鲁吉亚共产党参加联共(布)17大的70%的代表后来遭到逮捕和枪决。斯大林知道贝利亚针对谢尔戈·奥尔忠启尼则的阴谋,没有及时地予以制止。根据斯大林的倡议,制造了反格鲁吉亚的所谓“明格列尔案件”,因为这个案件共和国许多重要的党和苏维埃工作者被逮捕。这个伪造的案件是对格鲁吉亚共产党和格鲁吉亚人民的诽谤。斯大林对格鲁吉亚经济发展的许多指示是不正确的,特别是过度扩大谷类作物的播种面积,损害了技术性作物和亚热带作物的发展,大规模种植桉树的批示是不正确的,在这方面白白地消耗了多达4亿的国家和集体农庄的资金。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应当知道这些和其他许多斯大林不正确行为的事实。”

在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基础上,《决定》对1956年3月格鲁吉亚事件作出了“动乱和暴行”的结论:

“苏共中央认为,1956年3月格鲁吉亚发生的动乱和暴行不是偶然的。它们是过去严重扭曲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路线的结果,是对居民思想政治教育极度涣散的结果,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对共和国经济和政治生活领导能力低下的结果。所有这些就为各种不健康现象的产生创造了有利的土壤。

民族主义者和敌对势力利用个别党的机关、苏维埃机关和共青团机关领导人的疏忽和自满,借着斯大林去世三周年之际发表反对苏共20大关于个人崇拜决议的民族主义言论和发动直接的反苏攻击,唆使部分格鲁吉亚居民在第比利斯和共和国其他城市制造了反社会的行动和暴行。”

随后《决定》对格鲁吉亚共产党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以及第比利斯、哥里、库塔伊西和苏呼米市委在事件发生的日子里表现得惊慌失措,未能迅速动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工人反击胡作非为的挑衅者和破坏分子,没有能够及时地制止民族主义分子的反苏攻击和挑衅行为。许多共产党员政治上不成熟,表现得不象布尔什维克,他们采取了消极的旁观者立场,而一些人甚至卷入了动乱。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机关未能确保第比利斯和其他城市的社会秩序,对动乱和暴行的真正组织者和罪魁祸首的调查进行得缓慢。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工作中的严重缺陷是,它没有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很少深入地去了解创作组织、学术机构、高校和中小学的活动,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工作者做得很差。在科研人员著作以及在作家、诗人、艺术家作品中屡有反映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常常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击。迄今为止,在已经出版的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里,夹杂着与马列主义相悖的观点,它们从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阐述格鲁吉亚的过去,忽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美化格鲁吉亚国王和亲王的活动,歪曲格鲁吉亚人民和俄罗斯人民友谊的历史根源,贬低格鲁吉亚合并于俄国的进步意义。共和国劳动者的当代生活和成就没有在学术著作和文学艺术中得到应有的反映。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没有令人满意地去实施党对共青团的领导,对青年的思想教育放任自流,实际上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共和国共青团机关同青年的联系是薄弱的,没有很好地在青年中培养社会义务感和对劳动的热爱。在青年中存在着许多流氓行为和任意放纵的现象,对待劳动的傲慢和轻视态度,不问政治和不健康的情绪。仅仅是教育工作的涣散就能说明,为何相当多的共青团员积极参加了反社会行为。”

《决定》认为格鲁吉亚事件并非必然会发生:

“苏共中央指出,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没有从已经发生的事件中得出足够的结论;一些领导者低估了事件的政治性质,抹去事件的民族主义色彩。如果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在消除过去所犯的错误和歪曲方面开展得力的工作,深刻地和耐心地向居民解释个人崇拜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以及斯大林个人崇拜给共产党包括格鲁吉亚共产党带来的巨大损害,上述事件本来是可以防止的。”

同时,《决定》赞扬格鲁吉亚工人和农民的表现:

“苏共中央满意地指出,格鲁吉亚工业企业的工人和集体农庄的农民在这些日子里表现出高度的觉悟;他们坚决谴责反社会的行为,没有屈服于挑衅。机车修车厂的工人们把潜入的挑衅者赶出了厂区。”

在批评之后《决定》对格鲁吉亚共产党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任务,其中主要有:

“1,责成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从事件中得出和吸取政治和组织结论和教训,消除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足,提高领导共和国党的生活、经济生活和思想生活的水平。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州委、市委、区委和所有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向共和国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深刻地讲解苏共20大决议、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个人崇拜的有害后果,动员共和国全体劳动者去胜利地执行党的20大所提出的宏伟任务。必须注意到,不清除斯大林在革命法制领域所犯的重大错误和破坏行为,不纠正他对党内生活准则和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以及领导农业方面的严重疏漏,不克服个人崇拜的后果,党就不能迈步向前,就不能顺利地领导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

共和国党组织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以消除贝利亚分子造成的后果,加强同任何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现象及其具体代表者的斗争,要从意识形态机构中清除那些习性难改的民主主义分子,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改善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间,要按照马列主义、国际主义和各国人民的兄弟友谊的精神,按照诚实对待劳动和履行自己对祖国义务的精神教育劳动者。……

2,建议格鲁吉亚党的机关全面恢复党的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原则,完全纠正过去在对待居住在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奥塞梯等民族问题上所犯下的错误。改变只把一个民族的人推选到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岗位上的不正确做法,特别是在那些居住着大量的非格鲁吉亚居民的地区;改善对劳动者的思想教育,更加紧密地团结共和国的所有民族。

3,责成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组织组织讨论和批评这样的教科书以及历史、哲学和经济方面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它们从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阐述格鲁吉亚的过去,塞进了与列宁主义相悖的民族主义思想。改善对共和国创作组织的领导,使作家和艺术工作者致力于创作这样的作品:它们反映格鲁吉亚劳动者和苏联其他各族人民为建立和加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在共产主义建设领域中取得的成就、我们多民族国家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要把科研人员的关注引导到研究那些问题:它们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共和国的生产力并且可以把科技成就应用于生产。在学者和文艺工作者中间开展原则性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4,建议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研究山区和边境地区的情况,制定保障提高这些地区经济、居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的具体措施。”

《决定》最后表示:

“苏共中央坚信,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州委、市委和区委以及全体共产党员是忠于马列主义伟大事业的,他们能够从事件中得出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结论和教训,改正在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能够动员共和国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农民和知识分子去无条件地执行苏共20大所提出的任务。”

从上述冗长的引文中可以看出,《决定》对格鲁吉亚事件原因的分析和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未来具体任务的提出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对斯大林问题的阐述,显然不仅仅适用于格鲁吉亚本身,对于处理全苏范围内的类似情况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上半部分完。欢迎来稿讨论,联系邮箱:dunjiao2016@163.com。点击屏幕左下角“阅读原文”,阅读更多钝角网www.dunjiaodu.com精彩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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