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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

原标题:【原创】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

摘要:从移民的自我选择和技能转换理论角度,比较了不同户籍性质与流动状态的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探讨外来劳动力是否可能实现与本地劳动力在经济地位方面的融合。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多属于正向自我选择式移民;外来非农户籍的劳动力在流入地劳动力市场不存在融合的障碍,其无论在收入还是人力资本回报率方面都高于当地城镇劳动力;外来农民工虽然在流动的初期处于收入劣势,但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其中的高技能者的收入将追上本地劳动力,并实现经济地位方面的融合,但低技能者的收入劣势无法改变。因此外来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融合是一种有区隔的融合。

关键词:外来劳动力 自我选择 技能转换率 收入差异

作者:谢桂华,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100872)。

JEL code:J61)

在中国城市化率快速提高的背景下,外来劳动力是否可能实现与本地劳动力在经济地位方面的融合?二者是否存在收入差异?这种差异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其原因是户籍制度抑或还有其他因素?这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本文首先考察户籍制度与流动状况对收入的影响作用,然后从流动人口的自我选择性(self-selection)与人力资本转换理论(skill-transferability)出发,比较不同群体的人力资本的回报状况,以及流动时长(duration)与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收入增长曲线),以探讨不同劳动力群体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融合性。

我们将居住地与户籍地属同一个县/市/区的人口定义为本地人口,户籍在外县/市/区的为流动人口,也即流动是指跨县流动。根据户籍性质和流动状况,研究对象被分为四组:一是本地农民工,指从事非农职业的本地农业户籍人口。二是本地工人,指本地非农户籍劳动力。三为外来农民工,指跨县流动的农业户籍劳动力。四是外来工人,指跨县流动的非农户籍劳动力。前两组为本地劳动力,后两组为外来劳动力(流动劳动力)。

一、户籍制度与人力资本

以户籍性质和流动状况划分的四个群体(本地农民工、本地工人、外来农民工和外来工人)很可能具有不同的人口学特征。在教育程度方面,外来农民工最低,本地工人其次,外来工人最高;在收入方面,外来农民工的平均收入最低,本地工人其次,而外来工人的平均收入是最高的(段成荣、孙磊 2011;原新、韩靓 2009;李骏、顾燕峰 2011;章元、王昊 2011)。

以往研究基本证明了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部门、行业和职业分布与工人的户籍身份高度相关。有学者发现,农民工无论是在岗位获得上还是在岗位内部的收入分配上都处于劣势,并且户籍歧视是造成劣势的主要原因。也有研究者发现,虽然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工人进入各部门的概率不等,但在岗位内部则是同工同酬(田丰 2010)。另外,不同群体的劳动力之间的部门分布差异并不完全是由户籍身份歧视造成的。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外来农民工在人力资本上的相对劣势使得其难以进入国有部门(王甫勤 2010);另一方面,部门分布差异根源于劳动者的理性选择。由于公有部门的工资收入不利于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因此教育程度较低的外来农民工主动选择进入具有相对工资优势的非公有部门。在这种情况下,造成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再是基于户籍身份的制度性因素,而是两个群体在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比如年龄、性别和人力资本等(Démurger et al. 2009)。

移民的自我选择性(self-selection)和人力资本转换理论认为,无论劳动力市场中是否存在着对移民的歧视,迁移之初,移民在收入上相较于非移民总是处于劣势,迁移之初,移民与非移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取决于输出地和输入地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技能转化率(skill-transferability rate)。由于输入地和输出地在教学质量、科技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规则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使得移民在迁移之前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在迁移之后只能被部分接受。迁移之后的最初几年,移民通过各种方式了解输入地劳动力市场,学习新工作所需技能。新移民的职业转换率平均来说高于非移民,而职业转换的过程也是了解输入地劳动力市场、积累工作经验、找到与自己的人力资本更加匹配的职位的过程。经过一段时期的学习与适应,移民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及收入等于或超过非移民。

对国内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发现,外来农民工多是出于经济利益而选择流动,相对于农村留守人口,他们更加年轻,教育程度也更高(张永丽、黄祖辉 2008)。此外,在进入城市之后的最初几年,外来农民工的职业转换率高于本地工人,且转换率对外来农民工收入的提升作用大于本地工人(Knight & Yueh 2004)。因此,从移民的自我选择和技能转换理论出发,我们预计,

假设1:随着外来劳动力在输入地积累的人力资本的增加,他们与本地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将缩小。

与本地工人相比,外来工人在进入一个新的劳动力市场时,需要时间学习和适应,因此在流动初期其技能水平并不能完全转换,其人力资本回报率低于本地工人。但与两个农民工群体相比,外来工人更加熟悉城镇劳动力市场。此外,农民工的教育多是在乡村完成,而非农户籍的劳动力(本地和外来工人)的教育多是在城镇完成,教育的城乡差异也可能导致技能转换率方面的差异,因此外来工人的技能转换率应该高于两个农民工群体。

本地和外来农民工都经历了职业的非农转化。本地农民工可能比外来农民工更熟悉当地劳动力市场,也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有可能谋得收入更高的工作。如果用迁移前的教育水平指代迁移前的技能水平,我们提出:

假设2:在流动初期,外来工人的教育回报率低于本地工人,但高于本地农民工,本地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高于外来农民工。

从教育程度与技能转换率的关系方面看,教育程度越低,从事的职业的技能要求也越低,从业人员在教育质量方面即使存在着差异,也难以体现出来(比如从事纯体力劳动),也就是说教育的技能转换率比较高。而教育程度越高,从事的职业的技能要求也越高,从业人员也需要更长的时间学习相关技能,或者获取相关技术认证。由此看来,教育程度低的外来劳动力需要时间熟悉当地劳动力市场,而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不仅需要时间熟悉当地劳动力市场,还需要时间学习特定工作技能,积累工作经验,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3:在流动之初,教育程度越低,本地工人与其他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越小;教育程度越高,本地工人与其他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越大。

迁移后收入增长的速度也取决于迁移后的人力资本转换率,转换率越高则收入增长的速度越慢。并且,移民在迁移之前的技能水平也会影响到他们迁移之后的收入增长速度,之前的技能会帮助他们更快地学习与适应新工作的要求,收入的增速也就越快(Chiswick 1978;Duleep & Regets 1999),因此:

假设4:流动之前的人力资本越低,流动后收入增长的速度越慢;流动之前的人力资本越高,则流动后的收入增长的速度越快。

二、数据与方法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研究对象为18~59岁、居住于城镇、上个星期从事了一小时以上的劳动、并报告了上个月劳动收入的非农职业人口。最终获取的45万有效样本来自于31个省市自治区的345个地区和地级市。

因变量为收入的自然对数。收入定义为2005年10月份的劳动收入(问卷中的R25),包括现金和实物折合金额收入。资料搜集中设置了收入上限,排除了收入超过上限的样本。

自变量为人力资本,包括两部分: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工作经验分为总的工作经验和流动后积累的工作经验。我们用间接的方法测量总工作经验,即用年龄减去6,再减去从教育程度转换而来的受教育年限,并从14岁算起。流动之后积累的工作经验用流动人口离开户籍地的时间长短来测量(“流动时长”),也从14岁算起。因为问卷中离开户籍地的时间是定序变量,分为“半年以下”,“半年至1年”、“1年至2年”……“5年至6年”以及“6年以上”等,为了简便,我们取组中值,将其建构为一个连续变量,并用6年作为上限(离开户籍地“6年以上”的人较少),这样可能导致高估其效应,但不影响统计估计的方向性(正或负),算是一个折衷方案。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城镇状况、周工作时间(小时)、工作部门、行业和职业等变量。城镇分类(“镇”和“城区”)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部门为一系列的虚拟变量,分为国有企事业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企业主或自营劳动者,私营或其他类型企业雇员四类。我们对行业进行了简化处理,将其归并为五类: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与建筑业,服务业1(交通运输、邮政、金融和房地产业等),服务业2(批发、零售和商业服务业等)以及教育、科研与公共管理。职业共分为五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部门、行业和职业都是控制变量,数据分析中未构建它们与户籍性质—流动状况的交互项。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从收入增长曲线探讨移民融合的研究并未纳入有关职业的信息,因为移民的融合过程包括了频繁的职业流动(Chiswick 1978;Borjas et al. 1992)。但由于国内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各组劳动力具有鲜明的部门、行业与职业分布特征,这些特征可能对他们的收入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因此我们在此控制了此类信息。

由于没有一个可供直接使用的CPI地区差指数,我们选择使用固定效应(fixed-effect)线性回归模型,以控制地区间工资水平差异以及其他的地区性差异。之所以控制地区而不是省的固定效应,是因为各省之内不同地区之间在工资水平和其他方面变异也很大。本文的基本模型为:

1%。不过,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增长速度与流动时长呈倒U形关系,在经过最初几年的加速增长之后,增长的势头逐渐放缓。此外,外来工人的工资增长曲线比外来农民工的增长曲线更加陡峭,表明增长的速度更快,达到顶峰所需的时间更短。

当引入教育与户籍—流动状态的交互效应之后(模型3),可以看到,不同劳动力群体在各教育阶段上的回报率并不一致。教育回报的效应被分解为主效应和交互效应两部分。在主效应以外,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外来劳动力或者非农户籍劳动力还会获得额外的教育回报。不过由于从这两方面得到的教育回报已足够大,流动状态(外来劳动力)和户籍性质(非农户籍)的交互作用不再能继续提升教育的回报率。但综合起来看,外来工人在各个教育阶段的回报率都高于其他三个群体。

再进一步引入教育程度与两组外来劳动力的流动时长的交互项之后(模型4)发现,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增长曲线与他们的户籍性质、教育程度以及流动时长密切相关。无论是外来农民工还是外来工人,教育程度越高,在输入地积累的工作经验越多,在一定时期内工资增长的速度就越快。

模型2、3和4中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各模型之间基本保持稳定,因此我们主要针对模型4的一些估计结果进行详细解释。

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被分解为三个部分:一是四个群体都相同的主效应,二是与户籍性质—流动状态之间形成的多个交互效应,三是与流动时长之间形成的交互效应。为了更清楚地反映教育程度、户籍性质和流动状态各自的主效应和彼此形成的交互效应对收入的影响,我们把模型4中有关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合并,得到其边际效应(见表6),并给出了回归系数的指数转换(eβ)。

表6:各组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

时,收入比同等教育程度的本地工人低大约11%(=exp(0.325-0.215),4年之后二者的收入差距几乎消失。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外来农民工在新入城镇劳动力市场时,他们的收入比同等教育的本地工人低大约17%,但两年之后,二者的收入基本持平。因此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助于在新的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本积累,收入增长的速度越快。

外来工人在流动的最初几年收入的增速也与教育程度相关。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者,其工资增长的速度与本地劳动力相同。而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上者,教育程度越高,收入的增速越高,并且增速超过了本地劳动力,这将进一步拉大他们与其他三个劳动力群体在收入上的差距。

概言之,外来工人在流动之前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得到了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充分承认。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者的教育回报率与本地工人相等,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者的人力资本的回报率甚至超过了本地工人,这与假设2所推测的、流动多少会令外来劳动力的技能无法完全转换的结果不相吻合,也与假设3相悖,因为教育程度越高,其技能转换率也越高。由此看来,对于外来工人来说,流动并不妨碍其人力资本的发挥,甚至会促进高技能者人力资本更好地发挥。此外,外来工人还能进一步从流动中获利:与假设1和4所推测一致的是,在流动的最初几年,外来工人在流入地新获取的工作经验将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教育回报率,或者说教育将促进他们在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其收入增长速度,强化他们对本地工人的收入优势。

但人力资本在农村到城镇劳动力市场之间并未得到完全的转换。初入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外来农民工在教育各阶段上的回报率都低于本地工人,教育程度越高,回报率之间的差异越大,表明人力资本的转换率越低,但同时其在迁入地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增长率也越高——反映在只接受过初中或以下教育的外来农民工的收入增速不受他们的流动时长的影响,而接受过中等(高中)或以上教育的外来农民工,人力资本越高,流动后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对收入的提升作用也越大。假设1、2、3、4对外来农民工群体是适用的。

本地农民工虽毋须跨地域流动,但他们和外来农民工一样,经历了职业的非农转化。他们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在初中及以下阶段高于外来农民工,但在高中及以上阶段与外来农民工相似。由此看来,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的了解与熟悉仿佛只是对他们中教育程度较低者有一定的作用,使得他们的收入回报高于外来农民工。不过由于无法获得并控制其非农转换的时长,即他们在非农职业中积累的工作经验,因此无法进一步对他们的人力资本的效用进行分解。但可以看到的是,他们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待遇更加类似于外来农民工,而非本地工人。

五、总结

本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回报率根据户籍性质、流动状态和流动时长的不同而不同。大体上看,外来工人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最高,之后是本地工人和本地农民工。

不同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之间流动时拥有不同的技能转换率。外来农民工的流动与职业的非农转换使得他们在流动前所积累的人力资本无法得到完全的转换。本地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境遇与外来农民工相似,但低技能劳动力(初中以下教育)的技能转换率高于外来农民工。

另外,外来劳动力,无论是外来工人还是外来农民工,在输入地劳动力市场所积累的工作经验会促进他们的收入增速,使得他们在最初几年的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本地工人,并且教育程度越高,工资的增速也越高。对于接受过高中或以上教育的外来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收入劣势并不会永远持续,随着他们逐渐积累起与城镇劳动力市场相适应的人力资本,其与本地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将逐渐缩小甚至消失。

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四个劳动力群体的表现揭示了外来工人、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群体的自我选择性。无论是外来工人还是外来农民工都表现出正向自我选择的倾向。虽然外来工人在流动初期的收入已经等于或高于同等教育程度的本地工人,但他们中的高技能者的收入增速在流动之后的最初几年依然超过了本地工人,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收入优势。而对于拥有较高技能的外来农民工来说,即使他们在流动的初期处于收入劣势,但经过一段时期之后,他们能够克服户籍制度的障碍,在收入方面追上本地工人。但对于本地农民工来说,虽然他们的非农转换也属于正向的自我选择,但由于毋须离开自己的家乡,其迁移成本远低于外来劳动力,因此正向选择的效应对他们而言不如对另外两个外来劳动力群体显著。

移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反映了他们与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融合问题。总的看来,外来劳动力与城镇本地劳动力的融合是一种分层融合,或者说有区隔的融合。技能较高的外来劳动力可以实现与城镇本地劳动力中技能较高者的融合,而低技能者在迁移之后则处于城镇社会的底层,与城镇当地社会中的低技能者融合。这也说明,在促进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方面,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中的低技能者身上,并且也需要从源头着手,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大力推广中等教育程度的实施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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