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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方圻:我的悲喜和病人交织在一起

原标题:追忆方圻:我的悲喜和病人交织在一起

北京协和医院方圻教授,因病于2018年1月30日9时49分在北京协和医院与世长辞,离开了他所挚爱的医疗卫生与保健事业,离开了他成长于斯并为之奉献一辈子的协和,走完了他光辉伟岸的98载人生历程。

逝去的是生命,渐远的是背影,留给我们的,却是绵延不绝的弥足珍贵的“协和精神”。恰适清明,追忆先生,遥寄哀思。

“病人的情况若有变化,请随时叫我!”

1983年6月13日,北京协和医院原副院长艾钢阳在主持科研成果鉴定会议时,突然面色苍白,双目紧闭倒下去,心脏停止跳动。方圻教授迅速赶到现场投入抢救。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压、强心药物心内注射……50分钟过去了,血压仍为零。方圻教授果断采取心脏电击除颤等一系列积极、稳妥的救治措施。昏迷了60个小时的艾钢阳,奇迹般地苏醒了。

1993年8月,人民日报社一位副总编突发心脏剧痛,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三度房室传导阻滞、阵发性窦性停搏和心功能不全,生命危在旦夕。急救!吸氧、镇痛、消炎、扩张冠脉;应用尿激酶溶栓,安装临时心脏起搏器……四天后,患者恢复了正常心率。刚松一口气,险情又出现了!患者夜间呼吸突然停止,原本平稳的心率霎时消失。方圻教授火速诊断,制定了人工心外按压、气管插管、麻醉机给氧的急救方案,终使这位心跳、呼吸停止十分钟的高龄患者悠悠醒转。目睹的人无不捏一把冷汗,连连感叹:真是创造了奇迹!

在一场又一场“生死争夺战”中,方圻教授显示了他高超的医术。事实上,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方圻教授就以他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蜚声国内外医学界了。许多大夫一提到方圻教授的名字,都会肃然起敬:“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的老师”。

1956年,风华正茂的方圻教授成为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并多次代表中方医生到别的国家执行医疗保健任务。1962年到1965年,方圻教授五下南洋,参加了对苏加诺总统的会诊。1974年,老挝富马亲王突患心肌梗死,万象向北京、华盛顿、莫斯科、巴黎、曼谷、马尼拉等地告急求援,周恩来总理指派他星夜前往。方圻教授参与制订出最有效的抢救方案。

1962年至1965年,受周总理委托,中国医疗队曾先后5次到印尼为苏加诺总统治病。这是1962年医疗组在中国驻印尼使馆合影,后排右五为方圻教授。

名望这么大了,他还给老百姓看病吗?看,不止看,而且同样殚心竭力,绝无马虎敷衍之念。他穿上白大衣出现在熙熙攘攘的门诊部,脑子里只有病人,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寒。

1984年11月25日,因公赴美的方圻教授凌晨回国,回到自己家里时已是凌晨四点钟了。但是天一亮,他就出现在医院的病房里。只要他在北京,简直像钟表一样准确,早上班,晚下班,从不迟到早退。

在门诊室,每进来一位病人,他都和颜悦色地起身迎接,向案旁的小方凳一让:“请坐!”。寒冷天,在用手接触病人之前,他总是先把自己的一双手搓搓热,然后才摸脉、叩诊,使每一位病人都感觉到:大夫的手和心总是热乎乎的。

下班的时间到了,方圻教授的案旁还坐着病人。这一次是一位翻穿着羊皮袄的内蒙古老牧民。老汉说他这病拖得有年头了。过去穷,瞧不起病;现在手头宽了,在草原上又一直瞧不好病。听说北京的大夫本领高,就千里迢迢来了。

老汉絮絮叨叨地说着,方圻教授就一句句地听着,一点也不急。他素来就是这样:不管是工人、农民、干部,还是老人、小孩,无论贫穷富贵,他们在方圻教授心中只有一个代号“患者”,都是需要他关怀和治愈的对象。他们即使说些与疾病没有多大关系的话,他也一样耐心地听,体会病人的苦恼,然后对症下药:肉体上的病与精神上的病一齐治。现在,他给这位老人摸了脉,听了诊,又请老人躺到诊床上细诊。方圻教授安慰老人说,“病是误得久了点,但还不要紧,会慢慢好起来的。”然后开出处方,每个字都写得很端正清楚,小学生都能认得出,开了预约单:“请下星期再来。”老牧民感动了,摇着方圻教授的手久久不放:“您真是好大夫!”

这位老牧民当然不会知道,这双手也为许多举世闻名的风云人物摸过脉、查过病。“医生对病人,不能分贵贱!”这是方圻教授从医几十年的坚定信念之一。

在风雨如晦的“文革”时期,这信念使他吃过不少苦头。给“走资派”看病,就是一条罪状:“你为什么给好人看病,也给坏人看病?嗯?!”面对这样的提问,方圻教授无法回答。他继续看病人,救人于危亡之中……在混乱的情况下,方圻教授默默地苦干着:无论如何都要为病人服务,不能让病人担风险。

一位败血症患者进院了,高烧四十度,病情十分严重。注射青霉素和链霉素无效,必须用一种特殊的抗生素,医院里没有。他打电话、骑自行车,找遍了北京几十家医药公司和药房,终于找到了,挽救了一条命。那一天,他连续工作了十六个小时,太累了,就在灯光昏暗的地下室过道里睡着了。睡了不到三小时,他又被唤醒了:一个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的十三岁女孩,突然心力衰竭,快不行了!方圻教授立即赶到急救病房。又是三天三宿,方圻教授没有离开过这个孩子,终于搭救了这幼小的生命。

多少个深夜和凌晨,多少个酷暑和寒冬,方圻从床上、餐桌上被召唤走,出现在垂危病人的身边,给悲苦中的病人亲友带去了希望和慰藉。他给下级大夫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病人的情况若有变化,请随时叫我!”

“请随时叫我”,一个医生的高度责任感,一个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都凝聚在这普普通通的几个字里。方圻教授说,“我们做医生的要时刻想到:救人于痛苦危亡之中,是医生的天职!我们的职业决定了我们的工作不可能是八小时工作制。如果硬要在八小时内外之间,划上一条不可逾越的线,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更不是一个好医生……”

“我对病人的感情经历了三次变化”

“我对病人的感情经历了三次变化”,方圻教授说。

“小时候,弟弟身患血友病,从一岁起就时常全身出血,我们一家老小爱莫能助,唯一盼的就是医生赶快来。”这种盼望,催生了青年方圻的医学梦。1938年,方圻考取了燕京大学医预系,1941年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从此在协和扎根。

1942年初,受太平洋战争影响,协和暂时关门六年。方圻辗转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完成学业,1946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是全年级仅有两位“金钥匙奖”获得者之一。1948年协和复院,方圻从天津中央医院回到协和,担任协和复院后的第一任内科总住院医师,得遇恩师张孝骞主任。遇有不懂之处前去请教张主任,张先生都要问他:“亲自看过病人了吗?对他的病史了解多少?”然后一点一滴地对着病历追问细节,直到方圻发现有哪些问题没有注意到,有哪些检查还得做为止。老一辈协和人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方圻。协和严苛的考试和对医生护士周到的后勤服务,让方圻心无旁骛地投身临床,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积累了丰厚的学养,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

“我爱医学,我爱我的老师们,尤其是在协和教导了我40多年的张孝骞先生,他给我留下了受用一辈子的座右铭:凡事要‘亲临病人’,诊断要‘如履薄冰’。”

与张孝骞教授一起研究工作

“那时候,我们有传统的道德,觉得做一个正派的大夫就够了。”方圻说。可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一件小事却触动了他的灵魂。

一位年轻医生回到宿舍垂头丧气。怎么回事?原来这位医生当天接了两个病人,都是常见的肺结核,他觉得从中学不到什么新的东西,没兴趣。这个念头震慑了方圻:“医生和病人,究竟是谁为谁服务?是我为病人服务,不管是什么病都全心全意去治,还是病人为我服务,我能从他身上学到东西就情绪高涨,学不到就漠不关心?”

方圻教授慢慢发现,自己以前所谓的“正派的大夫”,主要是出于对病人的同情和怜悯,有“恩赐”的观念,还谈不上热爱病人。在这样的心态下,对病人在感情上自然就有亲疏之分。“有一次,一位当时很有名的明星来看病,我感觉给他看病非常高兴,飘飘然的。后来一想,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不一样是在尽医生的本分吗?我给那么多人看过病,工人啊,农民啊,怎么就没有这感觉?”“还有,知识分子讲自己的病情很清楚,农村老太太却讲不出什么。可是你想想,正是这个老太太,她需要你更多的帮助、更多的解释的时候,你反而不耐心了。此后,我每遇见这种病人,都在心里提醒自己注意态度。”

从那以后,方圻教授每天晚上都要静静回想“我今天有什么做得不够的地方?”几年如一日的“三省吾身”,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开始爱病人了。”

“文革”风潮席卷协和的年代,医生护士们纷纷撇下病房去“闹革命”。已升任副教授11年的方圻急了,主动要求管病房。他与小伙子们一样,成了“住院大夫”——理床、打饭、送药、输液、擦地板、扫厕所、端屎端尿、送病人去X光室、推死人去太平间……“这段日子下来,我和病人的感情加深了,有时候也可以休息一天半天的,按理说该放松一下了。可是一走出病房,我就不由想,这个病人发烧没有?那个病人会不会再犯心脏病?心里总是放不下。”

在70余年救死扶伤的生涯里,方圻教授经历了太多病人的生死病痛,可他的心却始终硬不起来。“我的悲喜和病人交织在一起。遇见治不了的病人,那种痛苦赶着我往前走,非找到新的办法不可。”方圻教授沉思着,额上堆起了深深的纹。“这些感受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人民服务’有别于旧道德。传统的医德告诉你要‘怎么做’,不告诉你为什么;但党的教育让我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把这种精神升华了。所以,解放后出现了一批像白求恩那样的医生,是党启发了我们从医的自觉性。”

方圻教授检查患者

做社会空气的净化器

一个医生,又是共产党员,他不仅要尽医生的天职——救治人体的疾病,而且还承担着救治社会疾病的任务。

医院是社会的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外面的人可以看到医务界的色彩,医院里的人也可以辨别社会的风向。是随波逐流地做一个“好好先生”,还是挺起胸脯克尽共产党人的职责?方圻教授选择做后一种人。但这非常不容易!

一天清晨,方圻教授接了一个电话,气得全身颤抖,脸都变了色。某部门硬要他为一个外籍华人开个“诊断书”,“证明”此人为其母亲治病花了多少钱,以便他去“报帐”。而此人的母亲并未生病,也未治病。方圻教授说:“这个字我不能签,协和也从不办这种事。”对方在电话中仍然纠缠不休,说什么这样做“有好处”……方圻教授问:“什么好处?钱吗?利吗?可以把医德和国格也当作商品出售吗?”呼的一声,他把电话挂断了。

“这太不像话了!”他通知医务处:“类似这种‘证明’,绝对不能开。天塌下来,我顶着!”

医院里遇到的这类事不胜枚举,社会上那种“关系学”的歪风也吹进病房里来,而且大都颇有来头。要抵抗这种歪风,不仅需要有勇气,而且需要有超常的勇气和正气!听任这种社会的病毒在医院蔓延吗?不能,绝对不能,方圻教授认为,共产党员在党旗下宣誓,就是为了铲除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为实现最合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当年在党旗下的宣誓应该是算数的,对这贻患无穷的邪气,绝不能妥协!”

方圻教授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要求别人这样做,首先自己做到,而且他早就是这样做的了。大女儿在内蒙古草原插队,一插就是六年。那期间,多少有点“门道”的人早就把儿女弄回城了。作为著名医学家的方圻教授为那么多的中央领导看过病,按说做这件事就像有人说的那样,“稍稍暗示一下”就能办成。可方圻教授摇头不干。他说“那不是又多了一个‘走后门’的?”

二女儿考进了北京医学院,五年学业成绩良好,医院实习门门优秀,在一家区级医院工作。方圻教授的外国朋友、瑞士血液病学家米歇尔教授夫妇,就曾友好地要求方圻将她送到日内瓦去学习。“一切费用由我们承担,孩子学成回来为自己的祖国服务。”方圻教授委婉地辞谢了米歇尔教授夫妇的好意。他不愿让别人把自己混同于那种利用国际友谊谋私利的人。他说:“自家的事自家办,不能麻烦别人。”后来,方萍自费去美国留学。

有些事情,看来是生活小事,但方圻教授认为,小事也表现人的品格。他常嘱咐家里人:“我们自己能办的事就自己办,实在办不到的就不办,不要轻易麻烦别人。”1984年夏天,小女儿结婚了,要利用婚假到南京去看婆家。小夫妻俩还有许多事要办,没功夫去排队买票。这事,只要方圻教授开口,铁路上的熟人就会把票送上门。可是,方圻教授却对女儿、女婿说:“你们忙你们的。我醒得早,我先去排队,等快上班时,让你们大姐来‘接力’。”第二天凌晨四点,他戴着近视镜,拿着老花镜,夹了本大厚书,去东单火车售票站排长龙阵……

就这样,多少年来,方圻教授没有利用自己的声望、地位和关系,为自家谋取过哪怕一点点小利。面对这些往事,方圻教授淡然地说:“这很正常,我们老的保健医生都有一条无形的纪律:‘不搞特殊’。”

那么,亲友来看病呢?当然病是要看的,但是原则也是要讲的。亲友的医疗关系不在协和医院的,方圻教授大多请他们在晚上或星期天下午到自己家里去,这样既不占工作时间,又尽到了人之常情。

一个深夜,方圻教授的妹夫被送到医院来了。他曾发生过“脑血管意外”,这次因高脂肝剧痛难忍,在观察室里住了七天七夜。方圻教授每天都来看看妹夫,也看到妹妹充满焦急的脸,竟没让妹夫住院。因为,内科病房只有一张应急的机动床位,这张床位的使用,只有内科值班大夫和院医务处有决定权。方圻教授不愿以自己的地位干涉值班医生的权利。

方圻教授一家

模范共产党员

方圻教授的小女儿常为爸爸在家也思谋公事担忧。她说:“我爸脑子里的弦什么时侯才能松一松呢?”

是啊,方圻教授脑子里的弦,什么时侯才能松一松呢?一支部队,打了一仗,或打了一个战役, 还有休整的时候呢,而方圻教授却没有。尽管他们的住处在北京闹市中是难得的幽静所在,然而方圻教授却极少有漫步闲庭的时刻,协和医院就座落在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方圻教授也从来舍不得花点时间去大街走走。

从1949年结婚至今,方圻教授与爱人张福萱相濡以沫60余载。张老师笑着说:“我已经习惯寂寞的日子了。”她问过孩子们:“你们可记得:爸在家度过几个春节呀?”孩子们数得出来。方圻教授和家里人一起逛一趟公园或看一场电影,对全家来说是多少年也难得的“节日”呢。

谈到爱人张福萱老师,方圻教授一脸的歉意:“非常对不起她,我的时间都给了工作,放在家里的太少啦。这些年全靠她的理解和支持,三个女儿都是她一手教出来的,很懂事。她以前总盼我快点儿老,以为老到70岁就可以退休了,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可到了 70岁我还忙着呢!医生是没有退休这个概念的。”

方圻教授与爱人张福萱老师

方圻教授的时间哪里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病房、门诊、实验室、讲台和办公室里度过了。节假日、业余时间,对他来说似乎都不存在。病人、同事、工作、事业,牵动着他的每一根脑神经。

1976年到1983年,方圻教授七次去日内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顾问会议或学术讨论会。会议多半安排得很紧张。偶得闲暇,他不去游览景色迷人的日内瓦湖,也不去参观罗纳河中奇特的卢梭岛,却赶去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为远离祖国的使馆人员检查身体。有一次,他接连检查了十几个人,突然手指头发抖,浑身打颤,拿不稳听诊器了。原来他自己发病了。他打了针,吃了药,接着工作。他说:“不要紧,明天我就要回国了,给同志们查一次身体是难得的。”

方圻教授参加国际会议

一天傍晚,方圻教授从医院回来,走进了自家的庭院。妻子张老师从窗口看到他的腿脚似乎不那么灵便了,一步一瘸的。张老师知道,方圻教授长年累月地站着给人查病,腰推间盘突出的职业病又犯了,有时疼得无法忍受,可他常是暗暗坚忍着,不让别人为他分忧。这一次,等方圻教授坐下时,她问:“你的腿怎么啦?”方圻教授说:“没事啊!”可他却站不起来了。原来他的膝韧带撕裂了,他还想瞒人呢。张老师心疼地说:“你就不能歇歇吗?钟表还有擦油泥的时候呢!”方圻教授说:“该做的事太多了,时间不够用啊!”

一位教授因心肌梗死没有救过来,方圻教授说:“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教训啊!”艾钢阳发生猝死现象之后,方圻教授指导博士研究生把“克服缺血性心律失常”作为一个新课题来研究,以探索理想的防治方法。方圻教授不知为多少人的论文和著作倾注过心血,发表时从不让署上自己的名字。去美国进修的吴宁大夫给方圻教授来了一封信,希望在医院里增加一套心电生理检查仪器,不然刚刚学到手的新技术没法运用。为购洽这台仪器,方圻挤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跑了一个又一个单位。英文翻译小李到协和工作才几个月,熟人不多,成了家谁也没告诉。方圻教授还是知道了,他对小李说:“这是大喜事,怎不跟我说?”他送给小李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就当作我对你们迟到的祝贺吧!”

……

他心里装的,是病人、同事、事业和做不完的工作!对他自己却极少关心。

1985年“七·一”前夕,协和医院党委表彰了方圻同志全心全意地为党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号召全院党员向方圻同志学习。一位工作人员说:“在我熟悉的人中,我最佩服的人就是方大夫了!”一位住院病人说:“我们这里的病友都说,见到了方大夫,好像病就好了一半。”一位内科教授说:“方大夫比我年长十二岁,学术上也高一个层次,但长期相处下来,他特别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他享有的崇高威信,靠的是学术和为人。”一位大夫说:“经过方大夫治疗过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没有一个不说方大夫好的,他是人们信赖的、值得把生命交付他的人。”

方圻教授病房查房

1993年,方圻教授被评为“协和名医”。“方圻教授关心病人,同情病人,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终于成就了一代医学大家。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的一言一行深深打动着协和的每一位医生。”协和人在评语中这样写道。1994年,方圻被授予我国医疗卫生工作者最高荣誉“白求恩奖章”,这是对他一生为人和行医最好的褒奖和肯定。

但是,对方圻教授来说,一生最看重的“奖赏”是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赞扬。总理病危时,当着方圻的面,示意邓大姐俯身靠近他的枕边,轻声说:“方圻同志,是模范共产党员……”

1973年,周恩来总理因膀胱癌入院。从总理病重一直到逝世,方圻教授衣不解带地守候在总理身边,几乎忘记了305医院外的一切。白天黑夜,他在总理的病榻前守着,在心电监护仪前守着,他留神观察总理的每一个微小变化,反复斟酌诊治方案的每一个细节。总理的一声梦话也会将他惊醒,心电图曲线的小小波动一次次扯痛了他的心……

总理去世后,邓大姐把总理生前使用过的一座金黄色外罩的电子石英钟赠给方圻留作纪念。办事分秒不误的恩来同志,生前一直把这座钟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病重住院,又把它带到自己的病榻旁。邓大姐把它送给了也是分秒必争的方圻教授,含意很深。迄今,小钟仍摆放在方圻教授家的客厅里,“滴滴答答”的钟声,一如他对总理的深挚怀念。方圻教授曾动情地说:“我接触最多、感情最深的还是周总理,为人民鞠躬尽瘁,忍辱负重,死而后已,这就是我们的总理啊!”

方圻教授与邓颖超同志在一起

“模范共产党员”,这是方圻教授恪守一生的行医和做人准则。“一位医生行医几十年,接触过的病人和同事不下数十万,不会所有的人说他好,也不会所有的人说他不好。可方大夫是个例外,所有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好。这个‘好’,是说他病人第一,事业第一,党的利益第一,真正做到以身作则,言行如一!”一位“老协和”由衷地说。

这就是方圻教授——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文字由北京协和医院宣传处段文利整理

【参考文献】

[1] 戴煌.模范党员方圻教授[J].瞭望周刊,1985(47): 14-17.

[2] 王斯敏,林夕夕.方圻:和病人悲喜交织[N]. 光明日报, 2006-1-15(5).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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