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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高岩自杀事件”:集体创伤和“迟到”的反击

原标题:北大“高岩自杀事件”:集体创伤和“迟到”的反击

文 | 刘思洁 高佳

编辑 | 王晓

李悠悠不记得这是第几次看到高岩的母亲周树铭哭泣了。

大家的“反击”行动进行了1天后,李悠悠和周树铭进行了一次视频通话。周树铭77岁,满头灰发,身体佝偻,隔着屏幕,眼泪在眼角里打转。“如果我的女儿当时没有沈阳的侵害,她也和你们一样大了,也有孩子有家了。”

1998年3月11日下午,北京大学九五级中文系女学生高岩在家中打开煤气自杀身亡。此前,她曾自杀过两次,一次割腕,一次服用安眠药。同年7月,北大中文系教授沈阳因“与高岩的交往中行为不当”,被予以行政警告处分。

李悠悠和高岩是高中同学,也是一同考入北大的好友,王敖、徐芃和高岩同是九五级中文系的同学。对于当时处于青春懵懂年纪学生来说,高岩的死是一段没有结果、含糊不清的集体记忆,像是埋在心头的刺,隐隐作痛。

20年来,高岩和沈阳这两个名字,一直都是大家刻意避讳的词语。偶尔有人在群里提到沈阳,群里出现一句粗口,就再无人说话。

王敖用institutional betrayal来解释这个事件造成的影响——当一个机构或组织声称有责任掩护其成员,有人从内部做出了严重伤害成员的行为,却被掩盖了,那么幸存者会很难治愈心理创伤。

20年后,那些昔日在谜团阴影中成长起来的同学们,决定用自身的行动揭露“施害者”,反抗当年的不公开不透明,反抗那些压在他们心头的疑惑,更重要的是希望学校公开详细记录,还原事实真相。

高岩。图片来源:高岩父母

反击

高岩自杀20年后的清明节,李悠悠选择在豆瓣发表《南大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教授,女生高岩的死真的与你无关吗?》。她想要告诉世人,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李悠悠的举报文章发出前后,高岩当年的同班同学王敖、徐芃也在不同平台发出怀念文章予以声援。

几个星期前,王敖联系上在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担任副教授的王宇根,王此前兼任高岩班的班主任,教授选修课《比较文学概论》。

王敖告诉王宇根,今年是高岩离世二十周年,想借目前国内外对校园性侵问题越来越警醒的大氛围来纪念她,并给他看了高岩爸妈写给女儿的信。

王宇根想了好久,决定参与这个纪念活动。他在文中写道:“我知道法律管不到的地方,道义往往也无能为力,但我还是相信人性的基本良知。”

4月7日下午,北京广安门一家10平米大小的茶室里,周树铭向数家媒体讲述高岩的过往,对北大和沈阳的不满,展示高岩的小学生手册、获奖证书、沈阳教授《现代汉语》的笔记本、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周树铭的语气更多是平静,当谈到高岩的遗书时,老人的声音开始颤抖,流下了眼泪。

在周树铭的眼里,高岩从小到大一直品学兼优、听话用功,小学毕业后被保送进北师大附中。在高岩的初中同学严蕾的记忆中,高岩干净朴素,但也爱美,初中毕业集体照中,高岩的上衣有一圈鲜艳的黄色领子。

高岩的初中毕业合影,第一排右三为高岩。图片来源:严蕾

1995年夏天,高岩考入北大。“中文系那一届73名学生,她的成绩是第一名。”周树铭说,“她非常高兴,我们带着她还到海南玩了一下。”

入学第一年,高岩和李悠悠、王敖一起住在北大昌平园区,男女宿舍在同一栋楼房里。在同学们的记忆中,高岩“爱笑,大一时考了全系第一”。

王敖和高岩的交谈多是在课堂上,一次高岩回过身对他说,“王敖,你记得交功课啊。”王敖至今记得,高岩带着笑意眼神里尚有一丝俏皮。

九五级中文系的杨可记得,高岩话不多,很温和,笑眯眯地。作为南方学生,杨可不认识丁香,高岩教她,“四瓣的紫色的花就是丁香”。

在同学徐晋如的记忆中,高岩皮肤黑黑的,身材也不佳,但是带着一脸开朗的笑容,“从后排座位起来,经过过道,走出门,一路跟人打招呼”。一次,他告诉高岩,“我失恋了”,高岩笑着说,“太好了,以后可以听你讲故事了”。

“我才知她原是很浪漫的。”徐晋如说。

1995年也是沈阳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第二年,教授《现代汉语》。高岩和沈阳的人生轨迹出现了交集。

高岩的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图片来源:高岩父母

大一第一学期,周树铭觉得高岩情绪各方面都挺好,说老师沈阳让她当学习委员,还说沈老师课讲得很好。之后沈阳为高岩争取到了搭乘教师班车的机会,周末回城,周一上午返回昌平园区。

周树铭回忆,女儿的异常最早出现在大一下学期,时常闷闷不乐,还说不想上学了,想休学。后来,高岩的精神越来越不好,总是萎靡不振。“我说带她去看下医生,她不去,安慰我说没什么事儿。”周树铭说。

同样在大一下学期,高岩对好友李悠悠说,沈阳要求将同学习作送到他家,其间他突然从后抱住高岩并亲吻她,“我感受到了他在我脖子后面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到了大二下学期,高岩又告诉李悠悠,“他像饿狼一样向我身上扑过来”。根据199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关于给予沈阳警告处分的决定》,“1997年1月沈阳回北京度寒假,高岩曾去沈阳住处,要求沈阳‘表态和她建立恋爱关系’,沈阳无意与高岩恋爱,但当时却轻率地说‘那你就算是我的女朋友吧’,并随之与高岩搂抱、亲吻。”

处分中对高岩和沈阳关系的表述,和李悠悠看到的不同。她从高岩盈满泪水的眼睛中,看到了深深的恐惧。但是当时的她和高岩一样,只知道这件事情不好,并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高岩从未放弃过对生活的期望与热爱。杨可回忆,在出事的一周前,高岩还约她和另外两名同学一起去五四体育馆里游了泳,那时的她还是笑眯眯的。

直到一个周末,李悠悠接到了高岩母亲的电话,“悠悠,高岩没了”。

1998年3月11日下午,高岩在家中打开煤气阀门,自杀身亡。此前,高岩曾自杀过两次,一次是割腕,一次服用安眠药。

被隐藏的更多细节

“她的脸上抹了粉,惨白惨白的,静静地躺在那里。”李悠悠在殡仪馆见了高岩最后一面。

李路(化名)是坐着中文系的班车来到殡仪馆的,他帮忙抬棺材,看到高岩的遗容,心里一紧,“那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他记得同学们都很震惊,“大家很难想象平日里一个爱笑的和气女生,就这样自杀了”。

追悼会那天,严蕾跟高岩妈妈挨着坐,听到她一直说“沈阳你这个混蛋,你害死我女儿,我跟你没完”。这是她第一次知道沈阳。

严蕾未曾想到,高岩会为一个年长21岁的男人自杀。“我们都是那个年代的乖乖女,每天读书学习,很单纯的,对师长是绝对的尊敬的,谁能想到对自己还不错的老师,打着学术的幌子,内心还有其他的动机?”

事后,学校开了一个关于高岩自杀的通报会。李路记得,通报会说“高岩失恋后自杀”。王宇根老师告诫大家要珍爱生命,高岩同宿舍的女生们一直在哭。

虽然没有明确指出高岩的死和沈阳有关,但是从各种坊间的传闻中,同学们达成了一个共识,高岩的死是因为沈阳。“高岩因为沈阳怀孕了”、“高岩因为追不上沈阳所以自杀了”……各种版本的传闻从未脱离“沈阳”二字。

高岩的同学徐芃回忆,高岩的母亲曾经在宿舍楼下放声哭泣,告诫女生“远离沈阳”。李路也曾看到过高岩母亲在食堂门口被保安拖走的背影,撒了一些传单。

1998年7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公布《关于给予沈阳警告处分的决定》。图片来源:北京大学

事情发生4个月后,1998年7月3日,处分出来了,贴在五院——中文系办公室走廊的墙上。处分上写着,“沈阳作为一名教师,在与女学生高岩的交往中态度不够严肃,处理很不慎重,高岩之死虽确属自杀,但沈阳在与高岩关系上处理不当,无疑会使高岩思想上产生强烈刺激……根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沈阳警告处分。”

那时是大三,同学们忙着出国,忙着考试,百年校庆也很快就来临。事件就像被投入石子的湖水,渐渐恢复了平静。

王敖在回忆高岩的文章中说,“让一些人决心好好生活下去的理由,也正是让另一些人决定结束生命的理由。”然而他此前也并不知道,对于高岩来说,那理由是什么。

直到20年后读了李悠悠的文章,很多九五级中文系的同学才知道,当年流传的多个版本“高岩自杀原因”之下,隐藏着更多细节。在当年,这一切从未被告知,他们只知道“高岩自杀了,传言是因为沈阳”。

班级的微信群开始活跃起来,曾经的同学、好友纷纷发文怀恋高岩,讨论起当年的细节——“就是不对劲,你说为什么沈阳在大一时任命高岩做现代汉语课代表,她也不是班干部”、“那篇文章中,高岩提到自己大一上学期和下学期的心境不一样了,第一次事情应该就是在那时发生的”。

这几天,同学们开始回忆细节,发现事情终究是有迹可循。

李路说,同龄的朋友没有那份心智可以帮她解决问题,“如果有一个善于倾听且聪明的朋友劝解,一切也许都会不一样”。

4月7日,高岩母亲周树铭接受媒体采访。图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创伤

直到很久之后,李悠悠才意识到高岩曾跟她讲述的事实的严重性。在20岁左右的那段岁月里,她和高岩一样懵懂无知,以为爱情就是柏拉图式的,不明白爱情,更不知道性。

高岩的死,对她的人生观、价值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挑战。李悠悠发现,自己对更有权力、有经验的异性的信任感更降低了。

李悠悠觉得,高岩的死对整个中文系来说是一个集体记忆,而这个集体记忆始终含糊不清,没有人交代对沈阳的处理结果。“为什么这20年,我们心里一直有挥之不去的痛苦印记,不仅因为高岩的悲惨意外离世,不仅是因为沈阳的性侵,也是因为当时没有个说法,至今也没有一个说法。”

“20年过去,我知道不少同学还有心理创伤。”王宇根告诉搜狐号鉴闻,九五级几位同学最近告诉他,至今仍会想起高岩的事,心中仍会十分悲伤,这件事对他们的人生和心理有极大的负面影响。李悠悠的文章发布前,中文系的马强(化名)又梦到了高岩自杀的事,“觉得心里不得劲”。

王敖把这种现象叫做institutional betrayal。2009年,美国俄勒冈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Jennifer Freyd 及其研究团队提出了这个概念。简单说,一个机构或组织声称有责任保护其成员,有人从内部做出了严重的伤害成员的行为,却被掩盖了,那么幸存者会很难治愈心理创伤。

高岩。图片来源:高岩父母

高岩死后,很多同学开始重视老师的道德规范。

徐芃在纪念文章中说,“高岩自杀后,有一位老师对我们说,假如在美国大学,教授涉嫌学生自杀案,早就被解雇了。我当时静心古文献,英语水平低下,也不知道GRE是何物,突然生发了对留学的憧憬,几年后取得了三所美国大学的最高奖学金,开始了留学生涯。高岩是否知道,她用生命改变了我的学术轨迹?”

严蕾现在是一名教师,她会特别关注师德,“在美国,明文禁止师生恋,这是一种权力的不对等的关系,因为老师掌握着学生的考评、成绩等”。

杨可读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是女性社会学。她特别能体会当时高岩作为一个出身书香世家、涉世不深的年轻女学生,在尊敬的老师面前天然信任、毫无防备的心态,这给了性侵者可乘之机。现在听到其它的性侵案例时,杨可会坚定地支持女生,“因为老师是强者,在这些关系当中,不管你愿意也好,你是无奈也好,老师肯定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上个月,王敖连续举证揭发UIUC(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和上海交大艺术学教授徐钢20多年内性侵多名女生。

在他看来,在当代的社会环境下,在权力、掌握的资源、心理成熟度不对等的情况下,师生之间的浪漫、性关系直接指向的是腐败和潜规则,造成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身体和情感的剥削。

李悠悠说自己受到北航“罗茜茜事件”的感召,“12年后,她已经成功逃脱了性骚扰,但她选择站出来,为受到迫害的师妹受害者发声。”

在她的带领下,九五级中文系的同学们集体站出来,“我们不只是为了当年的真相,更是希望今后有更少的女生受到侵害。”

文章来源:搜狐号鉴闻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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