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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外交 | 日印“亚非增长走廊”计划:进展及挑战

原标题:周边外交 | 日印“亚非增长走廊”计划:进展及挑战

王秋彬: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西蒙[印](Sundaram Rajasimman):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博士留学生,曾任印度国防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is)副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2期。

摘 要:

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日印于2017年5月联合推出了“亚非增长走廊”(AAGC)计划,旨在以发展为导向、以人为中心,大力宣扬国际规范与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南亚、东南亚与非洲的互联互通,加强两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存在与协调。目前,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合作指标与政治影响力是日印很难撼动的,但两国抛出“亚非增长走廊”计划所挑起的地缘博弈、规则与标准之争、话语权之争仍对中国构成不小的挑战,特别是其在与中国竞争中走向联合的势头和凸显软实力的做法值得关注。然而,日印“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存在对非合作的政治化、经济利己主义动因以及其效率与协调等诸多问题,使该计划的实施前景充满变数,其挑战“一带一路”倡议的工具性功能也将大打折扣。

日本与印度位于中国东西两侧,由于与中国存在历史矛盾、领土争端与现实竞争,对中国崛起始终怀着复杂而矛盾的心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实施四年来,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与积极响应,中国国际影响力以及对国际社会的贡献随之加强。日印对“一带一路”的态度逐渐从观望转向积极应对,两国联合提出的“亚非增长走廊”(Asia Africa Growth Corridor,AAGC)计划,旨在以发展为导向、以人为中心,大力宣扬国际规范与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南亚、东南亚与非洲的互联互通,为的就是抵消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与经济存在。有鉴于此,全面而深入了解“亚非增长走廊”计划与实施动向,有助于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及其挑战,并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具有积极意义。

一、“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及其进展

进入21世纪之后,日印迅速走出了因印度核试验而导致的关系低谷,伙伴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迎来了两国关系的蜜月期。两国2000年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印度2004年起取代中国成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的最大受援国;2005年确立首脑年度互访机制,此后两国关系于2006、2014年分别升级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特殊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应当看到,日印关系迅速升温,主要得益于两国之间没有重大矛盾冲突,也缘于两国都有对付中国崛起的战略需求。日印在非洲的合作为两国全球伙伴关系注入了实质性内容,也是两国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

日印早在2010年便确立了关于非洲合作的机制,此后开始探索在非洲开展经济社会合作的可能性。2015年12月12日,安倍访问印度期间,两国联合发布了“印度和日本愿景2025”,提出共同致力于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太地区与世界”,由此把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与日本的“扩大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的战略协调起来,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扩大印度国内及其与该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重申加强双边以及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协调合作的重要性。2016年11月11日,莫迪访日期间双方发表的联合宣言进一步重申:两国将通过双边或与其他伙伴的合作,改善亚洲与非洲的互联互通,实现印太区域的自由与开放,对于维持整个区域的持续繁荣至关重要。在两国首脑提出亚非互联互通设想之后,具体规划的任务便委托给了三家智库:位于新德里的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研究所(印度外交部下属,简称RIS)、位于雅加达的东盟东亚经济研究所(由东亚峰会批准成立的国际组织,简称ERIA)以及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这三家智库在广泛征求相关国家政府、智库和国际组织意见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亚非增长走廊:致力于可持续与创新发展的伙伴关系》愿景文件(下称愿景文件),于2017年5月印度举办非洲开发银行年会期间正式发布。根据该愿景文件,“亚非增长走廊”主要包括四大支柱:能力与技术提升(人力资源培训和教育、职业/工业培训中心、泛非洲电子网络、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能力、发展经验分享中心),高质量基础设施与制度互联互通(未开发地区项目VS大项目、项目发展与设计、合资企业/财团/私营部门融资、投资机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可再生能源、电信、电网改造),发展与合作项目(农业与农产品加工、健康与医药、灾难管理、蓝色经济、制造业与教育服务),民间交往伙伴关系(民间交流、知识便利化、旅游、教育)。

根据日印规划,“亚非增长走廊”计划意在通过促进亚非海上走廊建设,打造“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区域”,推动亚非经济一体化,最终形成连接制度、经济贸易、民生发展的亚非跨洲合作机制。从地理范围看,“亚非增长走廊”计划主要是促进东南亚、南亚与非洲大陆的互联互通,着重建设连接亚非大陆的海上通道。愿景文件的起草方之一、印度外交部所属的RIS机构负责人萨钦·查特尔维蒂(Sachin Chaturvedi)在接受采访时描述了“亚非增长走廊”计划的实施步骤:第一阶段重心主要在非洲东海岸,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南非等七个国家可能会最先获得支持;第二阶段,科特迪瓦、加纳和冈比亚将会受到更多重视。同时,西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尔和科摩罗等岛屿国家也将获益。从规划重点看,“亚非增长走廊”计划把人民与高质量基础设施放在中心位置,试图通过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把不同国家、地区、城市与人民连接起来,释放出潜力,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在互联互通领域,日印计划建设连接古吉拉特邦的贾姆讷格尔(Jamnagar)与亚丁湾的吉布提(Djibouti),连接肯尼亚的蒙巴萨岛(Mombasa)、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Zanzibar)与印度南部的马杜赖(Madurai),连接加尔各答(Kolkata)与缅甸西部港口城市实兑(Sittwe)。除了海上通道建设,“亚非增长走廊”还致力于在亚洲与非洲建设工业、交通等基础设施,其目的是要促进亚非经济一体化以及增强彼此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在理念上,“亚非增长走廊”突出强调环保、低成本以及规范透明,借此暗示“一带一路”的劣势。印度外交国务秘书苏杰生(S.Jaishankar)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亚非增长走廊’的合作主要是基于广泛认可的国际规范、善治、法治、开放、透明与平等,自然会受到欢迎。”“而在‘一带一路’倡议上,中国并没有跟印度有任何协商,缺乏透明性,印度肯定不会参与。”基于此,“亚非增长走廊”愿景文件着重突出项目建设的五大重点:(1)有效调动财政资源;(2)与伙伴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发展战略保持一致;(3)在遵守为减轻环境和社会影响而制定的国际标准方面采用高质量标准;(4)在考虑经济效率和耐久性、包容性、安全性和抗灾能力、可持续性以及便利性等方面提供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5)对当地社会与经济发展做贡献。这几个方面也是“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力推的卖点。

“亚非增长走廊”计划主要是基于印度的“东进战略”与日本的“俯瞰地球仪外交”,各取所长,即利用日本的资金与技术,印度在非洲的外交资源、经济联系与地缘纽带,同时致力于推进非洲大陆发展的“三赢”选择。为了推动“亚非增长走廊”建设,日本计划投入2000亿美元资金。其实,在“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出台之前,日本与印度已经在非洲深耕多年。日本自1993年便开始举办“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此后每5年在日本举办一届,从第六届会议开始改为每3年举办一届。23年间日本在非洲的ODA援助规模达470亿美元。日本在非洲很重视民生项目建设,比如供水、建小学、医疗服务等。“自2008年以来,日本共在非洲建设了1321个中小学,改建了4778所卫生站、医疗设施和供水系统。日本企业还利用技术优势为非洲10个国家的机场提供了先进的体温检测设备。”印度与非洲的关系源远流长,可以回溯到共同抗击西方殖民侵略时期结下的战斗友谊(1893年圣雄甘地就是在今天的南非开始抗英不合作运动),二战后印度还积极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推进亚非合作。与中非关系相比,印非关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势。印度于2008年开始举办“印度—非洲峰会”,起初是3年一届,第二届(2011年)峰会之后改为5年一届。首届印非峰会后发表的《德里宣言》指出,“历史上,非洲和印度在争取独立、平等、人权、自由与民主的斗争过程中成为了亲密盟友,是印度洋的邻居。”印非合作最具代表性的项目是开始于2009年的泛非电子网络,通过卫星和光纤网络将非洲国家与印度相连接,目前印度有12家顶级医院以及5所顶尖大学向非洲开展远程医疗、远程教育,同时支持非洲的电子政务、电子商务。这一网络对于基础设施薄弱、医疗与教育资源短缺的许多非洲国家来说确实具有重要意义。总的说来,日印在此前各自与非洲合作的基础上,联合推出的“亚非增长走廊”计划更为系统全面,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诸多领域。“亚非增长走廊”计划改变了日印两国在对非合作中各自为战、资源分散的状态,打出了组合拳,实现了两国在非洲的优势互补,避免了重复建设与相互竞争,也是两国针对中国在非洲、印度洋沿岸影响力日益增强而采取的联合应对策略。

二、“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对中国的挑战

“亚非增长走廊”计划一问世,国际舆论便普遍认为这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制衡。如果从它提出的时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一个多星期后),再看看印度对“一带一路”明确的反对态度,同时结合近年来中日政治上的对立关系,“制衡论”似乎确凿无疑了。问题是,日印有没有实力在非洲对中国进行制衡?目前,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合作指标与影响力(硬实力与软实力)远非日印所能比,两国难以动摇中国在非洲的实力与地位。2016年,中国对非洲贸易额1446亿美元,相当于日(157亿美元)印(478亿美元)总和的2倍多;中国提供的基础设施投资64亿美元,同样接近日(24亿美元)印(12亿美元)总和的近2倍。近几年,中国承诺的对非援助资金规模也高于日印之和,它们稍微领先中国的可能只有人力资源培训领域。2017年6月,麦肯锡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从五个方面评估了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伙伴关系:贸易、投资存量、投资增长、基础设施融资和援助。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遥遥领先。在制造业领域,据估计非洲工业生产的12%(大约每年5000亿美元),掌握在中国公司手中;在基础设施领域,中国公司的优势就更明显了,在非洲占有国际承包建筑市场的一半份额。根据《非洲经济展望2017》报告的数据,2016年,中国公司宣布在非洲未开发领域项目投资300多亿美元,比2008年中国在非洲的90亿美元投资及项目数量都有显著增长;2016年1~11月,共有64个项目宣布开工建设,这些投资共创造38000个就业岗位。相比之下,2015~2016年间,印度在非洲投资了64个项目,投资额仅22亿美元。

就影响力而言,中国对非洲的贡献获得了非洲各国人民的广泛认可。根据“非洲舆情调查”(Afrobarometer)项目对非洲36个国家的民调数据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影响是积极的,只有15%认为是消极的,其中对中国好感度排名最靠前的几个国家是马里(92%),尼日尔(84%)和利比里亚(81%);5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援助有助于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中国在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方面的投资,而影响中国形象的最主要负面因素是产品质量问题(35%);关于对本国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排名中,前殖民宗主国排第一(28%),中国排第二(23%),美国排第三(22%),印度排第六(2%),日本没有上榜;在对各国发展模式的认可方面,排名第一的是美国(30%),中国名列第二(24%),印度名列第六(2%),日本仍然没有上榜。可见,日印已经难以匹敌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尽管如此,从“亚非增长走廊”计划的内涵以及动向来看,它仍对中国及其“一带一路”倡议构成了一定的冲击。

第一,加剧中国与有关大国在印太地区的地缘博弈。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迅速推进,印太地区的地缘重要性凸显,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博弈日趋激烈。“亚非增长走廊”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在地理上有较大重合之处,无形中刺激了该地区的地缘竞争。“一带一路”倡议涵盖欧亚非三个大陆,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海陆兼顾。按照中国的规划,“海上合作是以中国沿海经济带为支撑,密切与沿线国的合作,连接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经南海向西进入印度洋,衔接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共同建设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经南海向南进入太平洋,共建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积极推动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中国的海上通道规划路线基本涵盖南太平洋与印度洋沿线。印度对印度洋始终怀有强烈的地缘敏感性,对中国在印度洋沿岸影响力的日益增长一直十分抵触。2017年初,莫迪在第二届瑞辛纳对话会(Raisina Dialogue)上致辞时指出,“印度作为一个海洋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各个方面看,我们的海洋利益都是战略性和重要的。印度洋的影响弧度远远超出其沿岸范围。”印度在印度洋的独占与排他心理表露无遗。对日本而言,从中东经过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海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日本海运的原油有2/3是经过此条路线。“近年来,美国的力量在衰退,而有自己主张的中国,其军事能力在增强,并日益现代化,其在海洋中的进出,给这片海域带来了不安定的隐忧。国家随着实力抬头,自己的主张变得强硬,是很自然的事情。”可见,日印两国基于共同的地缘担忧与挑战走向联合。此外,日印还大力宣扬“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和海上通道的优越性,旨在让沿线国家在中国倡议与日印计划之间进行选择,争夺第三国的色彩就更浓了。

第二,挑起国际发展合作的规则之争。为了扭转与中国竞争中的硬实力劣势,日印极力宣扬自己所谓的软实力优势,以遵守国际规范与质量建设标准为名,明里暗里攻击“一带一路”倡议是规则的“破坏者”,挑起国际发展合作中的规则与标准之争。2015年11月,安倍政府推出了“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计划,预计未来5年筹集2000亿美元资金用于开展从亚洲到世界的基础设施建设。日本着重强调要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言外之意是别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质量不高。2017年5月16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高质量的基础建设投资才是亚洲互联互通发展的关键,日本将与地区内持续的经济发展相连接;对于包含亚投行在内的“一带一路”构想,是否真正有利于地区的持续发展,日本将认真审视。2017年10月30日,莫迪在与来访的意大利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对“互联互通”做了全新阐释:承认互联互通在当今全球化世界中的重要性,同时强调互联互通倡议必须以公认的国际规范、善治、法治、开放、透明和平等为基础,并且必须遵循支付能力、负责任的债务融资做法、生态和环境保护、保护标准和社会可持续性等原则。“亚非增长走廊”愿景文件极力突出该计划的自由、透明、环保、低碳、低成本、高质量的优势,试图“指导”非洲国家不要掉入别国的“陷阱”之中。“由于无法撼动中国在金融投资领域的规模,印度与日本在“亚非增长走廊”愿景文件中便通过语言来推销它们的项目,似乎为非洲提供一个除了中国方案之外的更好选择。”从这个

角度来说,“亚非增长走廊”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并不仅仅在物质层面,还涉及国际规范层面。2017年5月24日,在东京举行的日印战略对话(第二轨道)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强调,必须审慎对待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直到中国准备更多地与受影响国分享其意图,并遵守多边金融机构管理这些项目的原则。”日印试图向非洲乃至世界表明,它们所推动的“亚非增长走廊”计划符合国际通行规则,适应非洲发展需要;它们的所作所为是在“捍卫”国际规则,代表互联互通建设的“主流”方向。

第三,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亚非增长走廊”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还体现在国际话语权的竞争方面。日印两国媒体紧跟政府立场,对“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非合作进行别样解读,不断渲染中国投资给当地带来债务陷阱、环境、侵害主权等问题,有意妖魔化“一带一路”倡议。有印度学者甚至危言耸听地把中国的做法与欧洲帝国主义的枪炮外交相提并论,认为“中国正在用主权债务让受援国屈服,使之既失去自然资源,也失去主权”。日本媒体报道中也煞有介事地渲染:中国企业在海外圈地,是要搞治外法权。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2015年中国企业与其缔结了99年的租借契约;马尔代夫将某临近国际机场的岛屿租给中国企业达50年,这些都是在“一带一路”构想下实行的。印度媒体更充斥着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贬损和对“亚非增长走廊”计划的溢美之词。2017年9月23日,印度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发文“比起中国,非洲更喜欢印度的非干涉发展模式”,称中国在非洲搞“新帝国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像奴隶一样奴役当地和中国的劳工;二是掠夺当地资源;而“印度是把非洲视为合作者和平等的伙伴,与中国只知道掠夺非洲的资源相比,“亚非增长走廊”主要是促进非洲的农业、能源、教育、技能培训、区域联通以及高质量的生活”。笔者分析该报2017年全年102篇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发现,纯粹无立场的报道或转自中国媒体的报道不到10篇,大约2/3左右的文章是对中巴经济走廊(CPEC)途经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担忧与反对,其余文章主要是关于印度与其他大国在制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及对印度立场的支持,这些报道中频率很高的词汇有制衡(counter)、透明(transparency)、债务陷阱(debt trap)、担忧(concern)等,有一篇报道还把莫迪描绘成为唯一敢公开对抗中国的领导人。这些报道很容易给读者造成这样的印象: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谋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影响到沿线地区的政治与经济稳定,而印度正处于对抗中国的“前线”,从而博取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支持。

三、“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实施中的主要问题

日印两国提出“亚非增长走廊”计划,既是为了推进“自由开放”印太战略以及在非洲、印度洋沿岸拓展影响力,也是为了应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所带来的战略挑战。日印官方以及媒体都对该计划做了高大上的包装,然而,华丽的辞藻掩盖不住日印对非合作中日益显现的诸多问题。

第一,对非合作的政治化态势。对外援助服务于国家利益本无可厚非,但日印的对非合作过多地打上了政治印迹,其中包括拉拢非洲支持两国实现政治大国抱负、要求非洲支持两国在涉华问题上的立场,因而将非洲裹挟进亚洲大国的博弈之中。为了拿到非洲的同情票,安倍在2016年“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峰会上称:“偌大的非洲居然在安理会没有永久席位”,“你们有权向国际社会提出自己的要求,非洲最迟应在2023年之前在安理会拥有一个永久席位。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是日本和非洲共同的目标。”此次会议发表的《内罗毕宣言》强调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改革的紧迫性,在推销高质量基础设施的同时,还不忘兜售“维护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日本希望借此获得非洲国家在安理会改革以及南海问题上立场的支持。事实上,非洲国家对此是反感的,它们“坚决反对TICAD政治化,坚决反对把亚洲的问题带到非洲,坚决反对日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非洲”。印度开展对非合作中同样带着类似的政治目的,除了对安理会改革的重要关切之外,还有对付中国、维持印度洋霸主地位的浓厚意味,希望借“亚非增长走廊”计划挽回“一带一路”倡议对印度的“冲击”。印度强烈反对中巴经济走廊时所提主权问题只是借口,其内在原因主要是日益密切的中巴经济合作使印度遏制巴基斯坦的既定国策受挫。从某种程度上说,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立场是对中巴关系警惕和敌对态度的延续。自顾不暇的非洲各国其实并不愿意卷入中日印的地缘竞争与矛盾纠葛之中。

第二,经济利己主义的驱动。“亚非增长走廊”愿景文件中,日印强调两国私营部门在项目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试图表明两国政府在对非合作中的超脱角色,借此攻击在非洲的中资企业是中国政府的“代言人”。实际上,从资金来源与项目建设主体看,“亚非增长走廊”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本质区别。中国政府及国企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的确发挥了核心作用,目前在非洲的约1万家中资企业中有90%是私营企业,但开展大型项目建设的主要是一些大型国企,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国电建、中交集团等,涵盖能源矿产、交通与水电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领域。有印度学者据此认为,“由于资金主要来自政府,中国政府掌握着项目融资的主导权,而“亚非增长走廊”则不同,它倾向于整合私营、政府以及包括非洲开发银行在内的国际资本。”有数据显示,2008~2016年间,有597家印度公司在非洲投资(除毛里求斯外),投资额为50亿美元,其中11家主要企业占投资额的80%,4家国有企业在数量上看似乎不占主体,但在投资额上远超私营企业,排名第一的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国企)的投资额是排名在其后的所有私营企业总和的5倍以上。日本的ODA援助向来输出的是本国的产品与劳务。在这方面,日印与中国似乎殊途同归了,但两国产品和劳务不如中国那般契合非洲需求。日印不断诬称中国“掠夺”非洲的资源,实际上自身才是因为资源严重短缺而大量获取非洲的资源,从非洲进口产品至今仍以矿产与原材料为主。

第三,日印对非合作还存在明显的协调困难和效率低下问题。日印所标榜的民主体制最大的问题是效率低,而且双方还得耗费大量精力在合作中开展双边协调,效率就更低了。2016年5月,一些非洲外交使节就抱怨,印度在非洲的工程进展严重滞后于政府的承诺,敦促印度应该实行注重成果的行动计划。相比之下,中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即集中国家力量,充分调动各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调动各种资源,在短时间内见成效。日印两国虽然有许多共同语言,但不具备中国这样的制度优势,也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在非洲投入巨额资金,加上国际身份、国家利益的差异,其对非合作政策也并不完全一致。再者,日印合作还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与中日关系“政冷经热”局面相反,日印关系是“政热经冷”。据统计,2017年,日印贸易额(142亿美元)仅为中日贸易额(2972亿美元)的4.78%,仅占日本贸易总额的1%;中国则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占日本贸易总额的21.7%。中国也是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2016年,中印贸易额占印度贸易总额的11%,对日本贸易仅占印度贸易额的2.2%。经贸因素是日印两国处理对华关系的重要参照系。日印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态度也有微妙差异,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途经巴控克什米尔地区一直耿耿于怀,而日本虽有抵制的想法,但时不时放话说要参与合作。日本甚至还拉中国与其共同开展对非合作项目。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正式邀请中国参与其非洲项目,拟在以下四个工程上与中国开展合作:通过公路干线连接西部非洲国家的“增长环”计划;肯尼亚公路与桥梁发展与改造工程;建设与改造连接喀麦隆与刚果共和国城市的“国际走廊”公路;卢旺达的公路改造。日印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各怀心思,也使得“亚非增长走廊”计划的协调合作充满变数。有学者已经预见到,“日本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国家,如果有朝一日,它与中国开展功能性合作大家也不要感到奇怪,特别是在两国都具有比较优势的基础设施领域。

非洲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尚待开发的大陆,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对中日印来说不仅仅具有地缘价值和政治意义,还有可观的经济利益。据估计,非洲大陆的GDP有望从2011年的2.1万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3.6万亿美元,市场需求预计从2008年的8600亿美元增长到1.4万亿美元,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蕴藏着巨大的投资需求。非洲每年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高达1000亿美元。但是,在非投资面临地区动荡、国家治理不力等各种安全风险,例如,2014年世界地区冲突的一半以上发生在非洲(虽然其人口只占世界的16%)。这一切都是非洲、中国及日印难以独自应付的。非洲国家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对各大国在非洲的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扮演杠杆角色。肯尼亚外交与国际贸易内阁秘书阿米娜·默罕默德(AminaMohamed)直言不讳地说道:“竞争能让我们选择最好的。”由此说来,“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实施的前景不仅与中日印的大国博弈有关,还与非洲国家对大国竞争的态度选择有关,这无形中扩大了亚洲大国地缘博弈的范围,也增加了项目建设的成本。

结语

“亚非增长走廊”计划是日印基于中国在印度洋沿岸、非洲日益增强的经济存在与影响力而提出的应对策略,是两国在无法制衡、又不愿意追随中国倡议的情况下采取的对冲战略。为了取得战略优势,日印与美澳等国联合推进印太战略,试图通过凸显软实力来弥补硬实力的短板,强调“亚非增长走廊”计划所遵循的是国际规则以及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同时不断制造舆论,贬损“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展开对非洲国家的全方位争夺。然而,日印通过“亚非增长走廊”计划为非洲描绘的美好愿景难掩两国对非合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它们将亚洲地缘政治矛盾带入非洲合作的做法遭到非洲国家的质疑与抵制;自身在非洲更是被套上经济利己主义的紧箍咒;日印在对非合作中的协调困难和效率低下问题一时很难破解。展望未来,日印与中国既存在主观上的竞争意图,也存在客观上的合作需要。有学者指出,“‘亚非增长走廊’能否成功将主要取决于日本与印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使这一想法跑赢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日印与中国与其辛苦赛跑,不如同舟共济,在对非合作方面加强协调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最终走向如何既取决于中国对非洲的发展前景,更取决于日印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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