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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后又有突破,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是怎样的贡献?

原标题:诺贝尔奖后又有突破,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是怎样的贡献?

2015年12月7日,屠呦呦做诺贝尔奖演讲

作者:袁岚峰

来源:风云之声(ID:fyvoice)

201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因为发现治疗疟疾的新药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6年,屠呦呦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最近,已经88岁高龄的屠呦呦再次刷屏。原来获奖以来她并没有在家养老,而是在带领团队勤奋地工作,又得到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发现双氢青蒿素对治疗红斑狼疮有明显效果。

对于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和这种传奇式的药品,有不少问题经常令公众困扰。屠呦呦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家吗?在所有的诺贝尔奖成果当中,这一个的价值有多高?世界抵抗疟疾的形势怎么样?青蒿素是集体协作的成果,那么个人和集体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屠呦呦的贡献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诺贝尔奖只发给屠呦呦一个人?屠呦呦为什么不是院士?青蒿素是中医的胜利,还是跟中医毫无关系?……

下面,我们以答客问的形式,回答所有这些常见问题。哪位读者还有什么问题,欢迎踊跃提问!

希望读者读完以后,对于屠呦呦和青蒿素,以及更广泛的,对于科学界的评价体系和思维方式,得到一个清晰的大图景。

在此需要先说明一下,我对医学和生物学的了解很有限,所以远远不敢说给出专业的答案。我的专业是理论与计算化学,青蒿素的分子结构以及提取和结构鉴定的方法都属于化学的范畴,因此对这些方面我还可以看懂。下面我做的解读,都是基于这些化学专业知识,以及更广泛的,我对科学界运行方式的理解。如有浅陋错误之处,欢迎内行多多指正。

一、问:屠呦呦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家吗?

答:不是。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在得奖的时候国籍都是中国。他们加入美国籍,是后来的事(杨振宁在1964年,李政道在1962年)。2015年,杨振宁又放弃美国国籍,恢复了中国国籍。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杨振宁、姚期智恢复中国国籍,不亦宜乎 | 袁岚峰),可作参考。

获得自然科学诺贝尔奖的华人,还有丁肇中(1976年物理学奖)、李远哲(1988年化学奖)、朱棣文(1997年物理学奖)、崔琦(1998年物理学奖)、钱永健(2008年化学奖)、高锟(2009年物理学奖),不过这几位都是以美国籍或英国籍的身份得奖的。包括杨振宁和李政道在内,所有这些人都是在国外受的研究生教育。

而屠呦呦的本科是在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此后到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当时没有研究生制度,著名生药学家楼之岑相当于她的研究生导师。因此,屠呦呦受的教育都在国内,对她的描述应该是“第一个中国本土培养的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科学家”。

二、问:屠呦呦的成果,在所有的诺贝尔奖成果中属于什么级别?

答:二十一世纪以来,青蒿素类复方药成为治疗疟疾的主流药物。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9月发布《实现关于疟疾的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提到进入2015年,人类与疟疾斗争的现状与新千年开始时的悲观预言完全相反:与2000年相比,全球疟疾新增感染人数下降37%,死亡率下降60%,可折算为620万人的生命被拯救。

这样巨大的人道主义成就,用古人的语言,称为“万家生佛”也不为过。不过,这项成果用到的技术手段基本都是常规的,没有开创新的理论或者新的实验方法。因此,这是一项比较孤立的成果,意义低于(比如说)发现量子力学或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当然,那些属于人类知识体系的根基,本来就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只是说,诺贝尔奖成果固然都非常重要,但一定要分的话,重要性也有高低之分。

跟青蒿素比较恰当的比较对象,大概是弗莱明发现的青霉素、班廷发现的胰岛素和多马克发现的磺胺类抗菌药。它们都是针对某些重要疾病的特效药,属于有重大应用价值的医学成果。

三、问:世界抗击疟疾的形势如何?

答:在屠呦呦的诺贝尔奖演讲中,特意强调了这个问题。虽然青蒿素复方药物治疗(Artemisinin-based Combination Therapies,缩写为ACTs)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全球97个国家与地区的33亿人口仍在遭遇疟疾的威胁,其中12亿人生活在高危区域,这些区域的患病率有可能高于1/1000。2013年全球疟疾患者约为1亿9千8百万,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58万,其中78%是5岁以下的儿童。得不到ACTs治疗的疟疾患儿仍达5千6百万到6千9百万之多。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在一些地区,恶性疟原虫已经出现对于青蒿素的抗药性。据我理解,这其实是进化论的必然后果。因为药物相当于对病原体的一种自然选择,不能抗药的被杀死了,有抗药突变的生存下来了,于是抗药的基因所占的比例就一代代地扩大。微生物的生命周期很短,进化得很快,因此这是一场人类长远而言几乎注定要输掉的斗争。药学家就好像古希腊神话里推石头上山后石头又自动滚落的西西弗斯,这是一种悲壮的工作。

事实上,在青蒿素之前,人类就有治疗疟疾的重要药物——奎宁。但疟原虫在与奎宁类药物的几百年较量中产生了抗药性,从1960年代开始,恶性疟疾又卷土重来。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军由于恶性疟疾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阵亡人数。

因此,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参与该计划的100多位专家们认为,在青蒿素抗药性传播到高感染地区之前,遏制或消除抗药性的机会其实十分有限。屠呦呦在诺贝尔奖演讲中,呼吁全球抗疟工作者认真执行WHO的这项计划,可见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我最欣赏的小说之一,是存在主义代表作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的《鼠疫》。此书的最后两段是,一座城市终于战胜了鼠疫之后,人们在狂欢庆祝,而此时,为战胜鼠疫殚精竭虑、付出巨大牺牲的主角里厄医生的心情是:

“他明白这篇纪实写的不可能是决定性的胜利。它只不过是一篇证词,叙述当时人们曾不得不做了些什么,而且在今后,当恐怖之神带着它的无情的屠刀再度出现之时,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医生的人,又一定会做些什么。

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因为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所看不到的东西,他却一目了然。他知道,人们能够在书中看到这些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屠呦呦等药学家,就是这样的守护者,他们向人类发出的正是这样的警告。

四、问:屠呦呦的贡献究竟是什么?

答:简而言之,是证明了特效抗疟药的存在

此前他们已经在中药中做了反复的筛查,但都没有找到特别有效的药物。1971年9月,屠呦呦重新温习古籍,进一步思考了东晋著名道教学者葛洪(抱朴子)的《肘后备急方》中的这样一段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她由此想到,青蒿的有效成分可能需要在低温下提取,以前的提取温度太高,把有效成分破坏了。因此,她决定把提取的溶剂,从乙醇改成低沸点的乙醚。

这样一个改变,就带来了奇效!他们发现,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对老鼠和猴子的疟疾的抑制率,达到了100%

当时他们参加的全国性抗疟研究,代号叫做“523项目”。1972年3月8日,屠呦呦在523项目的会议上报告了这个结果,引起轰动。此后,经过多个研究单位十几年的合作奋斗,确定了有效成分及其化学结构,找到了大量制备青蒿素的方法,完成了临床研究,建立了质量标准,1986年通过了新药审批。

四位当时的研究人员曾美怡、李泽琳、李国桥、周钟鸣,2017年在“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认为的青蒿素历史》(百家争鸣丨我们认为的青蒿素历史,对青蒿素的研究历史以及各个单位的贡献,做了系统的总结,可以参考。正如他们所说:

“中药研究所在青蒿素的发现的初始过程中有过突出贡献,但是如果没有在523领导小组及其后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开发指导委员会组织全国大协作,是不可能单靠任何一个个人或单位能够取得以后如此迅速和辉煌的成就,青蒿素的发现和研发历史是当年在523领导小组和科研人员精心策划,环环相扣的科研接力赛的真实写照。”

五、问:既然青蒿素是这么多单位和这么多个人协作的成果,那么为什么诺贝尔奖只发给屠呦呦一个人?

答:因为从0到1是最重要的突破,比从1到100重要得多

外行看那么多单位和个人长达十几年的协作,可能会被大量的术语和人名绕得晕头转向,然后产生一个印象:每个研究者都很重要,无法判断谁的贡献更重要。但这个印象是错误的!

实际上,现代科学界很少见到单独一个人完成的工作(数学除外)。你如果去翻一下科学期刊,就会发现绝大多数论文都不止一个作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论文的平均作者数还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青蒿素从发现到应用,是一个牵涉很多专业领域的浩大工程,显然不可能是一个人、一个机构就足以完成的,必定是很多机构合作的成果。在看到《我们认为的青蒿素历史》列出的详细清单之前,单纯根据常理,我就能够估计到这一点。

然而,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建立在一个认识的基础上:存在一种抗疟的特效药。如果没有屠呦呦向大家展示这一点,后面所有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我们需要注意,抗疟特效药是否存在,绝不是一个事先就可以确定的问题。在逻辑上,它完全可以不存在。好比你现在问,是否存在抗癌症的特效药、抗艾滋病的特效药、抗阿尔兹海默症的特效药?没有人知道答案,很可能是不存在。

正如有些读者指出的:“没有个人的突破,集体就在做无用功,抗疟药物研发竞赛中美国的集体就干了这个事情。”事实上,在同一时期,美国曾以陆军研究院为中心,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筛选了30多万个化合物,但一无所获。

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陪同屠呦呦到斯德哥尔摩领了奖,他认为:“虽然青蒿素是特殊时期团队协作的结果,但屠呦呦的贡献是非常关键的发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强调集体,忽视了对科学家首创贡献的认可。”

科研跟小学生做数学题不一样,小学的数学题是肯定有答案的,而科研的题目很可能压根就没有答案。在这样的一片混沌当中,指出答案的存在性,就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进步。在已知答案存在之后,一步步逼近它,把它清晰地描绘出来,当然也很好,也很重要,也需要很多创造性,也很值得尊敬,但无论如何,重要性不能跟发现答案的存在性相提并论。

再次强调一下,从0到1是最重要的突破,比从1到100重要得多。科研是一个极其需要个人发挥创造力的领域,任何的科学创新,最初都必然来自个人的灵光闪现。这是科研的基本规律。

如果不尊重这个规律,企图以集体的名义淹没个人的贡献,抹杀创造性高低的差别,结果只能是制造一种不尊重创新的氛围,让最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寒心,甚至离开这个国家。这对我国科研事业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我们现在是求贤若渴,全世界寻求人才,怎么能在基本问题上,开历史的倒车!

许多读者把青蒿素项目比作载人航天,把屠呦呦比作杨利伟。这固然是一种善意的比喻,但还不是十分恰当。载人航天是一个工程项目,在中国之前美国、苏联都成功了很多次,所以我们早就知道这个目标是一定可以实现的。知道它可以实现,跟不知道相比,难度就降低了很多,不可以道里计。

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制造原子弹,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不知道原子弹能不能制造出来。因为这是一个大自然不存在的东西,没有任何人能事先保证它一定可以开发出来。同样的道理,可控核聚变也是一个大自然不存在的东西,没有任何人能事先保证它一定可以开发出来。这正是为什么可控核聚变这么困难,人类扑了大量的资源上去,却仍然“永远需要五十年”。

在已知美国造出了原子弹之后,苏联、中国、英国、法国制造原子弹,就容易多了。实际上,原子弹最大的秘密,就是一句话:“原子弹可以被制造出来。”既不是发生爆炸的临界质量,也不是核原料的提纯方法,而是这句话。只要知道这一句话,你就已经获得了最关键的信息。因为只要知道这一点,你就有了必胜的信心,知道肯定存在可行的技术路线,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把这个技术路线找出来。事实上,人们能够想到的技术路线并没有很多种。单单通过分析公开资料,做做排除法,可能就足以把技术路线猜个八九不离十。

我们的宣传经常说,其他国家造出原子弹用了多少年,我们只用了多少年,其他国家从原子弹到氢弹用了多少年,我们只用了多少年。时间比别人缩短了,当然很好。但是这个比较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为第一个探路的难度远远大于后面跟着走的。可以理解这样的宣传是为了鼓劲打气,但这样的宣传多了,也容易误导读者,让许多人以为国家之间比拼的,就是谁用最短的时间达到某个目标。错了!更有价值的是,谁首先达到某个目标。花的时间长短、金钱多少,都是第二位的问题。

当然,这绝不是说邓稼先等两弹一星元勋的工作没有意义。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客观条件限制下发挥了高度的创造性,我非常崇敬他们的丰功伟绩。两弹一星能造出来这一点全世界都知道,但绝大部分国家还是造不了。这个难度已经大为降低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还是太难,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像邓稼先这样的人才。

这里只是说,两弹一星的价值主要是在国家安全的战略利益方面,而不是在科研方面。如果一个外星文明发现了地球,他们会问,哪个国家花了多少时间造出核武器吗?恐怕不会,他们更可能问的是:哪个国家第一个造出核武器?甚至连这个问题他们也不见得关心,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地球人有没有造出核武器?

我在一篇文章《科技研发需要“富人思维”》(科技研发需要“富人思维”|袁岚峰中强调:我们必须转换思维方式,更多地要以花别人2 倍的钱办别人1.5 倍的事自豪,而不是以花别人10% 的钱办别人20% 的事自豪。

追赶的难度跟原创有本质区别。科技最重要的发展模式,是首先做出某个没有先例的成果,也就是原创。如果老等着别人原创之后你再跟上去,那你永远都做不到领先。我们需要形成一个尊重原创、鼓励原创的文化氛围,为此需要打破一些传统的宣传模式、思维定势。中国既然要作一个创新型国家,就应该让民众明白这些道理。

2017年6月,“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发表了曾美怡的文章《青蒿素历史争鸣:低温提取是创新吗?》(青蒿素历史争鸣:低温提取是创新吗?)。里面指出,屠呦呦1972年3月8日在南京的汇报会上说的是:“从本草及民间‘绞汁’服用中得到启发,使我们考虑到有效成分可能在亲脂部分,于是改用乙醚提取。”这样看来,屠呦呦改用乙醚的出发点是亲脂,而不是低温,以后她才改口说是为了低温。后来的研究发现,青蒿素无需低温提取,乙醚更不是必须的溶剂,也不适用于工业化生产。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史记载,对此我们感谢作者。不过,作者认为: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1972年3月,屠呦呦得到的并非有效成分,而是有效乙醚中性提取物,是含有多种未知成分的混合物,需要进一步从中分离出有效成分;其次,乙醇和乙醚都是分离提取天然化学成分常用的溶剂,只是乙醚的亲脂性更强,沸点较低,经过酸、碱处理也是一种常规提取流程,绝不是什么新发现,1972年报告中的说法是可信的;其三,当时对中药青蒿的有效成分一无所知,所谓对热稳定或不稳定只是一种猜测,更无从谈到‘创新’与否。”

有趣的是,此文下面点赞最多的两条读者评论是:

乔曼

问题是,她当时采用乙醚低温提取获得成功了,这是最根本的!!后期的研究越来越透彻,认识越来越清晰,都是锦上添花,第一个获得突破的人,不管认识多么不完美,不管发现多么有偶然性,都值得大书特书。君不见物理学获得诺贝尔奖的德布罗意,一个看似无厘头的物质波奠定了一生的成就,大大超越了自身开始研究时的认知范围。比较反对本文这种事后诸葛的做法。屠呦呦过奖不过是个代表,她也没有否认中国科学家集体的功劳。

Enjolras

文章自相矛盾。即使现在证明低温提取不是必须的,但正是因为低温提取法的出现,才使得对青蒿素的研究可以更加广泛而深入,纵使屠的论述有不当之处,也不必站在今日之成果上‘过河拆桥’吧?低温提取当然算不上伟大的发现,更遑论科学真理,但承认它是一次创新、一次突破有这么难吗?”

看来许多读者也了解科研的规律了,可喜可贺。

我还想在这里多评论几句。屠呦呦最重要的贡献,是找到了一种抗疟效率100%的样品。至于她的初始灵感来自哪里,是亲脂还是低温,还是别的什么,其实是个次要的问题。凯库勒在睡梦中想到苯的环状结构,被传为美谈。即使屠呦呦的想法也是在梦中产生的,即使讲不出任何道理,只要她的结果有用,就足够了。这就是创新,而且是最高等级的创新。如果她得不到抗疟的样品,那么即使理论再正确,方法再无可挑剔,又有什么用?

科学上论创新,是以结果论英雄,而不是以动机论英雄。在这方面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此人是个极其非典型的诺贝尔奖获得者,1959年生,1983年获得东北大学学士学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学士就是他的最高学历,不是博士,连硕士都不是。他在大学毕业后,没有读研究生,也没有进科研单位,而是到京都市岛津制作所当了工程师。

在一次实验中,田中耕一发现样品出了错,但又舍不得扔掉,于是拿到实验装置中去,不料竟然探测到了以前怎么都找不到的信号。在此基础上,他发展出了用质谱探测生物大分子的方法。但他并没有凭这项成果立刻出名,在诺贝尔奖之前,他在学术界获得的唯一荣誉是1989年日本质谱协会的一个研究奖。他只在一些不很重要的会议和杂志上,发表过屈指可数的几篇论文。2002年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时,日本文部省一片混乱,因为在资料名单中找不到田中耕一的名字,教授们在记者面前也答不出田中耕一是何许人也。

总而言之,此人就是个奇葩啊!几乎违反了所有的常规。可是诺贝尔奖委员会并没有因为他没有博士学位就不给他,也没有因为他的基础知识不扎实而不给他,也没有因为他未曾提出一套系统的理论而不给他,也没有因为他的职位很低而不给他,也没有因为他在学术界几乎没人认识而不给他,还没有因为他的发现是捡来的而不给他,更没有因为他的论文很少而不给他,仅仅因为他为后来成功的方法最早提出思路,就给了他奖。

科学界的评价标准,就是这样。

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是医学界的另一个大奖,2011年授予了屠呦呦,当时就有许多人把这看作诺贝尔奖的风向标。据说拉斯克奖的评奖委员会向每一位宣称自己对青蒿素有重大贡献的人,都问了一个问题:除了你之外,你认为还有谁应该得奖?结果每个人都提到了屠呦呦。这说明,即使是“多士争功”,大家还是有基本的学术判断的。

屠呦呦团队在做出初始的关键发现后,又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她在诺贝尔奖演讲中提到:

“七十年代中国的科研条件比较差,为供应足够的青蒿有效部位用于临床,我们曾用水缸作为提取容器。由于缺乏通风设备,又接触大量有机溶剂,导致一些科研人员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为了尽快上临床,在动物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上,我和科研团队成员自身服用有效部位提取物,以确保临床病人的安全。”

对这种伟大的牺牲精神,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在《我们认为的青蒿素历史》(百家争鸣丨我们认为的青蒿素历史)一文中,提到“1974年以来屠呦呦经常病休”。现在,你知道她为什么病休了吧?

不过,即使她在发现抗疟效率100%的样品后就退出了这项研究,所有的后续工作都是别人做的,诺贝尔奖也应该属于她。事实上有些杰出的科学家就喜欢这样,在一个很少人关注的领域做出开创性的成果,等到许多人跟着进来了,他就退出了,到另一个领域去开荒。

如果把科研贡献理解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搞成苦劳的比较,“谁敢比我惨”,那就被带偏了。

好比《三国演义》里的刘备集团,在有诸葛亮之前大家也很努力,但屡战屡败,在诸葛亮出山之后,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需要明确地指出,功劳比苦劳的重要性高一个层次!

同时也需要强调,从1到100也是重要的科研工作,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许多子领域的从0到1。我们对于参与青蒿素研发的所有机构、所有科学家都充满敬意,他们都分享了所有奖项的荣光。正如屠呦呦在诺贝尔奖演讲中一开始就说的:

“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

她在后面又说到:

“今天,我再次衷心感谢当年从事523抗疟研究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体成员,铭记他们在青蒿素研究、发现与应用中的积极投入与突出贡献。感谢全国523项目单位的通力协作,包括山东省中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广州中医药大学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我衷心祝贺协作单位同行们所取得的多方面成果,以及对疟疾患者的热诚服务。对于全国523办公室在组织抗疟项目中的不懈努力,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没有大家无私合作的团队精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将青蒿素贡献给世界。”

这是科学界的共识,堂堂正正的正论。

六、问:屠呦呦为什么不是院士?

答:虽然有各种具体原因,不过这显然说明,我们的院士评选制度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

这也反映出,我国长期没有认识到青蒿素是一项诺贝尔奖级别的成就。准确判断科研成果的重要性,是一种基础性、战略性的国家能力,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前由于我国整体上比较落后,所以评估的准确度也有限,不时地出现高估或低估的现象,甚至闹出国际笑话。随着我们在世界上达到前列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多,专业水平越来越高,评估的能力会逐渐增强。

七、问:青蒿素跟中医究竟是什么关系?

答:屠呦呦的灵感来源,是葛洪记载的药方。因此,正如她的诺贝尔奖演讲标题所说,青蒿素是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有些人认为,青蒿素跟中医毫无关系,因为屠呦呦的提取、检测以及后续的一系列处理,都是现代科学的方法。这种观点,实在太强词夺理。难道只有全盘照用传统中医的方法,才算跟中医有关系?用到中医的材料,就不是关系?这就像那个“没有真正的苏格兰人”的逻辑谬误一样,通过把判断标准推向极端来保持口头的逻辑一致性,是很可笑的。

又有一些人认为,青蒿素证明了中医是一门科学,对此我也不能同意。我完全同意中医可以是有疗效的(部分中医,不是全部),但是阴阳五行的基础理论,至少目前,是没法和已知的科学体系兼容的。不科学并不意味着必然没有疗效,只不过我们要认清它不是科学。

因此,诺贝尔奖委员会成员、发言人汉斯·弗斯伯格的下述表态十分正确: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不是把本届诺奖颁给了传统医学。我们是把奖项颁给被传统医学启发而创造出新药的研究者,今天我们能够将这种新药推广到全世界。这是本届奖项的意义。因此你可以说受到了传统医学‘启发’,但这个奖项并不是给传统医学的。”

在我看来,可以把中医理解为一种“唯象理论”,或者称为“前科学”、“潜科学”。唯象理论的意思是,对实验事实做现象性的描述,没有原理性的解释。在科学史上,唯象理论屡见不鲜,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经阶段。例如爱因斯坦的自发辐射与受激辐射理论、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在提出之初都只是现象,没有原因,后来分别得到了量子电动力学和牛顿运动定律的定量解释。对于唯象理论,一方面不应该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应该继续寻求深层次的解释,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因为其唯象就否定其价值,将其一概抹杀。

我对医学是外行,以上浅见还望就教于高明。著名医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韩启德院士有一个演讲《医学是什么》(韩启德:医学是什么(讲座全文实录)),里面对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发展历史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有深入的论述,可供参考。

中医现代化有多个可能的层次。青蒿素的例子,属于最浅也最容易接受的层次,即从中药中寻找有效成分。这是所有人都不会反对的。最近屠呦呦再次刷屏,发现青蒿素对红斑狼疮的治疗作用,也是这个层次的成果。

较深的层次,例如对经络、穴位的解释,我知道不少研究者做出了努力,提出了多种理论。这些都很有趣,不过这些努力能否取得公认的成果,现在还不明朗。至于最深的层次,即中医基础理论的现代化,能否成功就更不清楚了。无论如何,我支持这方面的研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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