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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背后的历史:茹越口

原标题:地名背后的历史:茹越口

地名背后的历史:茹越口

宋旭

茹越口为雁门十八隘口之一,是穿越恒山南北,沟通忻州盆地和大同盆地的交通要道之一。其北面为应县,南通繁峙。峪口左侧山高1436米,右侧山高1317米。主峪从茹越口到果坪村,长约10公里,直达海拔2111米的铁甲岭。《郡志》载:“五代唐末(905年)修茹越口,开左右道路。”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之后,日军由河北入侵山西。9月下旬,日军统帅部命板垣征四郎率第5师及察哈尔派遣兵团主力进攻山西内长城防线,企图向太原发展进攻。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部署太原会战,指挥所部退守内长城的平型关、雁门关、神池一线。

1937年9月,第34军69师第203旅(旅长梁鉴堂)奉命由临汾调往茹越口驻防。9月27日,日军铃木旅团一部2000余人,附重炮30余门,猛攻茹越口我军阵地。工事一半被炮火轰毁,防线几至动摇,旅长梁鉴堂亲赴最前沿阵地督战,振奋官兵士气,与日军展开激战,所部伤亡过半。29日下午,因粮弹尽绝,茹越口阵地被日军突破,梁鉴堂将军率余部与日军白刃战,壮烈牺牲。

是役,为中国军民“长城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那时起,茹越口,被作为中华民族的永久记忆,载入了历史。

“茹越口战役”,使作为恒山山脉重要峪口的“茹越口”名播中外。至于“茹越口”因何而名“茹越”,长期以来为学界所忽视。

“茹越”二字,以汉语解之,实难解通。但作为一个地名,绝对不会随意而为之,必有其来历。破解“茹越”之意,必须进入历史深处,从“茹越口”的起置年代以及当时的民族和社会背景入手,考察其真实涵义。

《云中郡志》、《应州续志》等诸多史籍都将“茹越口”的始置年代引向唐末。《郡志》载:“五代唐末(905年)修茹越口,开左右道路。”《续志》载:“五代唐末,帝诏应州修茹越口”。

905年,也就是唐哀帝天祐二年。这一年,是大唐帝国最混乱的数年之一。在此之前的天复元年(901年),朱温率军进入关中,控制了唐王朝的中央政权。天祐元年(904年),朱温用武力把唐昭宗逼迁洛阳,不久将他杀死。立昭宗儿子李柷为帝,即唐哀帝。905年,朱温急于称帝,杀昭宗诸子、朝士、皇太后。两年后,即天祐四年(907年),朱温通过禅让的形式夺取了唐哀帝的帝位,代唐称帝,建国号梁,改年号为开平,史称“后梁”。

而这一时期的晋北,则是沙陀部的天下。

沙陀本名处月,为西突厥之别部,薛宗正认为其可能为突厥化的月氏人部落;其首领本姓朱邪,即出自“处月”。沙陀迫于吐蕃的压力东迁,后来的沙陀人主要有三个部落,称为“沙陀三部”:沙陀、安庆、索葛,其中安庆、索葛都出自中亚九姓胡地区,“索葛”的名称更是直接与“索格底亚纳”/“粟特”有关;安庆、索葛部主要由六胡州地区的九姓胡人组成,而沙陀本部则由东迁的处月部组成。在五代时期,我们看到有不少九姓胡的姓氏,如康、安、米、何、史、石等,这正是沙陀人中有大量九姓胡的表现,这一现象似乎也能佐证沙陀与月氏的关系——九姓胡也与月氏有紧密的联系。五代中,除后梁是由原黄巢叛将朱温建立外,其余四代的建立都与沙陀有关,其中后唐和后汉的统治者更是地道的沙陀人。史载后唐的奠基者晋王李克用手下有十三太保,实则为十三位义子(案养义子之风从唐初一直流行至宋初,其实本为突厥等胡人之风俗),其中最骁勇者为李存孝,本名则为安敬思,原先正是六胡州的九姓胡,其余如康君立、安重荣、石敬瑭、史建瑭等,都为昭武九姓胡人;而李克用有绰号名“碧眼胡”,则可证明其仍保留着若干印欧人的体质特征。

关于“沙陀”得名的由来,《新唐书·沙陀传》云:“处月居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云。”元代耶律铸的《涿邪山诗》注云:“涿邪山者,其山在涿邪中也。涿邪后声转为朱邪,又声转为处月。处月部居金娑山之阳,皆沙漠碛卤地也,…即今华夏犹呼沙漠为沙陀,突厥诸部遗俗至今亦呼其碛卤为朱邪,又声转为处月,今又语讹声转而为川阙。”

沙陀部从天山以北一带东迁至大同盆地,进而占据整个河东并建立后唐,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唐朝在征讨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过程中,于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羁縻州。武周长安二年(702年),处月酋长沙陀金山因从征铁勒有功,被授予金满州都督。后因吐蕃所逼,金山之子辅国率部徙于北庭。安史之乱后,北庭与内地隔绝,该地沙陀取道回纥来长安者备受回纥暴敛之苦。789——790年,沙陀七千帐附吐蕃,共陷北庭。后吐蕃迁沙陀于甘州(今甘肃张掖),以辅国孙朱邪尽忠为统军大论。吐蕃攻扰唐边,常以沙陀为前锋。及9世纪上半期回鹘取凉州(今甘肃武威),吐蕃疑沙陀与回鹘相勾结,拟再迁其部于黄河以西。朱邪尽忠和长子朱邪执宜乃于808年率部众三万落投归唐朝,途中尽忠为吐蕃追兵所杀,执宜率残部到灵州(今宁夏吴忠东北)塞。唐朝将沙陀部安置在盐州(今陕西定边),设阴山都督府,以执宜为兵马使,流散各处的沙陀相继还部,势力增强。

其后,唐朝以沙陀邻近吐蕃,虑其反复,又以其部众多,将使边境粮食价涨,故当灵盐节度使范希朝迁河东节度时,诏沙陀举军从徙河东。范希朝选其骁勇一千二百骑,号为“沙陀军”,其余安置在定襄川(今山西牧马河一带);执宜部则居神武川的黄花堆(今山西山阴东北),更号“阴山北沙陀”。唐懿宗时,执宜子赤心率骑兵助唐镇压庞勋起义,被授予大同军节度使,赐姓李,名国昌,后又因助唐抵御回鹘而迁为鄜延、振武节度使,然为吐谷浑所袭,退保神武川。876年其子李克用袭据云州(今山西大同)。唐朝用代北吐谷浑酋长赫连铎等及幽州节度使李可举屡击李国昌父子。880年,国昌父子败后逃入鞑靼部。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后,唐朝招李克用率沙陀、鞑靼军入援。883年,李克用率军击败起义军于梁田陂,黄巢退出长安,唐擢克用为河东节度使。

神武川,即现在桑干河沿岸山阴、应县、怀仁、浑源一带的川地。公元9——10世纪的神武川,正是沙陀部聚落主体所在的大本营。

回头再看“茹越”二字。“茹”,今音读“ru”,《广韵》(唐宋时期官话发音)读:“ȵʑiɔ”。“越”,今音读“yue”,《广韵》读:“hvat”。其音与“处月”二字的《广韵》音(“tɕʰiɔ”、“hvat”)惊人地相似。尤其是“越”与“月”均为入声韵,且韵尾相同。这与唐代译名入声韵尾极其严格讲究有着极大的关系。

从音韵学角度讲,唐末五代时期的“茹越”,就是“处月”。根据前引元代耶律铸《涿邪山诗》注“涿邪山者,其山在涿邪中也。涿邪后声转为朱邪,又声转为处月。处月部居金娑山之阳,皆沙漠碛卤地也,……即今华夏犹呼沙漠为沙陀,突厥诸部遗俗至今亦呼其碛卤为朱邪,又声转为处月,今又语讹声转而为川阙”可知,“处月”为突厥语“沙碛”之意,“沙陀”为其汉语意译。其后,“处月/沙陀”均转为族号。

游牧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以族名为部族的姓氏,以族名命名部族主体所居地。所以,早期的部族名号大都转化为部族的姓氏和地名。如“贺兰山”、“岢岚”均缘于匈奴贺兰(贺赖)部,至于“贺兰”与“岢岚”之别,仅为东部方言与西部方言发音差异而已。

“茹越口”,最有可能就是以“处月/沙陀”部族名号命名的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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