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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述”之二:《梦里依稀慈母泪》

原标题:“我的自述”之二:《梦里依稀慈母泪》

序言

昨天晚上,我梦见我的母亲。那是年轻时,我陪着一个阿姨给人家送孩子。到了目的地,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孩子的爸爸妈妈。天色已晚,我怕在家的母亲着急,想给母亲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可我却忘记随身携带手机了,心急如焚。一下子就急醒了。

我并不相信真有“托梦”的现象。也许是我冥冥中觉得母亲的忌日快到了。

我母亲是1996年3月8日去世。离开我们二十一年了。特此重发此文,以示纪念。 此文是2005年发表在《少年儿童研究》(北京)杂志第五期。发表时,编辑部没征求我的同意,擅自将我的标题改为《母亲用坚强造就了我》。可我认为,还是认为我原来的这个标题更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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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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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回忆录 成长经历

分类: 我的自述

《梦里依稀慈母泪》

(北京。《少年儿童研究》2005年第五期)

一九九六年农历二月初一,母亲因病在老家县城妹妹家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母亲去世之后,有几千人前来吊唁。我守灵三天三夜,磕了无数个头致谢。

我们村赵家庄是个上千户的大村庄。据我小学的同学说,送葬那天,整个村子的男女老少几乎全都从家里出来,肃立在大街两旁默默地为母亲送行。那感人的场面,是我们这个村庄前所未有过的。人们都纷纷感慨地说: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什么艰难困苦都难不倒她。瞧人家,家里那么困难,几个子女个个都成了器。”

“守寡五十一年后,才与不幸早逝的丈夫又走到了一起。真够难为她的了。”

人们之所以崇敬、怀念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劳动妇女,是因为母亲有着特殊的人生经历。

我作为长子,六十年前,我刚刚4岁的时候,就由舅舅抱着我,穿着孝袍,打着灵幡,送走了我过早去世的父亲。当时,看到那么多人痛哭流涕,我害怕极了,拼命地哭泣着要找我娘,娘扶在爹的灵车边悲痛欲绝。

一九九六年,我年近花甲,又由亲属搀扶着我,打着灵幡把母亲送到已故父亲的身边,使二老入土为安。这之间,整整过了半个世纪。

五十年来,母亲孤身一人,经过千辛万苦,把我们兄弟三人抚养长大,培养成人。我们是看着母亲辛劳、刚强的背影长大的,也是学着母亲的样子做人做事的。

〈母亲临终前掉泪〉

母亲病重期间,我一直守护在她的床头。我清晰地记得,不管多么痛苦,母亲从未掉过一滴眼泪,非常坚强。

可就在弥留之际,她躺在病床上,却默默地流下了两行眼泪。我边为母亲擦拭眼泪边急忙关切地问母亲怎么啦?哪里不舒服?母亲轻轻地摇了摇头。她竭尽全力,喘着气息,用十分微弱的声音,喃喃地对守在身旁的我说:

“儿子啊,这一辈子,咱们村里的女人,就数娘最苦、最累、最难,唉……”

母亲再也没有气力说下去了。我听了,难过极了,情不不禁地涌出了眼泪。的确,母亲这一生,饱尝人间艰辛,经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痛苦,克服了常人难以克服的艰难困苦。这一切,都是我亲眼目睹,亲身经历。我边擦眼泪,边安慰母亲说:

“娘,您别难过。咱们村的妇女是数您最苦最累最难,这谁都知道,我们做儿女的更清楚。但在咱们村的所有妇女中,您的功劳也最大。您一个人吃苦受累遭磨难,把我们弟兄三个抚养长大成人,还培养出了咱们村唯一的大学教授,谁不羡慕您,谁不佩服您。我们弟兄们,永远忘不了您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母亲听我说完,脸上隐隐流露出一丝心满意足的神情,安详地闭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母亲去世以后的这十年里,夜里我常常做梦,隐隐约约梦见母亲临终前默默流泪的情景和喃喃的话语。

母亲弥留之际的遗言,时时萦绕在我的耳边,总也挥之不去……

〈父亲英年早逝〉

一九四一年阴历十月初三,那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出生在冀中平原潴龙河边的一个村庄。当年,我爷爷年近五十岁时参加了八路军。他人老心不老,老当益壮,奋战沙场,是名符其实的“老八路”。

伯父也在家乡参加了八路军,他是个血性汉子,不怕牺牲,同日本鬼子浴血搏斗,身上留下了几十处伤疤。后来组织上把他转移到了革命胜地延安,伤愈后留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又被派遣到了东北沈阳,在一个部队医院任院长,抗美援朝战争年代专门收治从朝鲜前线下来的伤员。

父亲赵汉元则是我们家乡区武工队的队长。他年轻气盛,性格刚烈,疾恶如仇,英勇顽强,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父亲有勇有谋,智勇双全,在我们家乡一带有极高的威望,带领乡亲们与日本鬼子斗志斗勇,打得鬼子晕头转向,惶惶不可终日,成为我们家乡远近闻名的风云人物。

著名的军旅作家李克(是我的老乡)和李微含撰写的抗战小说《地道战》一书,写的就是我的出生地——河北省蠡县赵家庄村军民,当年英勇抗战的故事。

当时斗争环境十分残酷,日本鬼子三番五次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父亲毫不畏惧,他置生死于不顾,坚持与敌人巧妙周旋,寻机狠狠地打击日本鬼子。他来无影去无踪,长途跋涉,南征北战,风餐露宿,又长年累月生活在阴湿的地道里,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于一九四五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日,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不幸在北京逝世。那年父亲只有二十七岁。

还没有来得及体验胜利的喜悦,分享胜利的果实,父亲就离我们而去。

父亲人不在了,但他传奇般的英雄形象,一直活在我的心里;有关他神出鬼没的神奇传说,广泛传颂,远近风闻,也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

长大后我想,虽然我再也没有机会成为父亲那样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但我深知,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父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要倍加珍惜。我要成为像父亲那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社会有用的人。

〈母亲辛劳的身影〉

父亲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扼腕叹惜;父亲过早地离去,也把生活的艰难留给了年轻的母亲,母亲悲痛至极。我当时四岁,妹妹只有两岁,弟弟刚刚出生,母亲擦干眼泪,就勇敢地承担起了抚养我们三个孩子的重任。那年,母亲二十六岁。

小时候,我们几个孩子从来没有看到过母亲流泪;却听奶奶说,母亲经常背着我们默默地流泪,她只是不愿意让我们几个孩子看到,怕我们伤心。

母亲含辛茹苦,忍辱负重,辛勤劳作,苦苦支撑,独自一人挑起了我们孤儿寡母一家四口生活的重担。她以超人的毅力,克服了重重艰难困苦,把我们弟兄三个抚养长大成人,乡亲邻里由衷地钦佩和赞叹。我们永远感激我的母亲。

父亲逝世以后,刚刚二十多岁的母亲就守了寡。平时,母亲很少跟我们几个孩子说什么,我们看到的总是母亲默默地辛勤劳作、四处奔忙的身影。我们三个小孩子,母亲的什么忙也帮不了,家里家外的一切事全靠母亲一个人张罗,里里外外,母亲都是一把手。

从我记事那天起,几十年如一日,她一天到晚忙碌,做完了地里的活儿,做家里的活儿,从不知疲倦,从不知停歇。不论是女人的活儿,还是男人的活儿,什么拉犁、锄地、浇园、担柴、赶车、送粪……她都会干,都能干,干什么像什么,跟男人没什么两样。春种、夏管、秋收、冬藏,全都是她一个人承担,她从不喊累叫苦。母亲心里似乎憋着—股劲:一定不能让这个家庭失散。

在母亲的影响下,也是由于生活所迫,我们几个孩子早早地都学会了干活儿。常言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七八岁时,一般孩子还在母亲怀里撒娇呢,我就学会了赶大车,独自赶车拉柴、送粪;十二岁就一个人背着犁、牵着牛到村北去耕地。上中学以前,我差不多就学会了所有的农活儿,成为我们家独当一面的壮劳力。

〈做人不要太张扬〉

家里虽然很贫穷,但母亲特别支持我们几个孩子上学读书。她认为只有多读书,才能有出息,才能做大事。尽管她负担很重,活儿很多,也很劳累,但从不让我们耽误上学帮她干活儿。

一九四九年,我八岁时上小学,在班里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不记得是为什么,有一次,我踏上课桌奔跑,一不小心,把一个女同学的钢笔给踩坏了。母亲知道后,把我痛打了一顿,一再叮嘱我说:

“做人不要太张扬,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要厚道,要本分。不要惹是生非。”

我一点儿也不忌恨母亲。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真是不懂事。母亲每天都忙得不得了,愁得不得了,我帮不了忙,解不了愁,还惹是生非,给她添麻烦,难道不该打吗?也是由那次挨打,我记住了应当怎么做人。直至今天,那次“挨打”还觉得有点儿温馨。我真希望我要是犯了什么错,母亲再打我一次。可现在这愿望永远无法实现了。

小时候,我身材瘦小,也比较怯懦,从不跟人打架。有一次,几个孩子知道我上无兄长,便找茬欺负我,无缘无故打了我一顿。奶奶知道了,她觉得我们兄弟三个没有父亲,本来就够可怜的了,还欺负她的孙子,非要找几个欺负我的孩子的家长,当面说搭说搭。母亲劝奶奶说:

“算了吧。小孩子还有不打架的?打几下算不了什么。”然后,又叮嘱我们兄弟三人说:“别人欺负你们,你们就躲着点儿。别给我惹事。”

母亲不识字,无法辅导我们的功课,全靠自己学。在班里,我的年龄虽然最小,但我的功课却门儿门儿都很好。我并不太聪明,但确实很知道用功,也比较规矩。

记得我们小时候,爷爷就说过这样的话:“大孙子体格弱,可念书用功,聪明,将来能做文官;二孙子胆子大,体格棒,将来能做武官。”事情的发展,应验了爷爷的预言:长大后我在北京上了大学,弟弟在北京当了兵。

至于说到我当初发奋读书的动力,并不是要为“红旗插遍全世界”,我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而只是为了改变家庭的处境和命运,将来有一天能让母亲不再吃苦受累遭磨难。就这么单纯。

〈人穷志不能短〉

小学毕业后,该考中学了。我当时自我感觉很好,不想报考本县的普通中学。我舍近求远,第一次走出我们县,报考了河北省立安国中学,那是一所省重点中学。那年,我们一起前去报考的几十个同学中,只有我一个人被录取;而且,成绩特别好。

这本来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和自豪的事,可母亲却流泪了:“学费怎么办?”因为要住校,娘发愁的是学费。

我想安慰母亲。我说:“娘,我会努力学习的。我不乱花钱。我放假帮您干活儿。”

从我们蠡县到安国县,中间隔着一个博野县,学校离我们家七八十里地。整个上中学的五年间,我从未乘坐过一次长途汽车,来回都是步行。别的同学都是每周回家一次,只有我一个人是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每次回家,因为要背着行李长途跋涉,别的同学都有爸爸或兄长到半路去迎接;而我,虽然年龄最小,身体又最瘦弱单薄,但没有兄长,只有年逾古稀的爷爷拄着拐杖,站在村口来迎接我。当老远看到爷爷迎接我的身影时,我不禁流下了热泪。我哽咽着,搀扶着爷爷说:

“爷爷,您这么大年纪了,以后别再接我。我不累。”

事已过了五十多年,当年年迈的爷爷手扶拐杖站在村口迎接我的情景,就像一幅线条清晰的油画,一直定格在我的眼前,时至今日仍记忆忧新,历历在目。

在学校里,别的同学穿的多是家长给买的新式衣服,惟有我一个人还穿的是母亲亲手缝制的土布衣服和鞋子,用现在时髦的一句话说,特别“另类”。虽有个别同学笑话我寒酸,土气,但我从不在乎。我永远记住母亲曾经这样谆谆教导我说:

“穷学生,不丢人。人穷,志不能短。”

我心想:“穿的我比别人差,但我的功课一定要比别人好!”

我心里这样想,学习特别努力。在中学,虽然班里还是我年龄最小,但功课在班里却总是拔尖。每次回家母亲还是这样嘱咐我:

“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就躲着点。别惹事。好好念书。书念好了,才会有用。”

初中毕业,面临着第一次选择:母亲希望我考中专或技校,为的是让我早点儿参加工作养家。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弟兄三人都上学,母亲太劳累太辛苦了。我是家里的长子,理应替母亲分担家庭生活的重担。可老师说我的功课很好,不考普通高中太可惜了。应当报考普通高中,准备考大学。其实,我内心深处何曾不想上大学?可我没有勇气说服母亲,心里非常矛盾。是学校老师主动写信说服动员,母亲才答应了。母亲说:

“那就豁出去了。听你们老师的,再苦几年吧。”

〈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

一九五八年,我初中毕业。正值“大跃进”年代,中学的学制也“跃进”,我就读的学校要招收两个二年制高中实验班。为了省一年的学费,我报考了本校的二年制高中实验班,没怎么费劲就考上了。

母亲收到通知书,这本来也是喜事,可她又掉下了眼泪。擦干眼泪,母亲说:

“既然上了这条路,就好好念书。娘就是拼死拼活,也要把你供出来。”

我家世世代代务农,祖祖辈辈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不知怎么的,中学时代,我特别喜欢读书写作。但在整个中学期间,我未曾买过一本课外书,因为没钱,买不起。我想读书,就到学校图书馆去借书读。借来的书,因为不属于自己,到期就要归还,阅读时特别用心,读后记得特别牢固。“买书不如借书。”对此,我深有体会。值到今天,事过五十多年,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时我读过的许多书目。

我喜欢写作文,喜欢上作文课,甚至把写作文当成一种享受。记得上初中和高中时,我的作文经常作为范文,由老师推荐给全班同学。当年,我还曾用古文仿照《白杨礼赞》写了一篇文章,受到语文老师的高度赞扬。

两年后,即一九六0年,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我本来想报考北京大学的新闻系或中文系,希望将来当个记者或作家。可最后,我还是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什么原因?图的就是师范院校“免交饭费”。

我们两年制高中与三年制高中毕业生一起参加高考。在所有考生中,我的年龄又是最小。考试结果,出乎人们意料,我自己也没想到,我的考试总分相当高,在学校三百名考生中出类拔萃。

特别是作文,那年高考作文题目是《在劳动中锻炼了我》,我的分数是94分,在保定地区的十二个县的上万名考生中名列第一,成为整个地区的作文“状元”。这件喜事,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亲自告知我的。时至今日,当年我作文的段落和内容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没有辜负老师和母亲的热切期望,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我进京上学那天,母亲搀扶着奶奶送我到村头,撒泪告别。

〈牺牲妹妹弟弟的前程〉

一个在我们村最贫困的家庭的孩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轰动了整个村庄,这更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特别是要到首都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上大学,应当令人欢天喜地。可我母亲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她又是愁学费问题。母亲悲喜交集,当着前来庆贺的乡亲们的面,她又掉眼泪了。

我安慰母亲说:“娘,您别难过。我不会乱花钱。我会好好读书的。”

到了大学,在班里还是我的年龄最小。我功课学得好,总是在班排在前几名。学校的图书馆非常大,藏书特别多,我如鱼得水,利用课余时间,读了许多专业书和专业以外的书,充分享受到了读书的甘甜,极大地充实了我的头脑。

当时,正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生活非常艰难。母亲为了保证我上大学,只能“丢卒保车”:让刚刚十六岁的弟弟到保定当了工人,自谋生路;让正在上高中的妹妹退学,回家务农,以保我这个“重点”。这虽说不是上策,我也坚决反对,但母亲觉得别无选择。为了我,牺牲了妹妹、弟弟的前程,几十年来,我一直为此深感内疚。

母亲为了给我挣钱攒学费,在农闲的时候,她一个女人家同村里的男人们一起,千里迢迢,到山西大同一带山区,倒卖我们当地出产的小土布。这在当时是“违法”的,不允许的,还得偷偷摸摸,白天都不敢卖,只得昼伏夜出。回家的途中,母亲顺路到北京看望我和我已到北京参军的弟弟。我们哥俩在北京见到母亲,自然十分高兴。

母亲回想起在山区卖小土布的情景,心有余悸地对我们哥俩说:“白天我们不敢走路,就是晚上也不敢走大路,只得走那崎岖的山路。那路又窄又难走,一边是山,一边是河,要是掉到山沟里,恐怕你们弟兄连娘的尸骨都找不到。”

说着,母亲又掉下了眼泪。

我哭着说:

“娘,这学我不上了。不上学,我能干活儿挣钱养家;没有娘,可让我们怎么活呀。”

我们兄弟都劝阻母亲,不要再去倒卖小土布了,太危险了。母亲说:

“这学,你还得接着上。我回家种田种菜,继续供你上学。也让你弟弟拿津贴补贴你一点儿。”

当时弟弟每月津贴只有五元钱,弟弟给我二三元钱,我一分钱都舍不得乱花,常常是一个月都不花一分钱。

我的大学就是这样上下来的。

〈孩子的路靠他们自己走〉

我们村当年是抗日战争的根据地。解放以后,村里常有一些省里或中央的大干部来,说是当年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我父亲并肩作战,出生入死,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据母亲说,抗日战争年月,我们家是“堡垒户”,是八路军干部的聚散地,有不少八路军干部在我们家养过伤。我的奶奶、母亲、姑姑给他们做饭、熬药、敷药,为了掩护他们,都曾被日本鬼子用枪托打过,还都留下了腰腿伤。我家的房子还曾被日本鬼子放火烧毁过好几次,至今还留有痕迹。

那些革命前辈,没有忘记曾用鲜血和生命掩护过他们的乡亲,特地到我们家看望奶奶和母亲,都十分诚恳地说:“抗日战争那会儿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你们。有什么困难就说话。”我奶奶和母亲总是说:“没困难。一切都好。谢谢你们关心。”

村里的人们都说,我的父亲要是活着的话,怎么也得是省部级的高级干部。那倒是。有人曾鼓动我母亲说,就凭你们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们,就凭孩子们的父亲与他们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还不让孩子去找找那些大干部,请他们照顾照顾,给孩子们在城里找个好工作什么的。这的确不成问题。

可母亲听了,却摇摇头说:

“那可不成。孩子们的路,还要靠他们自己走,我可不乐意让孩子们图虚荣,攀高枝,给人家添麻烦。”

几十年来,我们家的情况,父辈的战斗业绩,我从未公开透露过。我觉得,父辈的功劳和业绩,只是激励我们兄弟不断进取,警戒我们要言行谨慎,努力做个好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做有损于父辈业绩和声名的事。我们兄弟不愿意躺在父辈的功劳薄上,觉得那是没出息。我们不愿意靠父辈的功劳,捞取什么本不该属于我们的东西,一切都要靠自己。今天,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这些,我们兄弟三人都做到了。

苦尽甜来。一九六五年我大学毕业了,妹妹重新复学,弟弟参军了。从此,母亲再也不用为我们的学费发愁了,母亲又哭了。这次哭不再因为发愁,而是因为高兴,她如释重负。

这时候,我才惊讶地发现,四十多岁的母亲身体虽然很强壮,不知什么,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我心里明白,这都是为我们操心劳力累的,我不由地心里一阵阵酸楚。

母亲那双像男人一样粗糙的大手掌,支撑我们这个残缺的家整整半个世纪,没有分崩离散;母亲那双历尽沧桑的大手掌,也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她为养育我们这些儿女,所经受的磨难、付出的辛劳和不可磨灭的功绩。

〈开垦处女地〉

大学毕业中之后,我在北京师大附中工作了十五个年头。1980年重新回到大学以后,我特意选择了“家庭教育”这个无人问津的理论研究方向。

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从我自己成长的经历中,切身感到,家庭对子女来说,就像是物理学上的“磁场”。子女长期生活在其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会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和熏陶,不由自主地朝家长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我深深感到,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太重要了。不仅影响人的发展方向,也影响人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对一个人的人品、人格,可以说起着“型塑”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学校教育无法替代的。

那个时候,学术界还没有人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探索。尽管当时很多同事、朋友并不理解我的选择,开玩笑说我是“拿着青春赌明天”,领导也不支持,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它。

当时,我跟领导订了这样的“君子协定”:“五年内,我一定拿出在国内有影响的理论研究成果来;若做不到,我自动卷铺盖卷走人。”

这样,我就把自己放置在一个只能“背水一战”的境地。我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孤身一人,单枪匹马,一头就扎进教育理论界这块未曾开垦的“处女地”。

科学研究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特别是“家庭教育”这个崭新学科的研究,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一是没有人指导,二是没有经费,三是没有助手,四是没有现成的资料,五是学术界也不承认它是一个独立学科。

但我没有灰心丧气,没有退缩。“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我深信,我能成功,始终坚守我选择的阵地;直到今天,也从未后悔过,动摇过。因为凭我的直觉感到,中国的亿万个孩子需要家庭教育,中国的亿万个家长家长需要指导。

〈困难没能难住我〉

从一九八三年开始,我顶着巨大的压力,正式专门从事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到一九八七年,整整五年间,在“五无”的艰难条件下,我埋头苦干。我心想:要想不寂寞,首先要能忍得住寂寞。五年间,我不怕“坐冷板凳”,没有发表什么研究成果,不愿意为图一时的虚名而发表浅薄之见,只是默默地苦干。

没有助手帮我收集资料,那时也没有复印设备,我就亲自到图书馆收集、抄写,一坐就是一整天。我手抄的资料有近一尺多厚,达数百万字,我的手指上被磨出厚厚的茧子。我的“手抄资料”成为我教育学生艰苦奋斗的教具。

没有经费进行调查研究,我采取“工换工”的方式,取得学校或街道的支持。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我免费给学校或街道讲课,他们无尝帮我做调查。我的这种“穷棒子”的精神,感动了许多学校老师和街道干部,他们不要任何报酬,帮助我做了许多有价值的调查,取得了大量有分量的数据。这种精神,至今我仍引以为自豪。

一九八七年,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家庭教育学》写成了。但没有出版社给我出版。因为为当时在教育学术界,我还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信不过我:家庭教育还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版社都怕学术专著卖不出去会赔钱。

怎么办?学术专著我都写出来了,难道还会让出版问题给难住?不能。我对我的专著充满学术自信,书写出来不出版,谁能评判、认识它的学术价值?怎么能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不能让它烂在手里,石沉大海,一定要想方设法让它见天日。

我找到一家出版社说:“你们不是怕我的学术著作赔钱吗?这样吧:我先给你们写一本赚钱的科普读物,同时把我的专著《家庭教育学》给“搭”上出版,怎么样?”出版社终于答应了。

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就是像卖香烟的那样给“搭配”出版的。我始终相信,事在人为,生活中没有过不去的“槛”。

我的两本书同时一问世,就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获得相当高的社会评价;很快,我就在国内首次招收了家庭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成为中国第一位家庭教育硕士研究生导师,开拓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我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置于死地而后生”感觉。

从此,我便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一发不可收。二十多年来,我几乎年年有新书问世,至今有五十多部书出版,文章也有两千五百多篇见诸中外刊物。

一九九四年,我的《家庭教育学》修订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后经专家评审,被教育部正式指定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和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教材,从而确立了我在家庭教育学术领域里的地位。

〈许身家教 孜孜耕耘〉

“许身家教,孜孜耕耘”,这是我永远的座右铭。

从事家庭教育研究以来,二十多年里,我从未休过星期天和寒暑假,几乎天天都在为我钟爱的家庭教育事业奔波忙碌。但我从未觉得苦和累。

我已年逾花甲,但我人老心不老,反而觉得更有活力,也更成熟、稳健了,能分辨真假,判明是非。我还继续带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撰写文章,著述学术著作和科学普及读物;除此之外,我经常外出讲学,参加家庭教育的学术研讨会和各种社会活动,一直没有退出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和科学普及的第一线。

回想起来,母亲一生没少流眼泪。几十年来,母亲的眼泪,一直激励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在“家庭教育”这片土地上辛勤地耕耘,不懈地追求,一点儿也不敢怠慢。

尽管我的能力有限,但对事业的忠诚却是无限的。我喜欢我选择的事业,希望为振兴我国的家庭教育事业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以我的微薄之力回报社会;也希望用我帮助千家万户排忧解难的工作成绩,告慰我母亲的在天之灵:

母亲,您的眼泪没有白流,儿子没有辜负您的期望。

(北京。《少年儿童研究》2005年第五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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