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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吃货,越深情

原标题:越是吃货,越深情

2018068

“人生如梦,我投入的确是真情。”

情,这东西总得有安放之处。

当它面对人时,谓之爱情、亲情或友情;当面对自己的某种爱好时,可称为“癖”。晚明文学家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所以,无论何时,人都不应丧失用情的能力。

21 年前的今天,汪曾祺逝世。再读他的字与癖,便觉其深情如此。

汪曾祺的第一“癖”是美食,他不仅喜欢吃,还专门著书谈吃,不过他文字中的吃,不仅有生活,还有深刻的人生体验:

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因为一个大人物年轻时常爱吃而出名。这位大人物后来还去吃过,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文革中火宫殿的影壁上就出现了两行大字:“最高指示: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汪曾祺的画

汪曾祺走到哪里,便会吃到哪里,同时还会留下文字品评。在他的美食地图里,有内蒙古的手抓肉:

“手把肉”即白水煮切成大块的羊肉。一手“把”着一大块肉,用一柄蒙古刀自己割了吃。蒙古人用刀子割肉真有功夫。一块肉吃完了,骨头上连一根肉丝都不剩。有小孩子割剔得不净,妈妈就会说:“吃干净了,别像那干部似的!”干部吃肉,不像牧民细心,也可能不大会使刀子。牧民对奶、对肉都有一种近似宗教情绪似的敬重,正如汉族的农民对粮食一样,糟踏了,是罪过。

也有昆明的炒鸡蛋:

炒鸡蛋天下皆有。昆明的炒鸡蛋特泡。一掂翻面,两掂出锅,动锅不动铲。趁热上桌,鲜亮喷香,逗人食欲。

番茄炒鸡蛋,番茄炒至断生,仍有清香,不疲软,鸡蛋成大块,不发死。番茄与鸡蛋相杂,颜色仍分明,不像北方的西红柿炒鸡蛋,炒得“一塌糊涂”。

最让人惊叹的是,晚年的汪曾祺每每买到新鲜食材,会先挥毫一番,然后再将它们烹煮,用情之深尽然...

汪曾祺的画

他的另一个癖好当然是文字,在同一本散文集里,他既可以深情的与草木对话: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

也会痛快的飙一下脏话: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不过,这就是真实的汪曾祺,也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文字,始终透露出一种“不争”,即使经历了战争和各种运动,汪曾祺的身上也不曾留下丝毫痕迹

年轻时的汪曾祺

1937 年,日军占领江南,江北告急。这一年,汪曾祺 17 岁。

在勉强读完中学后,随父亲到一个村庄的小庵里(他后来将此庵写入小说《受戒》)避难半年。此时,除准备高考的书籍外,汪曾祺只带了两本书——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说得夸张一点,这两本书定了他的终身。

两年后,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但因为体育和英语不及格,本是 4 年的学制,他读了 5 年。但这并不是一个学渣逆袭的故事,大学期间的汪曾祺喜欢到处逛泡茶馆,虽在一些固定课程上“不用功”,但他晚上常常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有时一直读到天亮,然后回宿舍睡觉,第二天接着逃课...起初的几年,他几乎读遍了图书馆里的各种著作。

所以从“逃课”这件事上看,80 年前的大学生活与现在并无二样,但逃课的时候做了什么,这才是人与人之间有不同发展的根本原因。

汪曾祺与沈从文

大学期间,闻一多对汪曾祺甚是欣赏,常给他打最高分。一次,同学让汪曾祺代笔写了篇作文,闻一多读后很是高兴,称赞说:“你比汪曾祺写得还好。”此时的汪曾祺,心里暗暗高兴。

大二时,他遇到了恩师沈从文,老师开课 3 门,他一次课都没逃过。

作为沈从文的嫡传弟子,汪曾祺文风受他影响极大。青年时期,汪曾祺很喜欢抖机灵的写作方式,他曾写过一篇小说拿给老师看,文中主人公的对话十分精彩,格外精心设计过,但沈从文却批评说:“你这不是人在讲话,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

就是这次批评点拨,使汪曾祺豁然开朗,悟到了写作的真谛,他后来对自己的文学语言总结到:

“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这也正是汪曾祺的文字朴实却不乏锋利,温情却不矫情的原因。

汪曾祺与夫人施松卿 1948 年

1958 年,因为系统内“右派”指标不够,汪曾祺“补课”成为右派,斗争来势汹汹,大字报贴满了单位过道,批判会一开再开。但汪曾祺却看得开,他曾在随笔中风趣地写道: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很少有文人逃得过此劫,汪曾祺因为有“前科”就更是重点照顾对象,批斗、游街都少不了。几年后,恰逢江青主抓样板戏《沙家浜》而想到了曾经排过戏的汪曾祺,宣布他“可以控制使用”,才使他免于更多的迫害。

相比同时代的很多文人,汪曾祺是幸运的,自始至终家庭和顺,即使在那 10 年的风雨飘摇中,家庭成员之间也并未隔阂反目。

这显然得益于他对家人的用情至深、乐观的人生态度和积极的家庭教养。

晚年汪曾祺

1979 年,汪曾祺获得平反。有人问他:“这么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随遇而安。”

实际上,他写过不少反思“文革”的小说,但都是淡淡的,不露痕迹,有一种温和含讽的笑意。汪曾祺说,“我的性格就不是一个争的人。不控诉、不置恶语,哀而不伤,怨而不怒。”

同时代人中,在杨绛写的《干校六记》里,也可以看到相似的修为。

这是一个作家天性中的良善,用情至深,而鲜少形于辞色,汪曾祺的动人,亦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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