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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国、弓楷:来新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原标题:周新国、弓楷:来新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来新夏是中国当代在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历史学家,特别是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包括晚清阶段和民国初期的历史研究),无论是在以其个人的研究成果开拓研究领域方面,还是以其声望与影响推动研究事业的发展而论,都成果丰硕,贡献卓著,实执史学界之牛耳。纵观来新夏的学术之路,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依次是起步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沉寂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和高峰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来新夏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更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治史风格,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持之以恒的坚韧精神;其次,重视理论的研究,客观公允的治史品格;再次,奠基铺路,嘉惠后学的奉献精神;最后,敬仰先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情愫。

一、来新夏治中国近代史的渊源

来新夏(1923-2014),字弢盫,号邃谷,浙江萧山人。1923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46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1950年任教于南开大学,历任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校务委员、校图书馆馆长、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主任、教育部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等职,主要从事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等研究,被学界赞誉为“纵横三学”的著名学者。来新夏主要编著有《北洋军阀史》《古典目录学》《方志学概论》等,另撰有大量学术随笔,汇编成集的有《学不厌集》《邃谷四说》《不辍集》等。

来新夏走上史学之路,尤其是近代史成为其学术研究的重心,是因为其深受幼年环境,少年、青年时代学习和生活道路的影响。来新夏出生于书香世家,他的祖父来裕恂先生是经学大师俞樾的弟子,后考中秀才,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但来裕恂先生也曾东渡日本,接受西学洗礼,回国后加入光复会,在家乡推行新式教育,编著有《汉文典》《匏园诗集》和《萧山县志稿》等。来裕恂先生作为新旧兼具的知识分子,亲自负责来新夏的启蒙教学,他一方面安排来新夏熟读《三字经》《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传统蒙学书籍,一方面又讲述明治维新、戊戌变法等史事。这样,来新夏从小耳濡目染,对历史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和爱好。随着年龄的增长,来新夏进入中学,对历史的爱好与日俱增,读过很多演义性的历史读物。高中时,来新夏在谢国捷老师(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六弟)帮助和指导下,开始阅读二十四史,并撰写了第一篇史学论文《汉唐改元释例》,后又完成并发表了《诗经的删诗问题》《桐城派古文义法》等多篇文章。这些成果促使来新夏决心学习历史,后顺利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

1942-1946年,来新夏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接受传统史学的科班训练。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辅仁大学作为德国教会学校,因德国与日本同属轴心国的关系,很少受到日军的干扰,所以当时留在北京而又不愿任伪职的学人纷纷任教于辅仁,一时名师云集,文史方面就有陈垣、余嘉锡、朱师辙和启功等名家。在这一环境熏陶下,来新夏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来新夏从北平辅仁大学毕业后,任教于天津新学中学(前身为新学书院)。

1949年,天津解放后,来新夏被选送至北京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半年后被留在由该校副校长范文澜主持的历史研究室,做一名研究生。当时,历史研究室分通史和近代史两个方向,来新夏被指定到近代史方向。从此,来新夏从原来致力研究的汉唐史领域转向中国近代史领域,并直接受教于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教授。在历史研究室里,范文澜教授“对属下的研究人员,要求甚严,平时不许随意上街闲逛,对研究生更不许看影剧,怕分散心志。拿出去发表的东西,他都帮助审阅和修改。”范文澜教授提倡的“二冷”精神给了来新夏以深刻的教育,加深了日后治学中的“求实”信念。来新夏感慨道:“后来想想,还是受益匪浅。不是严格的管理,当时我们就荒废掉了”。

在范文澜教授直接指导下,来新夏完成了一篇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00周年的文章,也是他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的第一篇论文———《太平天国底商业政策》,后署名禹一宁,收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除此之外,来新夏在历史研究室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档案。后来新夏在回忆其一生学术之路时,曾说道:“我后半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以及对北洋军阀史的专门研究,都是范老的决定,开辟了我一生的学术道路。”

二、来新夏治中国近代史的几个历史阶段

纵观来新夏的学术之路,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相对地集中于清朝晚期至民国初期这一历史阶段,而林则徐研究、北洋军阀史研究又是来新夏治近代史最为显著的方面。

1.起步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

这个阶段,来新夏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包括为《林文忠公年谱》笺注、编撰《林则徐年谱》、整理北洋军阀档案、发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讲课记录、编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中辍)以及撰写开拓性的《北洋军阀史略》。这些学术成果,为开展林则徐研究和北洋军阀史研究起到了探索和引导作用。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外国殖民侵略以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反抗封建专制统治以实现人民民主和富强的斗争史。在这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涌现出无数英雄,林则徐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个。来新夏上中学时,每年南京国民政府都要举办“六三”禁烟纪念活动,隆重纪念民族英雄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来新夏对林则徐始感兴趣。大学时,来新夏阅读了魏应麒编写的《林文忠公年谱》,感觉“如此重要人物,却只有薄薄一本谱传,似难相称”,便萌发修订的想法。50年代,来新夏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重索魏编,为之笺注。恰逢此时,中华书局将由中山大学历史系主编的《林则徐集》全稿送给来新夏审读,来新夏在审读的同时积累了大量资料。20世纪60年代初,经三易其稿,来新夏终于撰成了《林则徐年谱》,约30余万字。但不幸的是,《林则徐年谱》在“文革”期间被焚,所幸二稿随后被来新夏在乱纸堆中寻得。于是,来新夏利用下放津郊务农的时间重加整理,不久便恢复旧观。

北洋军阀史是来新夏研究近代史的核心,也是他整个学术研究的重中之重。来新夏在历史研究室的主要工作是对从一些北洋军阀人物家中和某些单位移送来的藏档进行清理和分类。这批档案有百余麻袋,杂乱无章,几乎无从下手。整理的场所是在东厂胡同旧黎元洪府第花园的八角亭,来新夏、唐彪等七人把这些档案按照档案形式如私人信札、公文批件、电报电稿、密报、图片和杂志等分别摆放到书架上,随后集中进行有关北洋军阀史资料的学习,如阅读丁文江、文公直、陶菊隐等人的著作。后来来新夏他们整理档案的地方搬到了面积较大的乾面胡同,他们在这里将档案再次分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大类,认真阅读,分类上架。休息时,来新夏和其他同学交谈阅档所了解到的珍贵或有趣的材料,有时对自己感兴趣的还会在第二天去追踪查档,了解具体内容。

通过研读著作和整理档案材料,来新夏对北洋军阀这一近代政治军事集团从兴起到覆灭的过程已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对错综复杂的派系关系也掌握了基本的脉络,奠定了他将一生绝大部分精力致力于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基础。正如来新夏后来所说:“半年多的整档工作,虽然比较辛苦,但收获是很大的。一是我通过整档阅档活动,不知不觉地把我带进了一个从未完全涉足过的学科领域———它影响我一生的学术道路;二是我毫无愧色地以自己是新中国最早一批档案工作者而自豪。”

1950年初,来新夏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第三所研究实习员。1951年初,应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廷璆教授的诚邀,并经过范文澜教授同意,来新夏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来新夏在南开大学任教后,仍然坚持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搜集有关资料,并开始撰写有关文章。1952年,来新夏在《历史教学》杂志上接连发表了题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讲课记录,叙述了北洋军阀集团从小站练兵兴起到覆灭的整个过程。尽管《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体系上不是很完整,内容上不是很充实,但确是来新夏第一篇北洋军阀史方面的专文。从此,来新夏正式进入了北洋军阀史研究的领域。与此同时,来新夏又得到了一次深入这一领域研究的机遇。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前辈的倡导和主持下,由中国史学会主编了一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包括从鸦片战争到北洋军阀12个专题,分别组织专人编选。当时,北洋军阀这一专题组织了一个包括京津史学工作者在内的编委会,由荣孟源、谢国桢领衔,来新夏也受邀请名列其中,并接受委托在天津地区搜集资料。但不久,因人事变动资料搜集和编辑工作被迫中断,所搜集的图书资料全部归南开大学图书馆入藏。来新夏对此感慨道:“我虽对此事的中辍抱有微憾,但却意外地接触了不少有关资料,为我日后撰写《北洋军阀史略》作了必需的准备”。

1956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学术研究呈蒸蒸日上之势。在荣孟源教授的引荐下,来新夏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邀,准备撰写一部关于北洋军阀史的专著。于是,来新夏将之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讲课记录进行扩大、改订和充实,终于1957年完成和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北洋军阀史的专著———《北洋军阀史略》。该书约12万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如档案、杂志、笔记等,将北洋军阀集团的兴衰变化作为一个历史整体进行考察,探求其成败兴亡的内在联系。《北洋军阀史略》出版后,曾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在国内,《北洋军阀史略》被作为教学和科研最主要的参考书之一,复旦大学沈渭滨教授认为:“这部著作的出版,不仅开拓了北洋军阀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也为今后学术界研究这段历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国外,日本明治大学岩崎富久男于1969年翻译了此书,增加了随文插图,改名为《中国的军阀》后,先后由日本桃源社、光风社出版,成为日本学者研究北洋军阀的重要参考用书。正如来新夏所说:“这篇著作虽然篇幅不大,但它是我的第一部专著。我很自信,它为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开拓了新领域;也为后来学术界研究这段历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沉寂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

这个阶段,来新夏学术研究相对沉寂。《纪念来新夏专辑》一书记载,其“因1946年在《文艺与生活》杂志任助理编辑四个月的历史问题,在审干中受到严格政治审查,一时难以定论,但仍被剥夺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权利,不能参与社会活动,不能署名文章,生活待遇保留。这就是当时社会上所说的‘挂起来’,正式名称是‘内控’。”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前后达18年之久,问题才得以解决。来新夏在此期间遭受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历史系宣布为“牛鬼蛇神”,受到点名批判,被圈禁,受尽人格侮辱,不时被揪去接受批判,且被罚在校园内清扫道路及厕所,1970年夏又下放到天津南郊区太平村公社翟庄子大队插队落户,其人生的谷底也是其学术研究的沉寂时期。

尽管如此,来新夏仍在极其艰难的困境中坚持学术研究。1960-1961年对《林则徐年谱》初稿30万字修改完成,1962年完成了50万字的草稿本《清人年谱知见录》和《结网录》等二稿,在文革中均焚毁。1964年在《清人年谱知见录》基础上修改完成并易名为《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定稿,1966年数遭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打砸抢,均付之丙丁,存踪者片纸寸笺而已。1969年,其著《北洋军阀史略》被日本明治大学教授岩崎富久男译为日文,由日本桃源社出版,颇受日本学术界重视。1970-1974年,来新夏携妻李贞下放天津南郊区太平公社翟庄子大队,期间除每日下地劳动外,每晚坚持整理残稿《林则徐年谱》《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同时在1973-1974年开始撰写《古典目录学浅说》初稿。1974年,奉命由农村返回学校,参加《曹操诸葛亮选集》校注工作,1977年奉命参加刘泽华任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新教材编写工作。19783月,为历史系开设“古典目录学”课程,同年10月南开大学历史系党总支宣布《关于为八七开花中我系被迫害的同志平反的决定》。1979年,来新夏恢复原有教学和科研工作。蹉跎岁月,前后达18年之久。正如启功先生所说:“王宝钏寒窑十八年,终有这一天。”

3.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

这个阶段,来新夏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以出版《林则徐年谱》、编撰《林则徐年谱》(增订本)、主编《北洋军阀史稿》《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北洋军阀》和《天津近代史》为主。这些学术成果,为他进行林则徐和北洋军阀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81年,来新夏在好友汤纲教授引荐下,将完稿近20年的《林则徐年谱》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面世的一部林则徐年谱,约34万字,征引资料达160余种,将林则徐置于19世纪中叶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背景下来叙述,使林则徐的言论和行动能与整个时代、社会、民族有血有肉地联系起来。李苹教授曾评价《林则徐年谱》“是一份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该书具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资料丰富、诗文并茂;第二个特点,夹叙夹议,考释精当;第三个特点,主题突出,形象丰满。”

1982年冬,“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学术讨论会”在福州举行。在此次会议上,来新夏的《林则徐年谱》受到一致好评,鉴于此,会议决定把该书的增订本列入1985年召开的“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的出版规划中。之后仅一年多时间,来新夏就完成了修订工作———《林则徐年谱》(增订本)。全书约45万字,征引国内外资料达220余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此次增订不但增加了若干旧籍文献,还将新发现的手札、碑刻等文物资料,经认真考订后纳入其中,而且所征引资料均注明出处,以便开拓读者的研究视野。

70年代末,随着政治气氛的宽松,民国史研究兴起,有关北洋军阀史的历史资料也日见丰富。在此背景之下,来新夏重整旧业,参与了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对象、阶段划分、北洋军阀特点、作用,以及对“军阀”、“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史”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概念的界定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探讨,对这些理论问题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此后,在旧雨新知的关注、鼓励和帮助下,来新夏翻阅了大量文献著述、已刊和未刊历史档案、报刊杂志、方志笔记和文集传记等文献资料,对北洋军阀的研究对象、范围、分期、特点、地位、影响及其阶级基础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再研究,并于1983年完成了《北洋军阀史稿》的编写工作,该书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约36万字,相比于先前的《北洋军阀史略》,不仅篇幅增大,条理更加清晰,论证更加缜密,而且论述范围也有所扩展。在书中,来新夏对中国各派反军阀统治力量的斗争史和有关历史人物的活动方面,军阀混战的具体战役、战斗方面,北洋军阀集团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关系方面,都有较多的增加和拓展,并附有“大事年表”和“北洋军阀人物小志”,方便读者检索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孙思白教授读完《北洋军阀史稿》后,将它与先前的《北洋军阀史略》作比较,认为有四点不同:“第一,补充运用了已刊的档案、未刊的资料和译稿;第二,吸取了回忆性文章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第三,对若干问题作出了新的分析和论断;第四,丰富了若干具体情节内容。”人民出版社编审乔还田评价道,《北洋军阀史稿》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的‘筚路蓝缕’之劳。更重要的是作者在系统论述北洋军阀何以兴起、发展、形成、掌权直至覆灭,以及由他们创造和影响的各种内外纷争与错综复杂关系所形成的种种社会现象时,刻意钻研,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本书还以分析深入细致而见长。”对此,来新夏也确信“毫无疑问,这在当时确是这方面唯一的一部专著,对军阀史和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北洋军阀史稿》完成后,来新夏觉得当时北洋军阀史研究资料不够全面,亟需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资料汇编,产生了继续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的想法。此外,北洋军阀专题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最后一个专题,由于这一专题编撰的中辍,致使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未能及时配套。1985年秋,上海人民出版社为补足这套丛刊,特派该社编审叶亚廉躬临天津,与来新夏面商北洋军阀资料的编辑问题,并有多次信件往还。1986年初,来新夏借赴沪出席中国文化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之机,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就编辑问题作进一步的具体磋商,并订立了编辑出版协议。鉴于教学与研究的迫切需要,来新夏不能不力求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这一资料的选编工作。于是,来新夏力邀张树勇、焦静宜和娄向哲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参与资料的编撰,并身兼多职,既负责全书的编辑体例、选材取舍和审定全稿工作,又承担具体分册的编选、整理、标点工作。经过不懈努力,历时七年到1993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正式出版,为《中国近代史丛刊》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来新夏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共5册,达300余万字,前4册按北洋军阀的兴亡历程分四个阶段,并围绕各阶段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分别选编六七十万字不等,各成一册;第五册则包括军阀人物传志、大事记、书目提要、论文摘要与附表等。在这套资料全部出版后,莫建来教授对这套资料的特点进行了点评:“第一,资料的收录紧紧围绕北洋军阀兴亡这一主线;第二,资料的选录范围相当广泛,涉及档案、传记、专集、杂著、报刊和汇编等方面;第三,入选的资料均经严格筛选和整理校订,可供研究者直接利用。”这套资料的编辑完成,大大推动了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实的资料。

来新夏潜研学术的同时,也热心参与中国近代史领域中的几次重大讨论,如中国近代史分期、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等问题,通过学术交流和探讨来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来新夏在史学研究方面除专著外,还在国内重要专业刊物上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均以翔实的史料及流畅的文笔著称于世,他将有关近代史的论文收录于《中国近代史述丛》,由齐鲁书社于1983年出版。

此外,来新夏还投身于地方教材的编撰。1986年,来新夏受天津市委、市政府委托,主编《天津近代史》。来新夏认为,“近代天津无疑是近代中国的缩影,因为中国近代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社会经济的各种变化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都在天津近代史中有所反映,留下了历史的痕迹。所以研究和编写天津近代史不仅有益于理解中国近代史,而且还将提供一部信而可征的乡土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来新夏始终践行这一指导思想。该书征引资料达200多种资料,约29万字,并有图片和附表,对自1840年至1919年间天津近代历史中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和系统阐述,并对若干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较恰当的评论,使大众更深刻地了解近代天津的发展历程。

4.高峰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

在这个阶段,来新夏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以出版《林则徐年谱新编》、主持编纂《林则徐全集》、主编《林则徐年谱长编》和通史性的《北洋军阀史》为主。这些学术活动,使林则徐和北洋军阀史研究跃上了新台阶。

1997年,香港回归。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对在鸦片战争中坚决抵抗外悔、历尽艰辛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格外怀念。来新夏编撰的《林则徐年谱新编》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适逢其时。此书告成于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日,来新夏在书中表达了他新编林谱的初衷:“林公鸦战遗恨,从此湔雪;我则摩挲《新编》以祭林公。林公有知,歆其来格!”该书征引资料达270余种,约67万字,搜集考订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增补了各地博物馆及文化部门提供的实物资料。在来新夏的林则徐研究进入全面收获期的时候,他又承担了编纂《林则徐全集》的组织工作。来新夏作为编委会的召集人,与其他编委齐心协力,历时六年,终于在20029月完成了《林则徐全集》的编纂工作。《林则徐全集》约400余万字,分为奏折、文录、诗词、信札、日记、译编六个部分,另有书法专卷。

然而,来新夏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力图将林则徐研究推向更高、更深的境界。2003年,全国“林则徐与江苏”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姜堰举行,来新夏以书面发言形式首先提出了林则徐研究应作为专门学来研究的倡议。随后,来新夏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林则徐研究与林学研究》的长文,进一步论证林则徐研究已具备作为专学研究的条件,重申建立“林学”研究的主张,并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建立林则徐专门学研究体系的具体意见,再次呼吁通过加强对这位中华民族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的研究,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激励后人奋发前进。2008年,来新夏借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编审冯勤邀稿之机,将《林则徐年谱新编》重新审核、增补内容,于2011年完成该书的编撰。全书约86万字,征集了包括奏议、公牍、诗文、日记、书札等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林则徐有关资料、事迹多有考证,并引述学界最新成果,是目前研究林则徐最完整的编年文献。

在北洋军阀史研究方面,来新夏既编写了专著,也编纂了资料汇编,应该说,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基本完备了。但是来新夏认为,“应该再努力以赴,把《北洋军阀史稿》撰写为真正意义上的通史性著述———《北洋军阀史》。于是重读《北洋军阀史稿》,发现确有增订余地,反复思考,重新草拟写作提要。”为此,来新夏邀请焦静宜、莫建来、张树勇等一批中青年学者,还有日本中国近代史学者水野明、贵志俊彦等一起合作,从1994年开始,至2000年出版,耗时六年,搜集资料,考订章节,润色修改。与《北洋军阀史略》和《北洋军阀史稿》这两部专著相比,《北洋军阀史》一书体系更加完善,详细地记叙了北洋军阀集团的兴起、发展、派系纷争、衰落直至灭亡的整个过程。这部《北洋军阀史》出版后,好评如潮。《北京日报》《历史教学》等报刊随后也均有报道。这部著作也引起了国内著名学者的高度关注,他们撰写专文进行评价,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史学家戴逸评论《北洋军阀史》的三个优点是:“内容充实,史事详明,条理清晰;史料丰富,辨证考信,根据充分;观点鲜明,颇多新意。”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澍伟也对此书进行了点评,“《北洋军阀史》是迄今为止研究北洋军阀最为详尽的著作,代表了作者几十年的学术功力。是书对于北洋军阀的出现,能够沿波讨源,钩沉致远;对于北洋军阀的统治,能够条分缕析,剖毫析芒。‘绪论’高屋建瓴,笔补造化,对此前的北洋军阀研究作了全面、精审的概括,登堂入室,嘉惠学者;‘附录’网罗剔抉,囊括巨细,就全书的编年、人物与资料运用作了必要的补充,文无剩语,极便应用。”《北洋军阀史》获得学术界的一致肯定,2003年获得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三、来新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治史风格

来新夏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前后60多年,成果丰硕。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来新夏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治学风格。

1.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持之以恒的坚韧精神

史料,是指那些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并帮助我们认识、解释和重构历史过程的痕迹。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和研究都离不开史料。关于史料,来新夏认为:“资料是写作的基础,而积累资料又是基础的基础。”来新夏确实做到了像陈垣、傅斯年等史学前辈那样,躬行“竭泽而渔”“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尽可能地穷尽研究领域的所有资料。因此,来新夏在写每一本学术著作前,都尽可能地搜集相关资料,如档案、笔记、年谱、报刊、全集等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料。以北洋军阀史研究为例,来新夏前后搜集、整理和积累资料长达近半个世纪。20世纪50年代,来新夏在历史研究室做研究生时,便开始了搜集资料工作,他利用空闲时间抄录了两册黄草纸本的自认为有用的材料。1951年,来新夏任教于南开大学,在天津周围地区继续搜集北洋军阀的资料。随后,来新夏利用参与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的机会,搜集了更多资料。尽管来新夏在“文革”中受到巨大的冲击,特别是1970-1974年其被下放至天津郊区农村当农民期间,也从未消极,每天劳动之余,他仍默默地搜集和整理资料。直到1993年,来新夏主编完成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这一套大型资料汇编丛书,北洋军阀资料终呈完整化、系统化,前后长达50余年,这种持之以恒的坚韧精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2.重视理论的研究,客观公允的治史品格

理论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北洋军阀史研究因其研究对象多为反面人物、头绪纷杂和资料缺失,一度成为学术“禁区”。在荣孟源、来新夏等学者的努力下,关于北洋军阀史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北洋军阀史作为新开辟的研究领域,史学界不同意见甚多,众说纷纭。这就需要从理论上进行界定,来新夏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对军阀的定义,北洋军阀兴起的原因,北洋军阀集团的地位和作用、阶级基础、发展阶段、特点和北洋军阀集团分裂割据局面的形成原因等方面。对此,来新夏认为,“从理论上探寻北洋军阀兴衰起落的必然根脉,并对它的性质、特点和历史作用等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在整个北洋军阀史研究中无疑具有打破坚冰、开通航道的重要作用。”其中对于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客观、公允的评价,体现了当代中国史学的品格。

3.奠基铺路,嘉惠后学的奉献精神

来新夏在治中国近代史过程中,十分重视“为人”之学,充分利用自己的积累和学识,甘当“铺路石子”。“从多年的教学与实践中我发现,人们为了论史证史,需从浩繁的史籍中去搜集资料时,大都是穷年累月,孜孜不倦,各自检读爬梳,最后完成一种或几种个人论著,但却没有给后人留下方便。如果能分门别类查资料底数,编撰一些工具书,这就是为人摆好‘梯子’,或者说甘当‘铺路石子’。”以北洋军阀史研究为例,一方面,来新夏多次撰写有关北洋军阀史文献和研究的学术综述类文章,以便后进学者及时了解和把握学术前沿;另一方面,来新夏着手编撰北洋军阀史的工具书,如《北洋军阀史》中附录了《大事年表》《北洋军阀人物志》。这种甘当“铺路石子”的奉献精神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4.敬仰先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情愫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其中包含着由对国家、对民族深厚感情所产生的凝聚力。来新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浓厚的民族文化情愫。以林则徐研究为例,来新夏十分钦佩、敬仰这位中国近代史开端时的民族英雄,他从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严禁鸦片、坚决抗英和关心民生等言行,深刻地认识到林则徐不仅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爱国者,也是中国近代一位进步的思想家和有作为的政治家,更是一位对近代中国有着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于是,来新夏前后耗时半个世纪,先后主持或参与编撰了《林则徐年谱》《林则徐年谱》(增订本)《林则徐年谱新编》《林则徐年谱长编》和《林则徐全集》等书,并倡导建立林则徐学专门研究,这既是研究林则徐学术工作之必需,同时也表明了作者重视民族文化和敬仰先贤的情结。

纵观来新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整个过程及特点,他的“立足于勤、持之以韧”的治学精神,“植根于博、专务乎精”的治学方法,客观求实、审慎平允的治史风格,奠基铺路、嘉惠后学的奉献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作者:周新国、弓楷,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来源:扬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3

编辑丨轩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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