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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冤39年,身背奸杀案的他写下遗书:留下我的毛发,DNA能还我清白

原标题:鸣冤39年,身背奸杀案的他写下遗书:留下我的毛发,DNA能还我清白

“如果我死了,请留下我的毛发,只要有人给我做DNA鉴定,就能证明我是清白的。”64岁的付存绪最近写了封遗书,郑重交代后事。

1979年12月,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柳林镇干河村发生一桩强奸杀人案。案发半年后,有过婚前性行为的付存绪被锁定为嫌犯。这桩案件疑点重重,付存绪在看守所被羁押了12年,一审才宣判,1991年12月,宝鸡市中院认定付存绪犯有奸淫幼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决生效后,付存绪被送往渭南监狱服刑。2006年4月,付存绪因病被假释出狱,2008年正式刑满释放。

39年里,付存绪无数次自辩是被冤枉的,寄出了一封又一封申诉书,但始终没有等到自己想要的“清白”。去年,他大病了一场,对于能否活到案件再审的那一天,心里没数,于是写下那封遗书。

付存绪的遗书

女娃上夜校遇害

付存绪脸色蜡黄,前额的头发快掉光了,经历了长年的牢狱生活,如果久坐或久站,他的腰和腿都会难受。大多数时间里,他习惯靠着沙发或蹲在地上翻看案件材料。

1979年12月20日晚上,干河村漆黑一片,村民高林(化名)送13岁的女儿刘丽(化名)去上扫盲夜校。高林患有坐骨神经痛,行走不便,刚出家门100多米,妻子向他喊话,“路上遇到人,就不用送了。”

据高林事后讲述,行至学校大路时,他们碰见一个身高约1.6米,身形驼背的男子。此时,女儿认为不用送了,就让高林回家去休息。父女分别后,意外很快发生。

刘丽被发现时,躺在学校西侧的一块田埂上,有被强奸的痕迹。

夫妇俩哭喊着求救,送医后,刘丽经抢救无效死亡。尸检的结论是:死者系被他人勒扼颈部窒息死亡。

凤翔县公安局迅速展开侦查,案发现场勘查笔录显示,“突发现场发现的一行负重足迹,足迹长27厘米,还有两人并行拖拉痕迹及搏斗痕迹。”

当晚,凤翔县公安局在村大队设点,重点查找手脸部有伤人员。经查看,付存绪的手和脸等部位均无伤痕。警方还查看了他的衣服和鞋子,并做了记录。随后,付存绪返回家中。

付存绪回忆,案发当天,他在村北看水泵浇麦地。等到晚饭时,堂兄端面回家说:“水泵房西边不知道谁把上夜校的女娃捏死了。”此时,他才听说一些案发情况。

这起案件的《破案总结报告》称,侦查机关围绕作案时间锁定了38名犯罪嫌疑人,随后又以不具有作案时间而排除37人。从案卷材料上看,大量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是通过证人走访而形成的孤证。如何区分这些孤证的真伪?侦查机关未作合理说明。

说起这些,付存绪有些激动。他梗起脖子大声说:“半年时间里,公安对数十人进行怀疑审查,怎么就确定是我了?真是胡扯!”

案卷中一份《情况说明》记载,办案人员迟迟无法破案。后来,有人发现付存绪曾向村民打听侦办情况,再加上他与女友有过婚前性行为,这一点被解读为“流氓成性”。付存绪由此进入办案人员的侦查视野。

“你们怎么说都行,我按手印就是”

1980年6月4日下午,付存绪去供销社买烟时路过干河村小学,镇上派出所的两名民警把他喊住,叫他跟着前往一户韩姓村民家中。

付存绪没多问,慢慢跟在后面走,“我从来没做啥坏事,我那时一点也不心慌。”他没想到,自己即将失去自由。

到了韩姓村民家里,派出所几名办案人员迅速用麻绳将付存绪双臂捆住,背在身后。问一会儿,打一会儿,三天三夜里,办案人员采用“车轮战”、“疲劳战”等方式逼问:1979年12月20日晚6到7点,他都去哪里了?

付存绪说自己一直照实回答,结果对方说:“你狗日的不老实!你从大队出来,在十字路站了一会儿。有几个上夜校的学生见你来,你走到水泵房那里你一直向北走了。”

付存绪说:“我确实从泵房那里向东看水去了,没有向北去!”话刚说完,几人上来就朝着他的头部、胸部和背部,拳打脚踢。当时付存绪穿着单衣,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到处是淤血,血渗透了衣服。

“一个胖小伙跳起来,一脚将我踏倒在地,在裤裆里猛踢。几分钟后,我闭过气没有呼吸,后来小便失禁达半年之久。他们还用木凳砸脚趾,我左脚指骨折,几个月不能走路。”时隔多年,付存绪仍然清晰记得审讯的具体细节。

“问我晚上啥亮哩?我说月亮,他们说不对,是人手里啥亮哩?我说是马灯。说完又被劈头盖脸打一顿。他们说拿的是手电,记住!”连续几天不分昼夜的审讯之后,付存绪又疼又饿,他有些神志不清了。“只好是他们怎么教,我就怎么说了一遍。背熟这些口供,才能免受皮肉之苦。”

1980年6月8日,付存绪被带到凤翔县收容站,继续接受讯问。判决书显示,付存绪于当年的7月4日才被刑事拘留,四天后被正式逮捕。

参与讯问的公安侦查人员后来接受检察机关调查时,承认曾殴打过付存绪。1980年6月10日的一份笔录显示,侦查人员承认,不允许付存绪睡觉,连续讯问其到凌晨四点钟,得到笔录,才让他休息,一小时后,又把付存绪叫醒。

此外,从案卷中付存绪的多份口供内容也可以看出,办案人员疑似对他指供逼供。在其中一份笔录中,付存绪开始做无罪自辩,但后来就出现“不说话”、“哭”、“你们怎么说都行,我按手印就是”这样的表述。

“折中判处死缓”

1991年12月6日,付存绪案在宝鸡市中院一审开庭。庭审一开始,付存绪即称自己的有罪供述是被刑讯逼供的结果。

此前有证言称,受害人之父将女儿交给一个身高1.6米左右,驼背的男子。一审律师李福林让戴着脚镣的付存绪走出被告席,沿着法庭走几步,又现场量了他的身高和脚长,“大家都能看出来,付存绪不是驼背,他实际身高约1.72米。此外,案发现场留有一个27厘米的右脚鞋印,这与他的赤足大小才一样,如果穿鞋,肯定大于27厘米。”

李福林认为,此案证人证言与付存绪的身体特征存在明显的矛盾,“除了付存绪的口供,没有能直接证明他作案的物证。”

他还提出,第二作案现场——离死者近五米处的一土块上有血迹,这个血迹既不是受害人的,也不符合被告人的血型。血迹究竟是谁的?侦查机关亦未作出合理解释。

1991年12月18日,宝鸡市中院对此案作出刑事判决,认定付存绪于1979年12月20日在马家沟浇地过程中见路上有上夜校的女孩,遂起强奸歹意。后于20日七时许,在二队配电房附近遇到受害人,尾随行至学校附近,将受害人拖入路旁并实施强奸,受害人因窒息死亡。宝鸡市中院认定付存绪犯有奸淫幼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时任凤翔县检察院刑事科科长的严明堂,今年已经87岁高龄,他曾在批捕前后两次提审付存绪。

2018年5月26日下午,严明堂仔细看了付存绪的申诉代理律师写的材料。“这个案办得真可笑。”严明堂说,“这个案子县里没有决定权。是上面下来的一个副检察长办的。”

时任凤翔县检察院书记员的王志鹤于1979年调入该院,他告诉北京青年报(ID:beijingqingnianbao)记者,当时检察院只有五六个人,“这个案子只有案卷,再没有什么,一个物证都没。上上下下退了几次补充证据。市法院开庭后,还请示省法院,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折中判处死缓。1983年严打,凤翔县有个案子四人都判死刑。如果有证据,还能不处理吗?”

付存绪一直不明白自己被判死缓的理由和依据,他瞪着眼睛,忿忿不平,“这是哪门子的折中法?”

临别时,王志鹤叹了口气,握着付存绪的手说,“这个案子有很多可挖的疑点,我们当时也没有办法。”

为保命放弃上诉

在凤翔县公安局看守所被关押期间,付存绪的脖子上长了个瘤子。起先只是麦粒般大小,后来肿大得像鸡蛋,压着脖子上的血管。

“头昏眼花,我整天躺在床上嗷嗷叫,就想着快审快判,早点治病保命。”付存绪说,看守所里不给他做手术,必须转移到监狱才能治疗。因此,一审宣判后,他没有提出上诉。

付存绪当年做肿瘤手术留下的疤痕

入狱后,付存绪并没有停止反抗。两次手术后,脖子上的肿瘤已经治好了,他写了很多封申诉信,向司法部门诉说冤屈。

监狱是个“连鸟儿都要躲着飞的地方”,不分日夜,付存绪满脑子都在想办法尽快逃离这里。有时,他一天只吃两个馍馍,拿剩下的食物和狱友换来纸笔继续写材料。

高墙之外,付存绪的家人也承受着重压。

付存绪的侄女付媛媛回忆,小时候,家里经常会来一位老太太,一手拄拐杖,一手拉着小孙子,晃晃悠悠的进来了。每次来,自己奶奶都会嚎啕大哭,那哭声好像天要塌了。

一个盛夏的傍晚,她们又在说同样的话。老太太说:“那事不是你娃做的,你娃在里头冤屈,你不救他,谁救哩?”付媛媛的奶奶瘫坐在地上,捶胸顿足:“我娃可怜,我娃冤屈没处说……”

有时,村里几个伙伴一起玩游戏,为一些小事打起架来。明明是对方理亏,人家大人张口就骂付媛媛姐弟,拽着孩子边走边说,“叫你们别和那家娃耍,就是不听,小心哪天在没人处把你害了!”

后来,付媛媛知道了,只要是母亲在厨房忙这忙那的,炒熟面,做辣椒酱,切肉做臊子,几个姑姑拿来绣好的鞋垫、布鞋,就是要准备去监狱看“那个人”了。

付存绪入狱后,弟弟和大外甥因政审不通过无法参军。1997年底,他的母因心脏病去世。

2008年刑满释放后,付存绪独自住在弟弟家的机械加工厂里。他几乎从不主动和别人来往,四妹就住在隔壁小区,他一次也没去过。付存绪说:“我是个没用的人,连累了三代人,九个家庭,我心里有愧。”

申请DNA鉴定陷入“死循环”

2016年,北京律师金宏伟、陕西律师常玮平开始代理付存绪案的申诉工作。

他们实地走访,找法医专家求证后,发现该案存在很多疑点,“起自混乱的侦查,终结于原审机关错误的认证。有明确的可以排除付存绪作案可能的证据,原审机关未予采信。此外,强奸的核心犯罪事实,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

金宏伟举例,原审采信的证人证言,取证时间为案发十年之后,且上述证言均为代签,即被采信的证言自身真实性都无法查明。而且在本案中,被害人手电、书包、课本这些隐蔽性证据,侦查机关均没有找到。

据案卷记载,1980年1月1日,陕西宝鸡公安局送检受害人阴道分泌物纱布,检验是否含有精斑。半年后,送检付存绪唾液。最后,确定两者均为非分泌型。

金宏伟解释,“非分泌型”检测的本质是一种血型检测,其结论仅仅是种属认定。即便检测均为“非分泌型”,也不具有锁定作案人员的特异性。

付存绪一趟趟申诉,又一次次失望归来,“有时连门都不让进,进门了就问有没有新的证据,一听没新证据,就让息诉。我被冤枉了,还要自证清白吗?”

付存绪拿着自己的申诉材料

后来,他想到,只要能做DNA鉴定,再与当年的阴道提取物进行DNA比对,就能真相大白。付存绪又开始四处跑,要求司法机关做鉴定。

金宏伟说,这落入一个“死循环”。按照申诉机关规定,鉴定只有启动再审程序才能做,“不做鉴定,就没新证据,只能被驳回再审申请。不再审,又没法做鉴定,没新证据。”

去年,付存绪生了一场大病,现在他患有腰间盘突出、脑梗和心脏病。

付存绪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今年5月中旬,他写了一份遗书,要求死后留下自己的毛发。他说,无论案件是否再审,只要做DNA鉴定,这些证据永远都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文|北青报记者 曹慧茹

编辑|王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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