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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理论第一刊《红旗》创办与停刊内情

原标题:中国理论第一刊《红旗》创办与停刊内情

《红旗》杂志作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于1958年6月创刊。当时我国社会“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着全面实践和深入探索。历史的车轮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发生在《红旗》的往事并没有因时光流逝被冲淡。

《红旗》杂志创刊号

毛泽东的《红旗》情结

《红旗》杂志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关怀、具体指导下创办的。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这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

当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上报。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二十余幅,他在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中央同时还决定成立《红旗》杂志编委会。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编委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这次会议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通知了两个李达开会,武汉大学校长 “文”李达是编委,与总参的副总长“武”李达重名。“武”李达到会后发现不对要退席,小平同志说,既然来了,就坐下听听吧。这个大编委会由于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会议召集困难,以后再未开过。因此,1959年中央决定在《红旗》内部成立一个编委会,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4位编委组成,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

《红旗》创刊号于1958年6月1日出版。发刊词由胡绳执笔,经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审定。同期发表了毛主席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此后,毛主席一直关注《红旗》的工作,经常向《红旗》推荐文章,对一些稿件还作了精心修改。1958年8月,陆定一写了一篇题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送毛主席审阅,主席前后看了好几次,每次都提出修改意见,有时自己动手作重要修改。8月22日,他在给陆定一的信中说: “在教育史部分,应批评凯洛夫、斯大林,对中苏都有益。中国教育史有好的一面,应当说到,否则不全。你看如何?”他特意在陆定一的稿件上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众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毛主席对儿童的全面发展也作了精彩补充:“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是要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对此文他特批: “登 《红旗》,题目特大,全文尽量用较大字型。”同时,还代《红旗》写了编辑部按语。

毛主席还为《红旗》编辑部写过约稿信。他从《光明日报》上看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同志写的有关机位设计的文章,很感兴趣,便给作者写信请他们再写一篇更详细的文章,以《红旗》编辑部名义发出。这对《红旗》工作人员来说深感亲切又备受鼓舞。

《红旗》杂志的“三面红旗”

在 《红旗》头几年的版面上,经常出现几个作者的名字,引人注目。一个是写国际评论的于兆力,一个是写思想文化评论的施东向,一个是写经济评论的许辛学。后来人们才慢慢知道,这原来是三个集体笔名。

“于兆力”是由乔冠华、姚臻、王力组成,各取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或字的一部分。他们都参与中央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及文件起草工作,对国际情况、国际问题比较熟悉,又了解中央精神,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很受欢迎和重视。

“施东向”是以副总编辑胡绳为首,中央政治研究室王忍之、丁伟志、郑惠等同志参加的写作小组的笔名。“施东向”即取自《思想界动态》这份内部刊物刊名的谐音。他们以渊博的知识、高度的理论修养、充满文采的写作技巧,写出了影响很大、很受欢迎的思想文化评论文章。

“许辛学”是由“虚心学”演化而来,由副总编辑邓力群牵头,梅行、马洪参加的写作小组笔名。他们都是中央有关经济问题会议的参加者和经济文件的起草者,所写的文章能够对有关问题进行透彻分析,使中央精神得到最快的传达,对经济工作起到了很强的指导作用。

有人开玩笑说,全国有“三面红旗”,《红旗》杂志也有“三面红旗”,指的就是这三个集体写作班子。

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是我国思想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选集》收集了毛泽东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的70篇文章,《红旗》把学习和宣传 “毛选”四卷作为工作重点全面展开。1960年第19期《红旗》在刊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介绍的同时,围绕中央确定宣传重点,发表了社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即突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思想。社论对此作了全面具体的论述,并指出这是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则。第20-21期合刊上,刊出编辑部文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重点介绍了毛泽东如何坚持马列主义有关国家机器的观点、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此文刊发前曾送毛主席审阅,他认为写得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

《求是》代替了《红旗》

1987年12月16日下发的《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方案》内有一项是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

《红旗》自创刊以来,到1987年走过了将近30个年头。作为党的机关刊物,每个时期都按照当时中央的意见、指导思想进行编辑工作。然而,忽然被停刊,这使得无论是做《红旗》工作的同志,还是党内外的一些同志都感到突然。

一个很急迫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出现并需要立即解决:1988年第一期是否出版?《红旗》编委会于1987年12月21日给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和书记处写了报告:“近日社内外盛传《红旗》机构要变动,1988年第一期按计划12月25日发稿,27日付印。《红旗》是否照常出版,请批示。”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会上重申《红旗》必须停刊,1988年第一期照印照发,同时成立一个三人小组起草改刊第一步方案。12月25日三人小组开会讨论第一步方案内容。1988年2月12日党校负责人与《红旗》杂志的干部接触后,感到党校确实不可能有力量办刊。3月2日他们给中央的信中写到: 《红旗》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影响,发行量达240万份,不改刊名为利。但中央最后决定刊名还是要改,并确定《红旗》6月15日的停刊日期。6月16日,《红旗》1988年第十二期出版。杂志正文没有一字提及停刊,但封底“欢迎订阅求是杂志”的大标题下是 “中共中央决定,《红旗》杂志今年6月底停刊,《求是》杂志7月1日创刊”的字样。《红旗》就这样悄然地退出历史舞台。(红色书写:毛泽东题写报刊名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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