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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事变后的张学良,确实和丢东北时不一样,不能弄丢第二故乡!

原标题:华北事变后的张学良,确实和丢东北时不一样,不能弄丢第二故乡!

张学良一生的思想非常复杂,但是同时也是经历了多次转变。从儿时接受传统的儒家伦理教育(其中的忠孝思想对他后来影响很大),青年时又接受了一定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并且有浓厚的反对帝国主义爱国思想。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张学良开始进入东北军内部,掌握一定的武装力量,一直到西安事变发生,他本人被蒋介石软禁后,在这其中张学良加入过基督教会,信服三民主义、在欧洲期间还对法西斯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西北主持“剿共”事宜研究过共产主义,甚至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在他思想的多次转变过程当中,从1936年前后开始主张联共抗日到发动西安事变“驻蒋”是他一生最重要也是最后一次变化。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政策,率领东北军入关,驻扎在河北一带。但是日本并没有因为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而放弃侵华的计划,反而加快了侵华的脚步。从1935年上半年开始,日军不断向华北增兵,从原来的2200人增加到1.1万余人,名为华北驻屯军,将司令部设立在天津。

二是华北日军雇佣我国普通民工修筑军事设施,完工后将华工屠杀,抛尸海河。三是走私,严重损害我国的海关利益,并且制定侵占华北与内蒙古的计划。面对日本的咄咄逼人,蒋介石仍然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的政策,在7月6日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这是日本发动华北事变的第一个高潮。

华北事件深深地刺激了张学良以及东北军官兵。此时的河北已经是抗日的前沿地区,东北军的“第二故乡”。在日本的军事外交压力之下,东北军内部对于蒋介石撤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的职务并且将东北军西调围堵红军的政策充满了抵制的情绪,张学良本人也是不同意,尤其对于国民政府处理华北事件的决策十分的不满,并且说:

“不抵抗的责任不应由我一人承担,就算是我一人的罪过,那么,一误岂堪再误!一人误,岂可全国也误,一时误,岂可永久再误。国人骂我不抵抗,现在大家就应该一起奋起,一起抵抗才是”。

可见此时的张学良一是对于日本决心要抵抗,二是不满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并且为他“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而打抱不平。

第二个原因则是张学良认识到了红军真正的力量。虽然张学良不满蒋介石的政策,但是此时的他并没有其他的想法,而且此时他对陕北的红军很不以为然,认为陕北的红军人数不过几千且装备落后,因此他对于“围剿”红军成功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基于保存东北军实力以及尽早消灭红军,使得蒋介石能够全力支持他收复东北,张学良开始率领东北军西行。然而张学良却遭到了红军的迎头痛击,从1935年9月开始,东北军的作战行动一再失利。10月1日,红军在崂山伏击了南下甘泉的110师,歼灭两个团和师部,俘虏3700人,师长何立中重伤不治。

但是并没有引起张学良的重视,在11月26日的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109师两个团和师部被歼灭,师长牛元峰阵亡,106师损失一个团。闻此败绩,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的张学良立马回到西安,撤掉了军长董英斌的职务。红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对张学良触动非常大,说道:“共产党经过两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由此张学良开始认真对待红军,了解红军,甚至学习红军的战术战略用于不久的对日作战,这是张学良开始采取联合共产党的又一个因素。

同时,国民党的五全大会让张学良也是非常的失望,他曾经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写道:“朋友之奉劝,如沈钧儒、王造时之鼓励;少壮同志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辞;党内之争,多为私,少为公;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而良个人之观点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内,乃系对外。”

除了前两点之外,都表现出张学良当时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很不满意,改革是非常必要的,而实际上也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否定。在直罗镇战役之后,东北军遭受重大损失,而蒋介石曾经也宣布过,因打红军而遭受损失的部队优先补充,但是此次不仅损失的部队没有得到补充,还将110以及109两个师的番号撤销,并且停饷。而张学良请求对阵亡的两个师长每人10万元的补恤金也被驳回,为此张大骂道:“我张某人混的不值十万块钱了!”

这对张学良追随蒋介石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也从一方面证实了蒋介石借助红军来消灭异己的心思,张学良本来想以战胜红军来保存东北军的实力,如今这样的幻想也破灭了。在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之下,张学良联共的决心已然确立,最终在1936年4月9日与周恩来于肤施一天主教堂内进行会谈,拉开了正式与红军合作的帷幕。

虽然张学良虽早已下定了联共的决心,但是始终不同意共产党方面的反蒋抗日的政策,作为中国最具实力的人物,联合蒋介石一起对日作战,无疑会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张学良于公于私都不想与蒋介石彻底撕破脸皮。因此即使与红军确立了西北大联合的计划以及事实上的“三位一体”,但是张学良还是对蒋抱有希望,用一些学者的话说:“张学良总是处于一个半推半就的状态,既恋新又舍不得旧。”

举一个例子,在中共的反复劝说之下,本来稍微有些犹豫的张学良最终下定决心发动西北大联合计划,但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在事实上放弃了该计划。张学良得知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表示欢迎,并且做出承诺努力劝说蒋介石联合共产党以待看形式的发展。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仍然调动重兵围攻陕北的红军,在蒋介石的督促之下,张学良与红军的戏越来越难演,甚至发生小规模的摩擦。与此同时,红军也是陷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之中,被困在甘北狭小的地域之内,随时都有可能被蒋介石军队包围。而蒋介石的抗日态度仍然不甚明朗,甚至在11月底逮捕了救国会的七位领袖,这使得张学良心急如焚,单机一人前往洛阳面见蒋介石。

在这样的形式之下,“西安的空气已经变了味”,此时张学良不断去电询问中共苏联援助的具体情况。从侧面就能反映一旦苏联的援助到位,张便会有大的动作。

然而张的计划按照他自己的设想大致是在1937年的1月或者2月份,但是蒋介石12月4日突然来到西安,完全打乱了张学良的计划。蒋多次避开张学良与杨虎城单独召见其手下的将领,此举使得二人如坐针毡,芒刺在背。而一二九当天学生与军警的冲突之后,张学良和蒋介石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张学良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决定破釜沉舟。

从这个角度讲,如果当时蒋介石不急于为了剿灭红军赶赴西安督促各路军队,或许西安事变便不会发生,至少不在双十二这天之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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