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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採眾長治學路,銖積寸累求新知——程妮娜教授訪談錄

原标题:博採眾長治學路,銖積寸累求新知——程妮娜教授訪談錄

博採眾長治學路,銖積寸累求新知

——程妮娜教授訪談錄

王萬志、程妮娜

程妮娜,1953年生,遼寧省瀋陽市人。現任吉林大學文學院中國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匡亞明特聘教授,兼任吉林大學民族研究所所長、中國民族史學會副會長。本科畢業于吉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此後師從著名遼金史、地方史學家張博泉教授,獲歷史學碩士學位。博士研究生時期師從著名法學家、政治學家王惠岩教授,獲法學博士學位。是遼金史、東北史、北方民族史、中國邊疆史領域的專家。曾主持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省部級科研項目。代表性學術著作有《古代東北民族朝貢制度史》(收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金代政治制度研究》、《古代中國東北民族地區建置史》、《中國地方史論》(合著)、《東北史》(主編)、《中國地方史綱》(主編)、《中國歷代邊疆治理研究》(合著)等。發表學術論文、譯文100餘篇,多篇為《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中國人大複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或論點摘要。近年來,程妮娜教授在東北民族史研究、古代邊疆治理研究、遼金史研究與《金史》校注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成就,成為學術界相關領域的著名學者。201832月,筆者于吉林大學就學習經歷、治學之路、近年來的學術收穫等問題採訪了程妮娜教授。以下是訪談紀要。

王萬志:程教授您好,今天有機會向您請教學術問題,感到十分難得。您在吉林大學從事教學科研工作已近40年,出版了多部著作,發表了許多有影響的文章,主持了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等多個重要項目,並且培養了一批高品質的博士、碩士研究生。通過回顧您的學術之旅,一定能對青年朋友提供許多教益。據我所知,您進入吉大時學的考古專業,之後碩士與博士研究生階段學的是不同專業,請問這對您從事歷史學研究有何幫助?

程妮娜:很榮幸在此與學界同人及同學們分享我的科研與教學心得。我的本科、碩士和博士三個階段的學習都在吉林大學,但是專業卻有不同:本科是考古學專業,碩士研究生是歷史學專業,博士研究生是政治學專業,但這三個專業所學內容的最後落腳點都是歷史學。我覺得這三個階段的學習對於我的歷史學研究都是非常重要和有益的。可以這麼說,我的專業學習經歷是從考古學開始,然後進入歷史學;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歷史學研究之後,又攻讀政治學。在我的學習過程中,考古學專業的學習為我後來從事歷史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而攻讀政治學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在歷史學研究的過程中感覺到需要補充理論知識。

我在本科學習期間參加過兩次考古發掘實習:第一次是在河北的燕下都遺址;第二次是在黑龍江的團結遺址。兩次實習分別由林沄、匡瑜先生帶隊。在燕下都實習結束後,我們又到北京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實習,由張忠培先生帶隊。張先生一方面帶我們參觀名勝古跡,另一方面邀請北京的著名學者給我們講課,其中蘇秉琦先生為我們講授了他當時正在思考和研究的一個新的理論——考古學區系類型理論,我們有幸成為蘇先生區系理論的首批聽眾,有人說這可以寫入中國考古學史!我們班是吉林大學考古學專業舉行第一屆本科畢業論文答辯的班級,我的指導老師是張忠培先生,畢業論文題目是《夏家店下層文化研究》,論文提出夏家店文化與小河沿文化、紅山文化具有一定的傳承關係,這一文化很可能是商代的方國——孤竹國的文化。論文答辯會由校外專家主持,我的觀點得到專家的認同,雖然過去了40多年,但現在看來這篇論文還有一定的學術價值。考古專業的基礎知識和研究方法的學習,對我日後的歷史學研究有相當大的幫助,我用於歷史研究的考古學研究方法主要有三個方面:一要注重時空關係;二要注重具體問題與整體問題的關係;三要注重分類,不可把不同類型的問題混到一起來探討。

上世紀80年代初,我考上吉大東北地方史專業碩士研究生,我的指導老師是張博泉教授。我對東北史最初產生興趣是在本科學習期間,當時東北史是考古專業的必修課,由羅繼祖先生講授。羅先生知識廣博,滿腹經綸,對東北歷史上的人物、事件、掌故都極為熟悉,在講課中隨手拈來。古代東北是少數民族聚居區,與當代東北相當不同,羅先生的講授激發了我對東北史的好奇心。我本科畢業後留校做了羅先生的助手。1982年初,師從張博泉先生攻讀東北史專業研究生。張先生的風格與羅先生不同,在跟隨張先生學習的過程中,張先生為我打開了一扇又一扇東北史研究的學術之窗。遼金王朝起源于東北,也是東北史研究的重要領域,日後金史成為我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

20世紀90年代,吉林大學在青年教師中推行博士化工程。因為我在東北史和金史研究中都偏重于政治制度史,在研究過程中我越發感覺到在政治學理論方面的欠缺。因此我報考了吉大行政學院政治學理論專業的博士研究生,師從著名政治學家王惠岩先生。王先生是回族,很注重政治學中的民族理論。在跟他學習的過程中,我的研究重點也偏重於政治學中的民族問題。我讀博士的時候已經是教授,具備了一定的學術研究基礎,王先生在研究中觀察問題的角度和認識能力對我影響很大。王先生與當時某些學者喜歡把簡單問題複雜化不同,在面對複雜問題時,總能一下抓住問題的要點,用簡單平實的語言論述清楚,條理清晰,直中要害。這使我在博士研究生學習期間,不僅學習了專業知識,而且研究問題也一定先考慮其核心問題是什麼,抓住重點展開研究。

總之,我在本科、碩士、博士三個學習階段,都得到了吉大最優秀的老師的指導,考古專業學習期間,得到了張忠培、林沄先生的指導;在歷史學學習期間,得到了羅繼祖、張博泉先生的指導;政治學學習期間得到王惠岩先生的指導,實在是我一生的幸運!回顧三個不同專業的學習階段,歷史學依然是我最感興趣的領域,成為我一生學習和研究的主要領域。我從事的是遼金史、東北民族史和邊疆史研究,這些領域的史料並不豐富,在某些方面甚至十分匱乏,這就決定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考古學資料的補充。考古學專業的學習不僅為我從事歷史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而且使我具備了正確解讀考古學資料、運用考古學研究成果的能力,這讓我在歷史學研究中受益匪淺。政治學理論學習使我能夠在複雜的問題當中抓住核心問題,從具體問題的研究中抽象出理論認識,將我個人的歷史學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

王萬志:師從張博泉先生對您長期的治學具有關鍵性意義。張先生著述豐富,在學術界有很大影響,最近他的重要著作《中華一體的歷史軌跡》再版了。您能不能對他的學術思想作些介紹?他的思想精髓主要在哪些方面?他是如何指導您做學問的?

程妮娜:張博泉先生早年的研究領域從遼金史擴展到東北史,他是中國第一位以金史為主攻方向的學者,在金朝斷代史研究領域多有建樹,具有開拓和奠基之功。張先生的研究路徑是將斷代史與民族史相結合,進而拓展到東北古史研究,研究重點是民族、民族政權和歷史地理。他在20世紀80年代初撰寫了《東北歷代疆域史》,接著又相繼撰寫了《東北地方史稿》等多部貫通東北古史的研究著作,成為在東北史研究領域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學者。在從事上述研究的同時,張先生以東北史和遼金史的堅實研究為基礎,兼顧考察中國其他地區的歷史,開始探索這個研究領域的主體思想。1986年,張先生發表了著名論文《中華一體論》,提出了中華一體的思想。1989年,完成了專著《中華一體的歷史軌跡》的書稿。但由於出版經費的問題,這本書直到1995年才正式出版。在此期間,費孝通先生于1989年發表了著名論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該文從民族研究的角度探討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經過與特點,而張博泉先生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探討這一個命題。當時與張先生有學術往來、共同探討問題的陳連開、賈敬顏先生等,都是在這方面卓有成效的學者。張先生的中華一體理論將中國從先秦到清代的歷史,以唐朝滅亡為界限,分為天下一體時期和中華一體時期;這兩個時期又各自分為前後兩個階段。他從政治、民族、經濟、地理、疆域、社會、文化、觀念等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探討,認為上述各個方面都能夠體現“多元一體和一體多元”這一基本特點。張先生在研究中提出了非常多的新思想、新觀點,我個人能力有限,很難總結到位,就我個人體會來看,主要是包括如下三方面:

(一)歷史上存在前後兩個不同時期的一體。前期的一體和後期的一體是有連續發展關係的,一體在兩個時期四個階段中是發展變化的,並非一成不變,因此不可以用今天的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思想觀念來研究自先秦以來的歷史,而應該以發展的眼光去看待這個問題。

(二)歷史上的中國有統一也有分裂,但是統一和分裂都在一體之中,統一是一體的統一,分裂也是一體內的分裂。這個理論對於我們認識分裂時期不同王朝的對立,比如前後兩個時期的南北朝,提供了理論依據。

(三)中原和邊疆在一體之中都經歷了發展變化的過程,不只邊疆發生變化,中原同樣也發生變化。從華夷之辨、尊華攘夷到華夷一家、中華一道同軌,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才得以完成。這是個相當複雜的過程,必須注意中原與邊疆的聯繫逐漸趨於緊密,相互影響、不可分割。

張先生的《中華一體的歷史軌跡》出版之後,其實當時的影響並不大,20世紀90年代中期還有人提出質疑。但隨著人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更加深入和全面,開始全盤考察中國歷史,而不再只考慮中原地區時,對張先生提出的“中華一體”命題的認識就越來越明確。因為張先生的研究涉及歷史學領域中的方方面面,這對於大家認識中華一體形成的過程具有相當大的啟示。正因如此,這本書早以銷售告罄,於是我們去年再版發行。這本書對於青年學者,特別是相關專業的研究生掌握史學方面的新理論,並對中國歷史進行深入探討是非常必要的。我和劉慶是張博泉先生的第一屆碩士研究生,張先生的授課內容信息量非常大,知識點也很多。因為張先生當時已經在思考中華一體理論,在課堂上他經常把他的思考和認識傳授給我們,所以要理解張先生的講授,就需要閱讀大量的文獻。當時我們不僅必須閱讀基本史籍、專業書籍和文章,張先生還要求我們閱讀理論著作。記得當時張先生給我們開出理論著作書目30本,以馬列著作為主。說來慚愧,因為當時學習任務比較重,要看的書實在太多,我唯讀了其中幾本而已。如今回想起來,即便當時我們非常用功,對張先生在課堂上講授的內容,仍然不可能完全理解。

從跟張先生讀研究生開始,我逐漸養成了一個習慣,在閱讀書籍、文章或者思考時,凡遇到想不通的問題,就寫在一張紙上,當問題積累到七八個以上時,我就會到張先生家去請教。對於每一個問題,即使在張先生看來屬於常識性的問題,他都非常耐心地給我講解。研究生畢業之後第一次給考古專業講授《東北地方史》課程的時候,我在備課過程中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問題,那時幾乎每週都要去張先生家,拿著滿滿一兩頁的問題向張先生請教。我覺得這既是張先生引導我一步步走向學術殿堂的過程,也是夯實我專業基礎的過程。今天我同樣主張我的學生不管有什麼問題,哪怕是常識性的問題也應該提出來,因為只有在真正弄懂的基礎上才可能有進一步的研究。

張先生的課是需要交作業的。不管是期末作業還是平時的習作,張先生都會認真批改。記得最初的作業常常是滿篇紅色批註,既有大塊的圈改,也有具體遣詞用字的細節修改,常常會把我自認為很得意的一些議論大幅地圈掉。當我逐漸成熟後,回頭看看那些議論真的都是廢話。每次拿到張先生修改後的稿子,我都會認真去領悟修改的原因,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1982年我研一第一學期結束時交的作業是一篇關於渤海史研究的論文。張先生在提了若干意見之後,選取了其中的一部分與我合作撰寫文章《論渤海國的社會性質》,文章的基本觀點是張先生上課時講授的內容,還有一點我自己的學術認識。這篇文章發表於《學習與探索》1982年第5期,後為中國人大報刊複印資料轉載。彼時人大報刊複印資料還沒有達到現在的規模,轉載的文章數量和雜誌種類都不多,我與先生合寫的第一篇文章就能得到學術界的認可,這是在張先生的引領下才取得的成績。

20世紀80年後期,張先生提出,東北史研究應該以東北史為基點,逐步擴展到整個中國的地方史,只有把東北放在整個中國的邊疆、整個中國的區域史的位置上,才能夠更加客觀、準確地認識東北史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在撰寫《中華一體的歷史軌跡》的同時,他也將關於中國地方史的理論思考寫成一部手稿,大約有十五六萬字。1993年,他表示想和我合作撰寫這本書。我需要做的工作是在張先生手稿的基礎上,補充具體史料來論述這個理論。張先生當時的想法是從區域的角度來考察中國各個地區在構成統一中國過程中的發展經歷;以中國各地區的歷史為研究對象,展開多系統、多系列、多層次和多類型的研究,在中國各個區域發展的道路中探索歷史發展的規律和特點。張先生已基本完成導論和綜論部分,我負責分論部分,從地方民族史論、地方區域史論、地方政權史論、地方經濟史論、地方社會制度史論、地方設置史論、地方文化史論、地方民俗史論八個方面來為先生提出的學術思想和理論補充史料。我當時確實有些誠惶誠恐,覺得自己難以駕馭如此宏大的主題,不過在張先生的鼓勵下我還是努力去做了。在撰寫的過程中,每寫完一章我都及時交給張先生審閱,與張先生討論遇到的問題和想法,大約用了一年的時間完成此書。最後這本書完成時有35.5萬字。張先生在書的序言中提到我為此書付出的努力,這是先生對我的鼓勵。這部書後來獲得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據當時評獎的老師說,論學術品質這本書應得一等獎,不過因為裝潢和印刷品質不是很好,所以才被評為二等獎。總之,我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出版的第一部著作都是在張先生的引領下完成的,而且是和張先生合作共同發表的,實在是榮幸之至!

1994年《中國地方史論》出版後,張先生至少三次跟我說,希望我能夠完成《中國地方史》這部著作。1994年到1996年,我在日本築波大學訪學兩年,回國後依然覺得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擔此重任,需要多積累一些知識之後再行考慮。從1997年開始我就給本科生和研究生講授《中國地方史概論》課程,同時不斷地思考和探索如何建構《中國地方史》的框架。2004年,我帶著幾屆博士生和碩士生開始著手《中國地方史》的編撰工作。第一稿有100多萬字,但我並不滿意,於是推翻重寫,花費三年時間,四易其稿,在我和學生們共同的努力下終於完成。著作成書後名為《中國地方史綱》,大約70多萬字。這本書是在張先生中華一體論的思想,以及他有關地方史理論與方法的指導下,對中國歷史進行一次整體性的再考察。從地方史研究的視角出發,將中國疆域分為幾個大的區域。中國在整體空間上可以劃分為兩大塊:一是郡縣地區,又劃分為北方、南方兩個亞區。二是邊緣地區,又分為東北、北方草原、西北(包括西域)、西部(主要指青藏高原)和西南五個亞區。以五個基本問題為線索:民族分佈、古代國家的結構與統治形式、區域經濟、區域文化和唐以後古代疆域的走向,縱向考察這五個基本內容的發展軌跡。同時將內地與邊疆放在一個層面上,橫向考察各區域處於同一個發展階段時彼此的互動關係,力圖闡釋古代中國如何發展成為今天的中國、古代的眾多民族如何發展為今天的中華民族這一重大命題,從中國地方史的角度給予符合歷史事實的回答。張先生于2000年因病去世,2007年我們完成了先生的遺願,在這部書的扉頁上,寫下了“謹以此書獻給恩師張博泉先生”。

王萬志:您對中國古代史最為關注的是哪些問題?您在遼金史領域長期辛勤耕耘,您的研究工作是如何逐步深入的?

程妮娜:在中國古代史中我最感興趣的是政治制度史。碩士研究生學習期間,在張博泉先生的指導下,我選擇了以金代官製作為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方向。從1983年起一直到2000年,除了一些臨時的研究課題外,我主攻的研究領域就是以官制為主的金代政治制度。金朝建國初期,國家政治制度以女真制度為主。經過熙宗、海陵兩朝的改革,最後確立了一省制的政治制度。在設計碩士論文研究計畫時,最初打算從金太祖一直梳理到海陵王時期,對金代政治制度的轉變時期做一個系統研究。但是當我著手收集資料時,發現中國學者在這個領域的研究成果很少,多數是對金代政治制度發展軌跡的大體梳理,顯得比較空泛、簡單。日本學者在這個領域起步早,成果多,尤其是三上次男先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三上次男於1933年畢業于東京大學,此後到中國的哈爾濱和北京學習了一年,從1934年開始從事金史研究,他的研究重點是金代的社會與政治。從1970年到1972年,出版了專著《金史研究》三卷,其中第二卷就是金代政治制度研究。《金史研究》是三上次男40年金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奠定了他在日本學界的重要地位。據說當時日本學界有一種說法,認為三上次男已經達到了金史研究的頂峰,後人無法超越。1983年,我在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發現了這三卷書。當時我很興奮,複印了其中與我研究內容相關的部分,複印費就花了將近200元,這在當時是一個不小的數目。當時大學畢業生的月薪才56元,這筆複印費相當於三個多月的工資。所幸當時研究生的調研經費比較充裕,一個人有1200元錢的經費。

山上次男先生對金代政治制度做了大量細微深入的研究,奠定了這一領域的學術基礎。但是在細讀他的著作之後,我覺得不論在國家機構的運作機制方面,還是在一些具體的官制方面,還留有很大的研究空間。當時我考慮的是,女真人1115年建國,1125年滅遼,1127年滅北宋,僅用了十幾年的時間,其國土就從東北的北部迅速擴展到黃河流域。這一時期金朝最高權力機構是女真國倫勃極烈制度,這個制度的內部構成和分工是怎麼樣的,金朝又是通過建構什麼樣的機構來統治迅速擴大的國土和驟然增加的各族人口的,這些是我碩士論文要解決的問題,也是我從事金史研究的起點。但我僅以《金初勃極烈制度研究》這篇文章就已經近4萬字,達到了碩士學位論文的規模。碩士研究生畢業後,我繼續展開以金代官制為主的政治制度研究,發表了一系列論文。關於前面提到的問題,簡單地說一下我的學術認識:

(一)國倫勃極烈制度內部的構成和分工。金初11個勃極烈是太祖和太宗兩朝五六個勃極烈在不同時期的不同稱謂。勃極烈制度囊括了國家機構所必備的各種職能,諸勃極烈分工不是十分明確,往往一個人兼多職。各個勃極烈下面設有處理具體事務的官員,這些官員既有女真人,也有漢人、契丹人、渤海人,在天會四年(1126)以前,他們中有許多人被稱為勃堇。同時還摻雜著一定的原遼、宋的官制。天會四年(1126)開始,勃極烈之下開始系統地建立各種中原式的行政機構,諸勃極烈的職能由包羅萬象逐漸簡化為國家最高軍政決策機關和審議機關,輔弼的功能越來越強。

(二)勃極烈制度控制地方的建置和機構。在太祖、太宗時期,金朝地方行政設置存在三種類型路制:一是設在女真聚居地的萬戶路,其下直接統轄猛安謀克,各級機構都是軍政合一,與中央勃極烈制度相適應。二是設在原遼地區的都統、軍帥司路,遼東與遼西地區的路下轄的是府州、猛安謀克;燕雲地區的路下轄府州縣。路的長官都是女真大貴族,同樣具有軍政合一的職掌,與勃極烈制度相適應。三是設在原宋地區的兵馬都總管府路,路下保留了原宋的府州縣。由於勃極烈制度不適應該地區,金朝將駐在中原的軍事機構元帥府迅速轉變為軍政合一的統治機構,下設燕京、雲中樞密院,輔佐左右元帥府分別統轄兵馬都總管府路。元帥府長官以女真宗室大貴族為主,同樣兼有軍政合一的職掌,與中央勃極烈制度相適應。金初元帥府治理中原地區具有相對的獨立性,這與金朝中央勃極烈制度統轄機制有關。

1999年,我在綜合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專著《金代政治制度研究》。出版之前請張先生作序,張先生看到書稿後非常高興,並為此寫了一首詞《一剪梅——贈禾女教授》(“禾女”為程妮娜教授的筆名):

喚起東風在睡中,碧玉含香,破雪先紅。書文從此有聲名,硯墨飛花又一峰。

我昔三鴟俱虛空。白髮書淫離後翁。毛錐作侶寫餘篇,半是蕭疏,寄興猶濃。

王萬志2006年以來,中華書局啟動了“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目前已經出版了《史記》等6部修訂本史籍,您是《金史》修訂本的主持人,這項工作進展如何?有什麼新收穫?

程妮娜: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於2006年啟動,由原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先生任總監。此次修訂工作的目標是通過全面系統的覆核、修訂和整理,解決原點校本存在的各種問題和不足,旨在形成一個體例統一、標點準確、校勘全面、閱讀方便的全新版本,成為新世紀中國古籍整理界的一個新的里程碑和標誌性出版物。現在已經過去了11年,目前已出版《史記》《新五代史》《舊五代史》《遼史》《魏書》《南齊書》6部修訂本,其他各史也將陸續出版。《金史》修訂工作始於2009年,目前已完成定稿。

本次修訂工作統一採取底本式的整理方法,原點校本《金史》以百衲本為底本,本次修訂不更換底本。在以百衲本為底本的基礎上,以元刻本和殿本作為本次修訂的通校本,以南監本、北監本、局本作為參校本,同時參考金人、宋人、元人著作中的相關史料,以及《大金國志》《遼史》《宋史》《高麗史》等相關史籍和歷代的碑刻資料等,作為本次修訂的他校參考書。在修訂過程中充分參考和吸納清代以來學者有關《金史》校勘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施國祁的《金史詳校》、張元濟等《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中的《金史校勘記》,以及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等。此外,我們還充分吸收和利用近年來學界已經出版的相關著作和發表的論文。

本次校勘工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修訂工作的重點是在文字校訂,而不在史實考證。對原點校本已有的校勘成果,一方面逐條覆核、糾正失誤、消除差錯,另一方面充分吸收原點校本的校勘成果。按照“總則”要求,堅持“可改可不改,一律不改”的原則,以避免出現新的錯誤。原點校本雖然是以殿本為參校本,也吸收了許多研究成果,但在校勘記中較少提及版本依據,並且存在較多的改字現象。我們補充了修改的版本依據。對改字問題,只要不是干支、筆誤之類明顯的錯誤,又沒有版本依據者,我們通常進行回改。這次修訂回改有200餘字,其中有一些是屬於點校本改字、補字、刪字不當的現象。舉兩個例子:

《金史·百官志三》中記載“統軍司。河南,山東,陝西,益都”。校點本根據《兵志》的記載,天德二年置統軍司于山西、河南、陝西三路;《彀英傳》記載天德二年彀英出任山西路統軍使。《地理志》又記載山東益都於大定八年置山東東西路統軍司。將“山東”改為“山西”,出校勘記。點校本的改字,容易使讀者以為金朝長期設置了四處統軍司。然而,金朝是長期設置三處統軍司,即《金史》中頻繁出現的河南、山東、陝西三處統軍司。山西統軍司只在天德年間出現過,也只見過完顏彀英一人擔任過山西統軍使。顯然山西雖設置過統軍司,但並非長期存在。我們將這個字回改,並重寫校勘記,以便研究者對此問題能有一個客觀認識,避免出現誤導。

《金史·世紀補》記載:“宗翰等曰:‘……以八月往陝西,或使宗弼遂將以行,或宗輔、宗翰、希尹中以一人往。’”此為宗翰的話,其中“宗翰”必有一誤。後面又有“宗翰請立熙宗,宗翰不敢違”之語,語義不通,這兩個“宗翰”也必有一誤。點校本將兩處後出的“宗翰”皆改為“宗幹”。然而,從太宗朝宗幹的事蹟看,點校本兩處改字和校勘記都有商榷的空間。前一處,據《金史·太宗紀》記載:“太宗以斜也、宗幹知國政,以宗翰、宗望總戎事。”斜也即完顏杲,《金史·杲傳》記載:“太宗即位,杲為諳班勃極烈,與宗幹俱治國政。”太宗即位後,宗幹任國倫忽魯勃極烈,輔佐太宗居京師,“金議禮制度,班爵祿,正刑法,治曆明時,行天子之事,成一代之典,杲、宗幹經始之功多矣”。《金史》中並沒有關於宗幹在金宋戰場上領兵作戰的事蹟,況且,宗幹的身份與地位都高於宗翰,此處點校本改為“宗幹”明顯不妥。我們懷疑此處的“宗翰”可能是衍文。後一處,據王彥潛《大金故尚書左丞相金源郡貞憲王完顏公神道碑》載:“太傅密令左右元帥與王來朝,相與協心,主建儲□議,援立閔宗。”太傅即宗幹,是熙宗的養父,立熙宗應是他的本意。點校本後一次改字於理不通。天會五年(1127)宗望病卒後,宗輔繼任右副元帥。上文有宗輔“與宗翰俱朝京師,立熙宗為諳班勃極烈”。《世紀補》的“贊”應是評介睿宗宗輔事蹟,故此處第一個“宗翰”或為“睿宗”之誤。我們將兩處的改字皆回改,修改原校勘記。儘管原文有矛盾,仍保持原有文字,只是指出問題,提出我們的意見,供研究者參考。點校本《金史》原有校勘記2017條,本次修訂刪除原校勘記116條,改寫錯誤和不準確的校勘記幾十條,修訂後的校勘記總數近2700條。

總之,本次修訂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修訂各類問題總計1400多處。目前修訂工作尚未最終結束,我們已參考審讀專家的意見進行了修改完善,並仍在查漏補缺,最後還將與中華書局的編輯一起討論、審訂,確定書稿。

王萬志:《古代東北民族朝貢制度史》是您近年出版的一部重要代表作,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全書70多萬字,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好的反響。您為撰寫此書,在理論上和史料收集整理上所做的準備是很艱苦的,請問這一成果較之以前的論著提出了什麼新問題?有些什麼新觀點和新突破?這一領域還有哪些問題值得繼續探討?

程妮娜:朝貢制度的研究緣起於1994年至1996年我在日本築波大學訪學期間。在築波大學圖書館首次看到日本學者關於古代東亞封貢體制研究的著作,這促使我對朝貢制度問題產生興趣。日本學者在這個領域的著作、論文比較多。他們把郡縣地區視為中國王朝的轄區,郡縣以外的邊疆民族地區與鄰近國家都視為中國轄區之外地區,將中國王朝與兩者的關係都視為一樣性質的封貢關係。我長期從事東北邊疆史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對東北民族的歷史比較瞭解。讀日本學者的論著時,我當時就意識到,東亞封貢體制應包括兩大部分:一是中國王朝統轄的邊疆民族與中央王朝的朝貢關係;二是中國王朝的鄰國與中國王朝的朝貢關係。但如何劃分內外兩個不同朝貢圈的界線,成為長期困惑我的問題。國內學界在20世紀及之前關於這個領域的研究不多,21世紀以來雖然相關的研究成果漸多,但多數從中外關係史的視角考察這個問題。2003年至2004年,我在日本關西學院大學做客座教授期間,持續搜集相關資料並思考這個問題。

2006年初,我向林甘泉先生談了我的想法和困惑,林先生認為我應在前期學術積累的基礎上,把研究重點落在東北民族的朝貢制度上。從國內外研究現狀看,邊疆民族朝貢制度的研究恰恰是薄弱環節,也是解決這個問題的節點。於是我以“古代東北民族朝貢制度研究”為題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年被立為國家社科基金的重點項目。此後開始了長達10年的研究,我是從細化研究入手,盡可能地窮盡史料,對東北地區20多個不同族群的每一次朝貢活動進行統計。從中央與邊疆的互動關係、東北各族之間的互動關係出發,同時兼顧與王朝相鄰的政權與民族的影響,將東北民族的朝貢制度發展史納入中國由傳統國家向近代國家演進的歷史大背景下進行探討。基本厘清了中國古代東北民族朝貢的具體形式、內容,從中也辨析了各個民族、各個時期朝貢制度的種種差異。圍繞課題,我先後發表了25篇學術論文,其中有17篇發表於《民族研究》等CSSCI來源期刊,這也為撰寫這部著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可以說這本書是我從事東北史研究30餘年的學術總結。這部書是對古代東北民族朝貢制度的貫通性研究,在宏觀理論層面和各具體問題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認識,這裡僅就我最初想要研究這一課題的出發點,即區分邊疆朝貢制度與周邊國家朝貢制度的主要標準是什麼,介紹一下我的學術認識。

通過對東北邊疆朝貢制度從秦漢到清、從出現到消亡的整體研究,對兩種朝貢體制的區別進行歷時性和全景性的考察,我提出了劃分中外兩種朝貢制度的四個主要標準:第一,朝貢成員是否被納入地方行政管理體系。東北邊疆民族朝貢制度從建構之初,就被納入了王朝的地方統轄體系。不論朝貢地點是邊地的郡州,還是京師,始終都受到邊地政府或專設機構的管轄。周邊國家的朝貢成員主要受中央相關部門的管理,一般都是詣闕朝貢,在進入中國王朝的口岸時,與當地的政府有所交涉,但不存在日常的政治統屬關係,在外交禮儀上也具有獨立性。第二,朝貢成員是羈縻建置下的臣民身份,還是具有獨立性的藩屬國身份。隋唐時期東北亞朝貢制度出現新變化,邊疆地區開始普遍設置羈縻府州,邊疆民族開始以羈縻建置的形式進行朝貢活動。而周邊國家地區從未設置過羈縻府州,始終是以獨立的政治身份進行朝貢。第三,朝貢成員與中央是否存在政治隸屬關係。邊疆朝貢成員必須服從王朝的政令,為中央政府保塞安邊,王朝對邊疆朝貢成員的反叛行為通常會採取一系列政治軍事手段,頻繁的征討戰爭進一步強化了雙方之間的君臣關係。周邊鄰國的朝貢成員,雖然也有高低不同的從屬地位,但他們的身份始終是獨立國家,與中國古代王朝之間保持著不平等的外交關係。第四,朝貢關係最後是發展成為民族地區建置,還是被近代條約體系所取代。清朝前期,邊疆民族地區的朝貢制度相繼為民族地區建置所取代。到清朝後期,東北亞國際秩序下的朝貢制度被近代條約體系所取代。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這個四個標準可以獨立存在。從歷史發展的整體趨勢看,它們又是相互關聯的,大體上可以適用于古代東亞朝貢體制的大部分地區。

我研究古代邊疆民族朝貢制度的主要目標是要解決古代邊疆民族和政權的歸屬問題。這關係如何認識中國古代疆域的形成問題,如古代疆域是如何形成的,其構成形式從前期、中期到後期是如何演變的,都與邊疆民族朝貢制度息息相關。就我所研究的中國古代邊疆民族朝貢制度而言,東北民族朝貢制度與其他邊疆地區民族朝貢制度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從目前研究的狀況看,其他邊疆地區朝貢制度的研究還比較零散,尚未展開系統化、貫通性的研究。只有對整個中國各邊疆地區民族朝貢制度進行細緻、系統、貫通的基礎研究,才能對中國古代邊疆民族的朝貢制度有一個完整、客觀的認識,才能進一步在該領域裡探討朝貢制度對中國古代整體邊疆的構成和發展所發揮的作用,最終得出符合歷史實際的認識。

現在國內一些學者習慣用西方學者的邊疆理論來研究中國的邊疆問題。我認為外國學界的理論和方法值得借鑒,但不可盲從。西方學者關於中國邊疆理論的研究,多數是在對中國古代邊疆問題進行宏觀梳理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邊疆的基本走向,往往以一個地區的邊疆問題概括整個中國的邊疆問題,比如以北方草原遊牧民族和中原的關係來探討整個中國的邊疆問題。很少看到國外學者在對中國古代邊疆歷史進行貫通性的細化研究,對中國邊疆各個地區的差異性給予充分注意的基礎上提出邊疆理論。部分日本學者在研究中國問題時注意到中國邊疆各地區存在差異性的問題,但相關的理論探討並不多,影響也不大。我認為研究中國邊疆問題,理論必須與細化的基礎研究並行,缺一不可,二者相輔相成。正因為中國古代邊疆問題在一些領域的基礎研究存在很大缺環,所以中國邊疆理論的研究也存在著明顯不足。總之,從中國邊疆歷史的實際出發,吸收國外學界關於中國邊疆理論的精華,建構符合中國實際的邊疆理論,這需要學界同人共同努力。

原載《淮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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