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迫在监狱里度过了中年危机|单读访谈

原标题:他被迫在监狱里度过了中年危机|单读访谈

最近单读采访了一位自由艺术家张玥,在今天这个藏家趣味统治下的艺术圈,这些坚持独立创作的艺术家们想要生存似乎越来越难。所以张玥认为,好好活着,保持这片土地上还有艺术家就是他们最大的责任。

尽管这么说,张玥还是试图用艺术来实现某种反抗。为此他深入缅北战争,去做历史的亲身见证者;他做中国持枪证的收集记录,给几百年后的人们提供历史数据。他的经历可能比人们通常对一个艺术家的想象丰富得多。而“艺术家”也确实只是他的社会角色之一,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张玥”的故事。

▲张玥(中)2016 年在缅北

专访张玥:我争夺的是历史解释权

采访| 蕴晨 & 珊珊

撰文 | 蕴晨

初见张玥,你一定不会把他跟“犯罪”、“狱霸”、“战争”等等看起来如此激烈的词汇联系起来。他待人温和得近乎谦卑,采访当天早早在电梯口等着迎我们进门,客气地端来茶水、拿出零食,最常有的举动是双手合十说“谢谢”。

张玥在家中养了两只猫。大把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房间里沙发、地板上随处可见猫毛,在他宽大的黑 T恤上更是分外明显。他说话时语气平缓,神态又极其认真,就显得有点像那只懒懒卧在沙发里的加菲猫一样笨拙。

总而言之,在本人面前,你很难想象那个拿着砍刀彻夜守在难民营外的张玥,或者十八岁就在济南监狱里混成“狱霸”的张玥是什么样。但当谈话敞开,一段段鲜活的个人经验蹦出来,你就知道,是了,这就是他。

张玥少年时因过失杀人入狱,在以为刑期会久到连中年危机都要在监狱度过时他崩溃过,但 24 小时后就做出决定,要在监狱里开始新的人生。监狱其实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地方,在那个更偏好丛林法则的残酷环境里生存下来并成为强者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然而他说起那段经历时却轻描淡写,倒有点黑道大哥的意思。

监狱里的日子尽管痛苦却也足够特别,成为他之后艺术创作中不断回访的经验。在 2014 年的一个采访中被问及还希望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时,他说要是打过一次仗就更好了。而两年之后张玥真的去到了缅北战场,听子弹在耳边呼啸而过,忍着生理不适收拾腐烂的尸体,看难民营里十二三岁的孩子拿活人练枪法……

▲张玥在缅北难民营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张玥用在狱中的四年时间读完了四大箱子书,其中还有一个落马高官给他推荐的《红楼梦》。小说里的传奇故事让他幻想自己出狱以后是否也能把那些人生一种种来体验。其实动荡的童年使他不怎么喜欢不安稳的生活,但相比之下,他更痛恨集体生活,排斥体制之内的稳定。

这种反对主流、追求多元的态度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他记录着那些被主流媒体叙事所忽略的东西,试图从与官方不同的角度,来给几百年后的人们提供另一种历史解释。他说自己不太关心艺术,而更关心现在正在做的这些事情。

但翻开张玥的作品集,你还是会被来自艺术家的想象力淹没。他在被垃圾包围的狭小的黑桥工作室,幻想从太平洋收藏一条属于自己的鲑鱼;他揣测出一份冷战时期赫鲁晓夫在后厨会议上拟的《帝国计划》,并通过邮箱将之发往世界各地。

“我对艺术的了解跟你们差不多”

单读:似乎因为您艺术家的身份,之前的一些访谈都不可避免是围绕“艺术家”在聊。但今天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您的个人故事。

张玥:艺术不是聊的,它就是我从事的一份工作。其实我对艺术的了解跟你们差不多。我不太关心艺术,我不太关心这些东西,也很少看,我更关心的现在正在做的这些事情。

单读:所以您会希望您的作品有一些实际的影响吗?而不仅仅是作为艺术品被收藏。

张玥:当然需要有实际的影响。

单读:比如说什么样的呢,有期待吗?

张玥:我没有预设,至于做完以后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都在我的工作范畴之内。比如我跟济南监狱合作的反逃脱教材,里面其实夹杂了很多越狱的信息,这是难免的。像是不允许鞋的夹缝藏现金,不允许把一号电池底片磨成刀片,不允许磨牙刷当刀子等等。

反逃脱教材

单读:您说”反越狱“,但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越狱指南。

张玥:对,这样就有意思了。我的教材在监狱里流通,之后这个监狱越狱的犯人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呢?这个还是要回去做回访。

“争夺历史解释权”

单读:您感兴趣的是作品在流传人群中对他们行为产生的影响?

张玥: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实打实的影响。15 年从缅北回来以后,我拿作品换了五万斤大米给难民送回去,相当于管了 6000 多户难民一星期的口粮,这也是一种影响。但这不是预设,是走一步算一步,走到这一步了,就做了这个事情。包括我做“中国公民射击比赛”,中国是禁枪的,持枪变成了一种稀缺的权利。那没有持枪权的这些人射击水平如何?我就做这个摸底调查。这样它就有一个历史价值,几百年以后当大家回顾这个时代的时候,我能提供一份数据。换个说法,就是争夺历史解释权。

单读:您从跟官方不一样的角度去记录这些事件。

张玥:从这件作品来说很大一部分是记录,另一部分是跟它相关的一些创作。比如持枪证的收集记录,我们用古画修复的方式把它复制下来,做一个副本。也有夺枪术的研发,也有关于黑话的调查。比如说监狱里面,“砸窑”就是把你关在一个小禁闭室里,但土匪的语言系统里面“砸窑”是抢劫的意思,“砸响窑”就是抢一个有武装力量的地方,“窑响了”就是在抢劫过程中遇到守卫,或是被你抢的那户人家他们开枪了。这是汉语的一部分,没有人一直在做这个工作,那就我来做。

枪的黑话, 2017, 钢笔纸本

单读:所以您是很关注那些有它自身意义,但又被许多人忽略的的事情。

张玥:被主流媒体忽视的一些信息有可能是很重要的信息,而且主流媒体的信息通常是受到限制的。美国有一个 51 区,专门负责外星人的事情,但这些都是传说,包括罗斯维尔事件。主流媒体会把它屏蔽掉,于是慢慢地这种传说就变成一个娱乐化的东西,当我们把娱乐化再剥离掉以后,剩下的就是实打实的信息,但这个信息需要你去推理。

“我们不能活成一个标准”

单读:您说来北京之前就想当一个职业艺术家,那大概是什么时候?

张玥:从监狱回来吧,07 年。其实也不好说,因为一个念头出来,不可能像写日记一样,说从某年某月某日我想当科学家了,我想当艺术家。但当艺术家不是想出来,而是你干出来的。

单读:您在少年时代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张玥:上学,打架。就是很典型的一个青少年的那种状态。我父母离异比较早,那时候我上小学五年级。我要么跟我母亲住,要么在我姥姥家住,要么就在母亲公司住,有时也去她同事家住,就感觉一直挺不安定的。我小学的时候还不流行拉帮结伙地打架那种,一有什么事就是找家长、找老师。但那时候我也不能找家长啊,我妈那时候也不容易,没正式工作,也不怎么挣钱。所以一般有事我就自己解决,没有办法。到了初中就是拉着人去别的中学打架,也有别的中学学生来我们学校打架。因为你不想去让家人担心,就只能自己变得强硬一点。

家庭的或是亲人的这种温暖,我都是在社会上得到的。小学、中学放学以后,我经常去我们那边的一个电子游戏机厅,那里的老板对我很好,平时买游戏机币他就会多给我俩。台球厅的老板跟我关系也挺好。所以反而是社会上这些大孩子带着我们玩,我就特别喜欢从他们那寻求那种温暖。我被别人打了以后,就去街机厅找那个老板,老板给我拿出啤酒,喝点啤酒就没事了,男的嘛谁不打架。那时候还叫扎啤,就是大塑料袋装着。

单读:为什么他们这些人会特别照顾您?

张玥:可能投脾气吧。主要是价值观相同。现在有一部分人认为你就应该好好生活,跟对象过得好一点,然后多做作品,多卖点钱,好让将来有吃有喝有结余。那我不如跟身边这帮人玩,他们认为活着就该耍就该弄,就该活得精彩一点。别搞那么多标准,我们不能活成一个标准。

单读:您会有那种反对主流价值观的心态?

张玥:那必须是。在艺术方面也要让艺术去标准化。什么是标准化?90 年代行为艺术连展览的机会都没有,因为美协不觉得行为艺术是艺术。还有一个中国文化部的官员,他退休时很自豪地说,这一生中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阻止了邓丽君来大陆办个唱。记者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是流行文化,他就不喜欢流行文化,他觉得那是不健康的,他只喜欢高雅艺术,喜欢芭蕾舞。但你不喜欢不行啊,这个国家是由十几亿人构成的,这当中就有人喜欢听邓丽君啊。所以你必须反抗,必须使它多元化。我也不喜欢一些艺术家啊,但还是希望保留这种艺术样式在艺术圈里、在社会中。只不过是你的审美标准跟人家不一样,不能说他做的是不好的,不应该让他受打压。

“真实的战场看不见敌人什么样”

单读:您 2015 年为什么会决定去缅北战场?

张玥:之前我做枪伤访谈进行得不顺利,一个朋友说现在果敢那边正打仗,去那做访谈肯定合适,那就去了。

单读:亲身接触到战争应该跟您想象中很不一样?

张玥:带着雄心壮志去到了现场,但那种恐惧感瞬间就把你打败。你会的那些东西、你的人生经验一条都用不上。天天在做思想斗争:走还是留?安全感和好奇心一直在心里边打架。回到北京最安全,去到前线最危险,但是去前线好奇心能得到最大满足。每天挣扎,想着我还要不要再出去?还要不要再住一夜?最后一共待了两个多月。第一次在难民营待了二十多天,是后来有消息说军队要轰炸这个地方,我们就待到最后一个难民也走了,然后离开。

后来去到金三角城区,当时正打仗,像巷战,跟电影上演的不一样,你能听见枪声由远到近由近到远,但不太看得到打死人的场景。真实的战场上看不见敌人长啥样,但街上有尸体。我们就过去帮忙那些尸体火化,把骨灰和遗物给他们家人送回去。一开始生理上会有不适应,因为缅甸当时是雨季,下了三四个月雨,尸体已经腐烂得很严重,可他是人啊,和你是同一个物种。但很快就要克服这个,因为我们属于民间机构,是个人行为,咱得快点,不可能光明正大地弄个车来,跟打扫马路一样。差不多有一周都在做这个。

“十二三岁的孩子拿活人练枪法”

难民营的孩子们

单读:战争中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让您震撼的事情?

张玥:当时一瞬间觉得受到冲击的是在难民营的时候,有个十二三岁的小孩,他也是游击队员,带我去他军营看。我喜欢射击嘛,就说你这有枪吗?他给我一把改装的 AK 。我再问有靶子吗,他就拉我出来,说你打对面山上那个人。我说那不行,他说没关系,他们是侵略者。但其实对面就是个塔尖大小的人,你也看不出是谁。我拒绝之后,那小孩就特看不起我,说那我给你打,我说你别当着我面杀人,我还是见不了这个事。

你想,那边十二三岁的孩子会拿活人练枪法,再想想现在北京十二三岁孩子都在干嘛?这个是瞬间给我冲击的。我还听说难民营里一二十岁的女孩每天就坐在帐篷门口等着中国人过去挑,2260 块人民币就能买走。还有那边才三四岁的小孩,背后就背着一个刚出生的小孩要照顾,在金三角童年是非常短暂的。

单读:像您这样的身份,进入他们这个群体不会有什么阻碍吗?

张玥:没有反抗也没有欢迎,有的时候是猎奇。他们问你从哪来?我说从北京过来,他们就问我北京啥样。头一次遇到这种谈话,他们会跟你说“等战争结束以后欢迎来我家玩”,然后我也跟他们说,“那行,那就等战争结束以后,你们去北京,我来招待。”这种谈话在之前的人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难民营的百姓

单读:有没有遇到特别危险的时候?

他们地方游击队讹我们钱,反复几次后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于是他们再来电话我就说我有的是钱,但一分都不给你,对方就说那晚上我们带着几个战士去找你。我说你尽管来,还问他知道不知道我住哪个帐篷,他说“我知道”,我说“好,那就行”。挂了电话以后先买的砍刀,又从难民那买了手枪和十几颗子弹。当天晚上就没敢睡觉,最后等到天亮,人没来。

周围的难民也不错,说你来我们这个帐篷,我们能给你帮上忙。因为他们父亲原来是这个游击队的领导,现在退下来了。但我知道他们说的时候自己很心虚,他们也害怕。我当时很明确地觉得他保护不了我,因为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尤其又在监狱呆过,就特别清楚说要保护你的那个人他能力有多大。我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兄弟眼睛里边有恐惧。

“别看在狱里能打,其实还是个孩子”

单读:您在狱中的那几年是怎么过的?

张玥:刚进去是十八岁,先在看守所待了四个月。进去以后我比较横,打架抢来几床被子,里面规矩是打输了就不许你盖被子嘛。后来转看守所,人家一见我带着好几床被子,就知道这人挺横,那时候带的被子多就叫“牢头”、“狱霸”。

我在监狱睡过 16 个平方的房间,要住 28 个人。在铺上每个人身子就一直侧着贴着别人,起来上厕所再回去,没你地方了。吃饭的时候菜汤倒在外面一个槽里,再流到你屋里的桶里面,我们就这么吃。

《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此规范是张玥在服刑期间接到的一个任务,用约一个月时间完成五十五张图画,后获得六个月的假释刑期。

单读:刚开始应该很难适应?

在看守所里面呆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才知道案子后果比较严重了,可能要判很久。我就想我今年才 18 岁,二三十年后出来不就 50 多岁了,跟狱里这帮老家伙一个岁数才能出去。我妈能再活二三十年,我姥姥活不了二三十年啊,于是当时就完全崩溃了。大概 24 小时之后,我就在想,我的人生完全变了,我要开始新的生活。当时我是要考中央美院的,专业课都已经考过了,是回山东考文化课的。但是这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得开始新的人生了,新的人生就是你的中年危机都要从监狱里面度过了。那监狱里有很多角色让你选,有的人是老虎,有的人是狮子,有的人是小绵羊,但有的人就是小猴子,他机灵。我肯定选不了绵羊和猴子,只能选狮子老虎当。

那天也是我第一次在监狱哭。中间刑警队已经提审过我好几次了,最后连续一个星期老提审,我就觉得是不对了。回到号里我一开始还洗衣服,越想越不好,然后恐惧开始蔓延,我想我可能再也见不着我姥姥了,瞬间就不行,崩溃了。我欺负过的那帮年龄大的都跑过来说,“唉呀,别看他能打,还是个孩子。”然后就过来哄我,说“张玥没事儿,我给你讲讲监狱怎么回事吧。”,说周六周日可以看电影,平时跟家里每个月可以见一次,说你这种情况也判不了多少年,再减减刑,再假释,不到十年就回来了,十年以后你才 20 多岁,怕啥的。然后我再回头看看这帮人,觉得未来的人生就要跟你们他妈过了。那天哭完以后我就再没哭过。

“济南监狱有个爱画画的组长”

单读:听说在监狱您会让犯人给您做模特来画画?

张玥:到监狱以后要先”开号“,就是先打你一顿,我刚去也让人开。后来我当了组长,觉得打人不好,就跟队长商量说别老用这种办法。我就给犯人个小凳,说你老实坐着,等我拿出笔来画张头像,一个小时不许动,画完了就走吧,不打了。后来整个济南市看守所都听说济南监狱有这么个组长,不打人,给画画。

我平时还喜欢看书。当时我订了一份《南方周末》,它每星期有一个书单,上面有什么新书我就写个条子,塞给要释放的犯人,让他告诉我家里带书来。我在监狱读了有四大箱子书。

当时觉得一旦出了监狱,我肯定是一个有精彩人生的人。因为看了好多小说,我就想可能回来以后会有机会尝试小说里面那些人生?但一回来马上变得很消沉,因为四年没跟社会接触过。我连过马路都不会,因为四年没见过汽车了,把握不住它会开多快。过马路就像小时候那样紧张,但我那时候都 20 多岁了,还得我妈领着我过马路。而且刚放出来的人多少有些恐惧,挺害怕这个社会,去商场人多的时候,我会特别恐惧,特别紧张。路上迎面走过来一个人,我都会想他会不会伤害我,如果他要伤害我我怎么办?我心里边就一直盘算这个事。

“蜘蛛侠可能就在她身边飞来飞去”

单读:您后来去纽约参展,遇到一个女孩,说想跟她结婚然后再离婚,是怎么回事呢?

张玥:那是头一次去纽约,住布鲁克林博物馆旁边。凌晨五点我睡不着,出来看到一个女生牵着狗在上楼梯,就认识了。那时我特别想换一种人生体验一个月,因为我驻留时间就一个月,我想等一个月之后我走了,咱把婚再离了。主办的画廊会给我的作品一些材料费嘛,我就买一个戒指送给她。也许我再也到不了大洋彼岸了,也许将来会移民到那个地方。无论如何,等大家岁数很大了以后,看到这枚戒指,会想起曾经还有一段婚姻。你想,我是在济南市区七里山小学上学长大,而那个女孩是在纽约市长大,可能蜘蛛侠就在她身边飞来飞去,如果有这样一段婚姻我会觉得很有意思。

“我痛恨集体生活”

单读:您喜欢小说里一样很多变化的人生?

张玥:我一点都不享受不稳定,我想稳定。但你看英剧《黑镜》里面有个哥们儿,每天早上起来就蹬自行车发电。那个故事告诉我们,要么你就接受体制化的稳定,要么就拒绝被体制化。最后那个哥们拿玻璃碴要控诉这个社会的时候,评委会跟他说,唉你可以上一期脱口秀节目,就混出来了,不用再担心虚拟币花完了,你可以到上层生活了。他犹豫了那一瞬间,最后放弃自杀,就被体制化了。

《黑镜》第一季第二集剧照。这一体制内的人们通过不断踩单车以赚取虚拟币,换得生存资料。

单读:所以您想要安定,但又很排斥那种一成不变的体制化的稳定。

张玥:对,体制化很可怕,它会让你失去大脑和独立意识。我痛恨集体生活,但我老是过这种集体生活。在学校,吃住都在一起,没有隐私。在监狱里面更是绝对没有隐私的,中国有连号制度,你去上厕所都要带着你的连号一块去。你连号逃跑了或者自杀了,你有连带责任,要加刑。这样这个自管组织就建立起来了,警察就不用那么费劲地盯着你们了,非常聪明。

单读:您说时常会有焦虑感,是对什么焦虑?

张玥:就是对社会发展的焦虑,而且社会发展会影响到我的个体生存,关系到我吃饭问题。从个人的吃饭问题我就开始焦虑。你看现在的艺术圈,艺术圈现在是藏家时代,就是藏家趣味统治下的艺术圈。

编辑丨蕴晨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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