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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知道自己吃的盐是怎么来的吗?要问他——中国重化工之父:范旭东!

原标题:你们知道自己吃的盐是怎么来的吗?要问他——中国重化工之父:范旭东!

编者按

毛泽东曾经说过:“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这里说的四个“不能忘记”的人之一,就有创办久大精盐、永利制碱和硫酸铵等化学工业的开拓者范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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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入川,再创事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吞并我东三省,其狼子野心已暴露无遗。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范旭东意识到此番抗日战争不会在短期内结束,未雨绸缪,必须做撤退转移的准备。在日寇入侵天津之前,已令久大、永利两厂职工停产疏散,并派“团体”的核心人物之一李烛尘等南下四川,调查探路。

此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范旭东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决态度,拒绝同日寇合作。长江江畔的永利硫酸铔厂开工仅5个月,自1937年8月起,连遭日寇飞机三次轰炸,范旭东指示迅速撤退,并决定选址四川腹地的自流井和犍为县五通桥的老龙坝,重建久大、永利两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也迁址至五通桥。在统一了撤退转移不是“逃难”,而是要在大西南重建化工基地的思想后,工厂在转移图纸、资料、设备的同时,首先做到保证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的转移,组织员工,特别是技术人员,陆续南下,撤入内地。员工几经辗转,至1938年春于汉口集合。

永利久大精盐公司(天碱碱厂)的一些收藏物品

1938年1月,一支“先发队”抵达重庆,大家商定先在重庆租地设厂,经积极奔走,于沙坪坝租得一小块空地,将原厂拆运来的机件材料安装,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一座竹篱茅舍搭建的临时“铁工房”便已矗立在嘉陵江岸,在不足十个月的时间里制造了53000多个钢铁机件和200多吨翻砂制品,为久大、永利在四川的重建,做出了新的贡献。

在当时,永利在川新厂所需设备器材均由美国进口,而中国东部铁路及沿海港口大多沦陷,运输要道被日寇封锁,致使运往我大后方的物资多需绕道越南,进入滇、桂两省,再转运其它各地。之后,因日寇军舰不断骚扰越南沿海,这一运输线不得不改道缅甸,经中缅公路至云南昆明,再经川滇公路运抵四川。公司为此专门成立了包括9个运输处、3个运输站、5个接待站及机务处、水运处、办事处、5个修车厂和3个车队的运输部,视此运输线为“生命线”。其时,范旭东已年近花甲,仍身先士卒,亲自实地考察,押车探路,置个人生死于度外。1942年1月,日寇入侵缅甸,永利的车辆、器材、汽油损失不计其数,且车辆常被军方征用,但“团体”员工斗志不减,克服困难,感人事迹甚多,他们以自己的血汗和生命支援了川厂建设和抗战事业。

选址自流井重建久大,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与之毗连的自流井是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井盐丰产地区,久大在此设厂,虽有官方批准,但涉及该地原有盐商切身利益,致使众盐商上书重庆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总裁,称“范氏(旭东)一人之挟资谋利之阕,系而置富荣(原盐商)数十万工商生计于不顾……隐伏危机,有妨增产贻误抗战”。经有关方面一再协调,一座崭新的久大模范食盐厂在“认定目标,拼命前进”的努力中终于建成。为纪念抗日,特选定“九·一八”举行开工典礼。史料显示,自1938年开工至1941年9月底,制盐45万余担,并公开技术,协助当地制盐厂改进工艺。与此同时,还制造副产品如氯化钾、硼酸、碳酸钙、牙粉等,为战时的大后方军用、民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民国九年塘沽久大精盐公司旧厂全景

久大精盐及其商标“海王星”

特别要提出的是,在战时环境下,侯德榜在范旭东的支持下,创新工艺,开发了著名的“侯氏制碱法”(联碱法),使我国制碱技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工业先导范旭东、侯德榜》 曾抒嘉绘

“侯氏制碱法”制作过程

转移至五通桥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继续各项研究工作的同时,还着眼长远发展,选派研究人员出国深造。

范旭东为纪念“团体”起源于塘沽,追本溯源,不忘当年缔造塘沽的“苦斗精神”,于1939年3月将五通桥道士观地名改为“新塘沽”,并把这三个大字雕刻于老龙坝葱龙山石壁(后被移至老龙坝东风电机厂保留)。

位于乐山五通桥区的永乐川厂旧址

“十厂计划”,壮志未酬

基于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和对实业救国的抱负,为战后民族复兴,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化学工业,1943年,范旭东亲自拟定了一个宏伟的“十厂计划”,包括塘沽碱厂、南京硫酸铔厂、五通桥深井与新法硝酸肥料厂、南京塑型品厂(电木厂)、株洲水泥厂、青岛电解烧碱漂粉厂、株洲硫酸铔厂、南京新法碱厂、上海玻璃厂、株洲炼焦厂共10家工厂(此前也有不同的十厂项目,如曾有在西南、西北建硫酸铔厂四所,纯碱厂二所,炼焦厂四所等)。

来不及实现的“十厂计划”

十厂建设需要巨大的资金作保障。1944年11月,范旭东作为中国工商界代表成员,侯德榜等为顾问,赴美国出席太平洋城举行的研究战后国际开发的商业会议。借此机会,范以永利公司的名义同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谈判贷款问题,以引进美国设备。1945年5月1日签订了1600万美元的信用贷款合同,且低息、无抵押,不派债权人驻厂,即无损我主权,只需以中国政府提供担保为条件,要求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签了字,贷款即可告成。这是美国银行第一次向一个中国私人企业发放巨额贷款,之所以能够达成协议,全仗着“永、久、黄”的业绩和信誉,合同签订实属不易。

关于此项谈判、贷款,范旭东及时函告国民政府,请求政府出具担保。然而,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一再拖延时日。其中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四大家族”的孔、宋意欲插手,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向范旭东暗示要收取永利股票,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更想谋取永利公司董事长职位,将永利这个民族工业纳入官僚资本集团。范旭东出于对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的深恶痛绝,婉拒了孔、宋。不难设想,获得贷款的批准便在“程序”中徘徊,想得到批文更是遥遥无期。

历史学者傅国涌的《大商人》刻画出了中国近代民营企业家的群像,将这些商业先驱的挣扎、反抗、坚持都呈现于字里行间。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明治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三次电邀,为了中国的和平事业,率周恩来、王若飞等飞抵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广泛接触各界人士,1945年9月17日下午,于桂园(张治中寓所)以茶会招待产业界代表,包括范旭东在内的多位从沿海内迁西南的人士出席。毛泽东赞扬他们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做的贡献,同时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并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的政策。此举消除了与会工商业者的一些顾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因毛泽东与范旭东同是湖南籍老乡,二人格外谈得来,毛泽东向范表示,在国内实现和平后,欢迎他到解放区开办工厂。

范旭东此刻仍然惦记着国民党政府为1600万美元贷款出具担保这一心头大事。由于孔、宋插手,久拖不决,致使范旭东忧愤成疾,一病不起,竟于1945年10月4日在重庆沙坪坝寓所逝世,终年62岁。

毛泽东为范旭东题写挽词

范旭东的逝世,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945年10月21日,重庆各界联合召开了追悼大会,结束了和平谈判、即将返回延安的毛泽东,亲笔书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词。周恩来、王若飞送的挽联是:“奋斗垂卅年,独创永利久大,遗恨渤海留残业;和平正开始,方期协力建设,深痛中国失先生。”《新华日报》的挽联是:“绩业早惊寰宇内;壮怀时在化工中。”蒋介石送了“力行致用”的挽幛,并派文官长吴鼎昌前往吊唁慰问。社会各界致送的挽联、挽词达600余幅,备尽哀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迟至1946年5月,才批准了范旭东生前要求政府担保贷款的呈报,指令财政部和经济部联名向美国进出口银行出具担保。且又拖至1948年6月双方才签订正式合同,完成了签约的法律手续,一场历时3年的“马拉松式”的程序方告结束。11月开始支用该项贷款,直到1949年1月平津解放,只动用了140多万美元,尚不及贷款合同金额的十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贷款自然终止。而处于新中国的债务方永利公司,则信守合同,履约偿付借款本息,至1956年8月1日,全部还清。

范旭东自1938年入川,为“永、久、黄”的再创业奔走于国内外,呕心沥血,不辞辛劳,一心为在华西重建民族化工基地,支援抗战,改善民生,顽强奋斗8年,直至把自己的宝贵生命奉献给了中国的化工事业,确是一位“不可忘记”的民族实业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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