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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号 | 36元开饭店;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题字;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是如何开业的?

原标题:荐号 | 36元开饭店;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题字;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是如何开业的?

我很喜欢听老店的故事,尤其是老饭店的故事,人跟食物交织在一起,听起来一定更加有滋有味,当然,也有可能是五味杂陈。

这次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中国第一家个体饭馆的故事,这家饭店从开始创办就历经波折,但还是获得了当时的教育部长的题字,甚至成为了当时大使馆的食堂,具体怎么回事,让我们跟着我们的好朋友福桃九分饱一起来看看吧~

福桃九分是我非常喜欢的公众号,她们渴望还原美食与生活的关系,致力于带给你最前沿最深度也最接地气的美食报道,《螺蛳粉之神》、《烤冷面教父》等美食故事都是她们写的,这次就先来看看她们写的悦宾饭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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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如果你想在北京“搓”一顿,比登天还难。

为数不多的几家餐厅是国营饭店,菜的样式是统一不变的,服务员板着脸,对你爱答不理。吃一顿价格不便宜,一桌子菜通常是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七八十年代,一个普通员工的月收入是20元,稍微好点的能有30多,一般人家是不会随便下馆子吃饭的,即使稍微富裕的家庭,家里没有大事也不会去吃。

80年代最高级的国营饭店,一桌子菜是一个普通人家一个月的工资,很少有人吃得起。

这种局面,被家庭妇女刘桂仙打破了。

1980年9月30日,早上,刘桂仙的丈夫、北京内燃机厂炊事员郭培基生好了炉子,然后就去上班了。

等他回家,看到家门口的情景,一下子惊呆了——王府井大街附近的翠花胡同内挤满了人,抱着孩子的,推着自行车的,路过看热闹的,里三层外三层,一直排到了五四大街。老街坊看见郭培基,上来就问:“你还上什么班?你家饭馆开张了怎么不说一声!”

老郭不敢吭声,推着自行车低着头赶紧进屋。

这一天,刘桂仙的悦宾饭馆“被迫”开张了。

说是“被迫”,是因为原本的开业日期其实是第二天国庆节。到中午的时候,刘桂仙用36块钱买了几只鸭子,打算试着做两个菜让领居们尝尝,看看手艺如何。没想到,《北京晚报》的记者正巧撞见,误以为开业,连忙去旁边的电话亭打电话口述,《北京晚报》决定给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做一个报道,都已经下厂印刷的报纸特地为它空出了版面。(这段文字参考《口述》节目中郭培基先生的自述。)

《北京晚报》上的百字报道。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家个体餐馆。

所有人都沸腾了。

三天后,美国合众社对悦宾做了报道,全世界都知道了这家胡同里的饭馆,外电的报道中,从饭馆的开张被诠释为“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

80年代,老板刘桂仙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

在短短几个月里,77个国家的记者前来采访,各国大使纷纷前来品尝(接待了七十多位),没有几个月,刘桂仙一家就成了万元户。

一晃,37年过去了。人们不再为吃饱饭而困扰,参观的选择越来越多,悦宾依旧在那里。

饱妹专门对悦宾做了一次采访,我们和刘桂仙的孙女郭华一起聊了聊那个特殊年代的悦宾餐馆和那些来悦宾吃饭的人,包括但不仅限于:其实刘桂仙还给邓颖超做过饭?那块著名的“尝尝看”究竟是谁题字的?悦宾差点就关门的秘密,悦宾的隐藏菜单……

36块钱怎么敢开饭馆?

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关于开饭馆的原因,两个老人一直说的是“过日子”。家里太穷了,五个孩子在找工作的年纪遇上了大学生返城,就业压力大,全都待业在家,五个孩子里有四个都是男孩,半大的小伙子都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家七口人,只靠两口子月收入不到100块钱来支撑,有过七个人盖两床被子的时候。

90年代的刘桂仙已经不再为吃穿发愁,过年的时候和一家人其乐融融。

穷则思变,一天夜里刘桂仙偶然听见收音机里说东北有一家夫妻自己蒸包子上街卖,心想自己烧一手好菜也可以开个小饭馆试一试。她的这种自信并不是空穴来风。郭华介绍:“刘桂仙曾经在叶帅家里当过保姆,有时候兼职烧两个小菜,康克清和邓颖超都吃过刘桂仙的菜。大家都说:外面的那些馆子真比不上咱们小刘做的这些菜,这要是在英国开个餐馆准能火。

这段故事之前的报道从未提起,这是刘桂仙的低调。这样低调的细节,在餐馆里还有很多,如果你仔细寻找,会发现墙上那幅挂了三十多年的“尝尝看”,这幅字没有题款,写字的人其实是当时的教育部长。

墙上这幅没有题款“尝尝看”,挂了三十多年。

第二天,刘桂仙步行到东城区工商局申请营业执照。

当时,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放开经济的政策,但只对修理业、手工业的个体经营活动有所放开,其他行业都没有相关政策。工商局的相关人员,对待刘桂仙的开饭馆要求,有点发怵: “你开饭馆有屋子么?”“有,我把睡觉的屋子腾出来。”“那你一家人睡在哪?”“上房睡房顶。”一屋子的人不可思议,开私人饭馆,你可真敢想。

从美术馆对面的翠花胡同走进去,就能看见悦宾饭馆。

刘桂仙软磨硬泡了一个月,终于,工商局领导实在不忍她日日等候,就对她说:“这样吧,先斩后奏,你先开业,然后发照,回家准备去吧。”那个年代的执照就是一个信封,没有印成正规的文本,只用墨笔写了一段说明,就算是成了。当时,开餐厅还有两个规定一是要餐具消毒,二是要有冰箱,在工商局老所长的帮忙下,银行终于肯贷500元给他们,买了一台雪花冰箱。

你以为终于可以开饭馆了?不,没有粮油票,也开不成!这个故事的解决方式更为传奇,郭培基在内燃机厂的食堂小有名气,有一天,来了一个陌生的炊事员,想要和他学做饭。结果,老郭说起了自己家的饭馆,因为没有粮油票而不能开业。没想到,这位炊事员,其实是《北京日报》的记者,本来是为了向老郭偷师,听了他的诉苦,就写了一篇报道,这才引起了相关单位的重视,最终解决了粮油问题。(这段文字参考《口述》节目中郭培基先生的自述。)

创办悦宾饭馆的刘桂仙和郭培基老两口。

开业当天,刘桂仙置办完所有的物件,身上只剩下36块钱,她去了朝阳菜市场,买了4只鸭子,因为当时只有买鸭子不需要票。她用这4只鸭子,做成好几种菜,香酥鸭、八宝鸭、麻辣鸭、干焅鸭……一块钱一份,很快就抢光了。她用这挣来的钱继续买鸭子回来做,来回倒腾,第一天竟挣了38块钱,这差不多是当时一个高级工人的月收入。

第二天,《北京晚报》的记者再次来做采访,写了更详细的报道。

《北京晚报》记者王达人再次对悦宾饭馆进行了报道。

大使的食堂

这小馆一开不仅是胡同里的人,外国人也来了。

77个国家的记者,各大外国大使馆的使者蜂拥而至,美国合众社的记者说:“老哥,你信不信,三天内,我让整个地球都知道你在这开饭馆了。”

现在仍有很多外国媒体对悦宾饭馆进行报道。

只能坐12个人的小屋里坐着发肤颜色各异的各国记者,来自美国和日本的三个记者没吃上,不肯走,郭培基想擀面条给他们吃,结果家里的面不够,最后只好向邻居借了点,做了几碗打卤面,才对付了过去。

那个时候,中午吃饭的队伍每天都能排到胡同口,到了晚餐,饭馆就被使馆的外国人承包了。他们不会用筷子,就自带刀叉,吃完还把刀叉送给刘桂仙。第一次来吃的时候,他们不像中国人吃饭那么热闹,安安静静、一声不吭,可把刘桂仙急坏了,她躲在门帘后头偷看餐厅的情况,直到看见所有菜都吃光,她心里的石头才落地。吃完后外国人支支吾吾比划着,摸一摸肚皮,再向她心满意足的比了个大拇指。

有一次,刘桂仙问一桌法国人吃得怎么样,他们拿了纸笔画了张小画送给她,上面画了一个人吃饭筷子都戳到了旁边人的脸上。

福桃的小美编猜测外国人当时的吃饭场景。

虽然吃得好,但是开业时的悦宾只能放下4张桌子,每天只能接待十四五个顾客。店是小的,但生意总是不缺的,从那时起吃饭就得排号,最长的,要排到60多天后才能吃到。

生意好了,刘桂仙夫妇的日子却好不了,胡同的邻居们觉得这是“搞资本主义,开私人买卖”,接待外国人也被说成是“里通外国”。有的街坊说: “你现在就是特务!”“瞧好吧,早晚有你后悔的一天,国家肯定会收拾你。”刘桂仙说:“你们别吓唬我,我不就是因为孩子多,想挣口饭吃嘛,我不怕!”嘴上是这么说的,可晚上一宿宿地睡不踏实。

80年代的餐馆有很多明令禁止的内容。

郭家的孩子们成了不被欢迎的孩子,郭培基自己上班走在胡同里时,后面也时不时有三两人指着念叨,现在资本主义复辟了,就前面走的这人,他们家开饭馆了,这个人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急先锋。

老郭好几次想,算了,还是关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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