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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社会新闻:茶房、放债与神女生涯

原标题:民国时期的社会新闻:茶房、放债与神女生涯

徐凌霄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新闻记者,与黄远生、邵飘萍并称为报界三杰,后人更熟悉的是他在《时报》撰写北京通讯时所用的笔名“彬彬”。徐凌霄出身晚清名门世家,受过中西两方面的高等教育,结识过不少清末民初的朝野政要和遗老遗少。因此,渊博的知识、敏锐的眼光、既幽默又犀利的语言为他的文章赢得不少的关注。

徐凌霄在《时报》连续发表了《火里青莲同命鸟 一缄红泪剩汍澜》和《“公仆”生活——阎王债》两篇文章,围绕一则社会新闻展开评论。茶房李某失业后,与妻子商议做起皮肉生意,以赚取做其他生意的本金。三年后赚得五百元,钱拿去放贷血本无归,两人遂陷入绝境。在简单交待新闻背景之外,徐凌霄还详细分析了茶房、放贷者的生存境况,使读者在感叹之外,了解了李某如此决定背后的动机。

以下是《火里青莲同命鸟 一缄红泪剩汍澜》和《“公仆”生活——阎王债》全文,相信读完之后您会对民国时期的专栏写作和徐凌霄的行文风格有更加直接的认识。

火里青莲同命鸟

一缄红泪剩汍澜

北平有一旧充交通部茶房之李某,因国都南移,衙门解散而失业,久之典卖将罄,无以为生。乃商于其妻贾氏,二人同意,贾氏暂受一时之苦,去操神女生涯,一俟妓院收入积有成数,即经营一种小本生意,做内外老板,以乐余年。不但贾氏不致沉沦于贱业,即李某亦再不做那“吃不饱饿不死”的茶房之类的工役了。夫妻情意本笃,在共同谅解之下,贾氏毅然自堕于平康者三年,得五百元,悉交其夫,且曰再混年余(北平谓操妓业曰混事)即退捐(妓之有捐照者为正式之营业)矣。

李故不习商,乃谋之于友王某,王谓市面萧条,经商无把握,不如放债,“印子钱”利大而效速,胡舍易而就难也。李为所动,遂以钱交王,始尚能支取利息,后则愆期缺数,终则抗不一文,且以其索之急也,号之为李闯王,益赖债不还,而王某以暴疾亡,于是本利完全无着。贾氏痛急,深责其夫,至欲自尽。李愧悔无以答,乃服鸦片火柴以死,遗书于枕畔搜得之,其词曰:

贤妻!妹子!!“我”对不起“你”呀!“你的”皮肉换来的洋钱,被“我”放了秃尾巴鹰,如同千刀万刚。(一)以后“我”养活不了“你”,“你”还卖笑养活“我”吗?!(二)就是“你”养活“我”,也无脸承受哇。(三)死了好!“你”正是年青,可以挑好客改嫁,“我”不能再害你了。贤妻!妹妹!!“你”好自为之吧(李文安绝笔)

此只一条社会新闻耳,而当时吾即感觉特深之印象,时历教月,犹憧憬于脑海不能自已者,即:

(一)热情之平民的文学,此一封绝命书,乃奇哀绝惨,至情至性,字字有分量,层层有意义,读之但觉郁郁勃勃苍苍凉凉扑面而来,不知其是烟是墨,是血是泪,只看通篇句句以“你”“我”二字对举,便自然有一种鸳鸯同命,患难相依之热烈的情绪,坚切的音节,沉挚的气韵,从纸上腾踔而出。

第一层,洋钱上加“皮肉换来的”五字,放的鹰加“秃尾巴”三字——言其无可捉摸,不能收回也。——在文学上均属极有力的emphasis Forcible(英文“加强语言令人信服”意)句话,愈滑稽愈沉痛,再加“千刀万刚”,将“对不起”之意写得力透纸背。

第二层申明“我不能养活你”,既失丈夫对于妻子之责任,而“你还养活我”句加“卖笑”于“养活我”之上,又加反问的口气,口吻意义何等深刻。

第三层转到无颜承受,而归落“死了好”,如千钧之石盘折而下,坠地有声。嘱妻改嫁而叮咛“挑好客”,一个“挑”字,一个“好”字,居然“遇人不淑”语重心长,“不能再害你”之一个“再”字,直是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何等笔力。起结以“贤妻!妹子!!”之重叠呼吁,如闻垂死哀鸣,可为凄绝,“好自为之”句,含蓄万千,卓然大雅,此等笔墨,直当于腐史求之,乃竟得于下役伧夫,从知情真则语至,所谓“文章本天成”,可使多少古文家、欧化文家一齐搁笔,视时髦男女白话情书之词费而腔多徒资肉颤者,尤不可以道里计矣。

(二)“不得已”之人生哲学。吾国之夫妻关系家庭状况旧时所谓高级之诗礼门庭,向以男子负仰事俯蓄之责任,妇以贤妻良母为准则,内外分明,一半是礼教的关系,一半亦看经济情形,试观一般下级妇女虽亦以“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为口头之信条,而以男子生产力之有限,或出而佣工于人,或助耕馈食于野,以及负贩缝穷抛头露面手足勤勤者,其分工生利之事,初不后于男子,亦非礼教信教所能束缚。

唯受宋儒名教之影响,妇人之身既为男子之所有,故妇女生计之所入,亦为男子所有。所谓“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者,正可为男子之自私、专横心理写照。其懒怠无行者,或迫妻子操贱业,仍时时榨取其辛苦钱,供自己之消耗而视若当然焉。《凤阳花鼓》一剧,即是此种夫妻关系之写真帖也。

在普通道谊之判断中,以一个男子致其妻堕入乐户,其人之品行志气已不齿于平民,莫逃于社会之裁判矣。但如李某夫妇则又当别论,以其优俪本笃,家庭相安,徒为环境所迫,生计所驱,乃以双方之同情谅解而出此下计,且有计划、有步骤,是一种不得已之手段,妇非甘心堕落,而夫亦非忍以妻为牺牲者。呜呼,花虽堕溷,本是无心,絮已沾泥,却因寡力。“填平恨海翻波少,捣作香尘灭迹难”,天下事果可以一言尽哉!“人人有个不得己”,“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李某夫妇者,略迹原心,不得谓非最有意义之人生,最圆美之夫妻,以其同心从患难中求出路大不易也。

“公仆”生活——阎王债

李某之生活及其因应环境而寻求出路改变目的所经由之途径,加以分析:

(一)已过之茶房时代(最优适之工役生活)。

(二)企想中之商铺老板(较更妥适正当之小资生活)。

彼因机关解散,生计压迫,而感觉以前工役生活之不足恃,于是有创立小资生活之计划,而所以达此目的,则借径于其妻之非人生活——妓业!其用心不得谓之不苦,所取之手段虽不高,而彼之处境亦非无可原焉。惜乎小资入手便已张皇失措,轻信人言,舍其最初之正当的经商目的,而改向不正当之盘剥生涯,以至一败涂地,愧对己妻,唯以一死卸责,亦可哀矣。吾愿于此一述北平之茶房生活与放债生活。

茶房者实即仆役之一种,以执役之衙署中者为正称,以其渊源于前代之衙门也。饭店、轮船及火车中亦因之而有茶房,实乃西人口中之boy也。(boy一字实以戏中“帐下儿郎”之儿郎,及小说中之“孩儿们”之孩儿,为正译。)茶房之职务,不外伺应、奔走、献茶诸事,但工作有定时,且所眼待者另渐门之公人众人,而非家庭之私人个人,故伊等有以“公仆”自诩者,则滑稽矣。

其月入亦较常人和仆为优,普通总在十元以上。年节赏犒,尤为大宗。如前财、交两部不论薪水高低,职位大小,每员每节须赏三元或四元,每冬初十月间,又有所谓皮袄钱者,其率与年节赏等。故实际每年有四次例赏,每科平均以职员三十人,每员四元计算,则一次为一百一十元,四次即得四百八十元,益以职员家中喜事承应之随时讨赏,年入五百番(在正式佣资以外)乃属常事。安福及交通系长部时代,冗员倍多,一茶房一年中可有千元之赏金,录事书记,虽地位薪资优于茶房,而进款反远不逮焉。此犹指平常司科厅处而言,其总次长室之茶房又数倍之,而最肥者为庶务处,以其接洽公用器具纸张杂货等,各行商户之跑衙门者例有献纳,一如昔日繁缺官厅上下其手之豪奴焉。充此役者,恒为庶务当局之私仆,为呼应联络之便利云。

故衙门茶房工作少,时间有限(以职员之入值时间为范围,一散衙门,伊等便逍遥自在矣),而佣金外款均优厚,非常人仆役所能及。但进项优裕,生活即不免因而增高。其久于职而又善为居积者,亦可以成一小康之富人,但百中不能得一,以在衙门之空气中,此辈亦有其相当之奢侈欲,重以家室之累,或不正当之嗜好,则优渥之进款,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此则在乎各人之识见定力如何矣。

以吾所见闻,旧都之各衙门茶房沦落街头作报贩或其他劳力者触目皆是,其不肯丧其衙门式之体面,不惯劳力生活而闭户索居坐以待毙者亦复不少。若李某者殆不甘坐毙而又不能劳力,故出于“苦肉计”之下策欤。

李某之放债法,北平名为“印子钱”其贷出与收回并无何等繁细手续,只凭一棵印子(即图章,银行名曰印鉴。北京之大小店铺皆有一棵,名曰“水印”,木刻粗劣,从前并印泥而无之,只凭墨涂,即可作银钱出入或担保只用)。有以抵押品者,有铺保者,有专凭中人(介绍人)者。借入方面(债务人)多系穷极无路,不惜饮鸩止渴;借出方面(债权人)亦很少阔大之资家,又无经济常识,既不知运用周转,亦无所谓细水长流,其心中所盘算,口中所争竞者,唯“如何有对本对利之收获”、“何时连本带利收清”而已。资愈小者其急利愈甚。利息无法定标准,于是五分六分七分多多益善。贷期无经济原则,于是一月、半月、十日、八日,愈快愈佳。债务人不堪压迫追索之苦,相率而名之曰阎王债,言其有催命之权威也。

但伊等受压过甚,无可旋身时,亦有其不得已之最后办法,即《秦淮河》剧中安道金之口吻,“要钱无有,要命拿去!”阎王至此亦将无知之何。又有一种“吃阎王”者,不论阎王条件如何苛刻,当时满口应承,及钱到手,以初期偿息为施报(给你几个利钱,就对的起你),以根本不还为原则,又何惧乎利息重至一钱,期间短至一秒乎。阎王遇此“吃阎王”者,遂至本利无着,妙手空空,忧急无路,一变而为枉死城中之冤魂者往往有之。

社会现象是复杂的,苦中有苦,恶中有恶,恶人吃善人,恶人又吃恶人。如李某之死,岂非世间至苦至惨之悲剧哉。然在未死之前数分钟,犹有阎王之目,观其表面,并非子虚,以其所放者,实是一种不理众口之印子钱,当其追索缠扰时,实是一副阎王面孔也。彼若不死,谁又能知其钱之所自来,谁又有工夫去问其苦肉计牺牲之凄惨的背景乎,亦直认为阎王而已。世言之一言难尽如此,非用十足透视镜不能悉其底蕴,可不慎欤。

(原载于上海《时报》,收录于中华书局出版《凌霄汉阁谈荟 曾胡谈荟》,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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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霄汉阁谈荟 曾胡谈荟》

作者:徐凌霄 徐一士 著

徐泽昱 徐禾 整理

出版时间:2018年6月

书号:9787101130799

定价:48.00元

内容简介

《凌霄汉阁谈荟》为徐凌霄在北京《京报》、上海《时报》等报上登载的《凌霄汉阁随笔》《凌霄汉阁谈荟》等专栏的结集,收录了七十一篇文章。根据不同类别,分编为六组:史料杂谈、通讯笔记、品评论辩、科举教育、杂文小品、小说戏剧,涉及近代典制、艺文、风俗、民生等多个方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参考史料。

《曾胡谈荟》为徐凌霄与徐一士兄弟二人在上海《国闻周报》上刊载的同名专栏文章结集,共三十三篇文章,记述了曾国藩、胡林翼及相关晚清政治人物的掌故、轶事,对清史研究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徐凌霄(1886—1961)原名仁锦,字云甫,斋名凌霄汉阁。顺天宛平(今北京)人。著名新闻记者、戏剧评论家。著有《古城返照记》《中国戏曲音韵学》等书。

徐一士(1890—1971)原名仁钰,字相甫,号亦佳庐主人。顺天宛平(今北京)人。徐凌霄之弟。近代文史掌故家。著有《一士类稿》《一士谈荟》《亦佳庐随笔》等书。

目 录

前言序

徐凌霄其人

徐凌霄,原名仁锦,字云甫,斋名凌霄汉阁。生于1886年9月19日。他出身于知名的仕宦家庭,祖籍江苏宜兴。因祖父徐家杰(伟侯)道光年间进京科考入宛平籍,于道光甲辰年中恩科顺天举人,丁未年会试第三名会魁,与李鸿章同科中进士,并在同一考场相识,结为终身通家之好。中式后分派山东即用知县,历任临淄、商河、任邱、阳信、益都知县,钦加知府衔同知直隶州知州。晚年退休回京,任京师金台书院山长。父亲徐致愉,同治庚午举人,庚辰大挑知县分发山东,先后任新泰、恩县、定陶、长山、蓬莱知县。举家迁鲁,定居济南。徐凌霄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正值列强觊觎、民族危机加深的年代,其伯父徐致靖(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右侍郎)、堂兄徐仁铸(湖南学政)锐意革新,因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骨干而罹罪,先判徐致靖斩立决,后改判绞监候;判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忧愤致死,年仅三十四岁。庚子乱后,徐致靖获释出狱,曾告诫子女说:“维新之失败,在于只有那么几个人活动。看来做官是救不了中国的,还是应该制造舆论,使维新思想普及全国,共同研究治国救民的实学,唤起民众,重振中华。”这些话对徐凌霄影响颇大,他最终从事新闻工作,与此有关。

徐凌霄的启蒙教育,首先来自父兄,父亲徐致愉和胞兄徐仁铎(精通掌故、骈文),对他影响最大。他十三岁初入学为生员,岁经两考,名列第一,补廪生。亲友们认为他才华横溢,可称徐仁铸第二。他先在济南考入山东客籍高等学堂,兼学中外课程,各门成绩均名列前茅,英语可以熟练运用。1910年毕业后,经过京师学部考试,授予举人出身(俗称念过洋学堂的“洋举人”)。进京师后又考入京师大学堂,毕业于土木工程专业。他在一次赴长江考察桥梁工程之时,眼见官场腐败,保守派故步衰谬,洋务派又仰人鼻息,惟洋人是从。归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投寄上海《民声报》,文中呼吁,引进泰西技术,必须培养国内人才,这些人才既要具有迫切需要的实学,又必须通达时务,才能使舶来的技术为我所用。他举土耳其为例,说明完全依靠洋人,终非自兴之路,自强求富,也只是一句空话。这篇文章颇引起时人的重视,也是他从事新闻工作的开始。

徐凌霄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首先是一个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从1910年起,他从事过三十余年的新闻工作,曾先后为上海的《时报》《申报》,北京的《中国新报》《京报》和天津的《大公报》等著名报纸撰写过通讯和评论。并担任过北京《京报》《晨报》和天津《大公报》的副刊主编。在应聘为上海《时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期间,他用“彬彬”这一笔名,为该报撰写了大量的北京通讯,以观察细致、剖析入微、才思敏捷、文笔美畅蜚声于时。特别是他身在北京,毫无顾忌地抨击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向世人警示“司马昭之心,已见于路人”。袁世凯称帝后,他更以犀利之笔,剖析他“实为违背历史潮流之举”。他与袁世凯次子袁寒云(克文)是文字交,而袁寒云反对其父称帝,经常向徐凌霄提供一些袁世凯的内幕真相。于是徐凌霄所写的报道和评论,成为《时报》的独家新闻,吸引了众多读者。袁世凯对徐十分恼怒,曾派原《中国新报》主编杨度做工作收买。杨说:“袁徐两家本是世交,不应为仇,只要你不再反袁,他愿出资保你凌老办报,并在总统府为你挂一个‘咨议’名义。”徐回答:“袁项城是一个出尔反尔的小人,怎能与他共事!我劝你也最好离开他为妙。”然而在袁世凯眼皮底下写反袁文章,亲友们都为他担心,他却安之若素。他一度和黄远生、刘少少并称为民初三大名记者。刘少少脱离报坛后,又和黄远生、邵飘萍一道,被当时的新闻界誉为“报界三杰”。

其次,他还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掌故家。他亲身经历过戊戌以来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结识过不少清末民初的朝野政要和遗老遗少,既熟悉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又十分注意相关资料的积累,对清代历史烂熟于胸。他在北京《京报》、上海《时报》等报上开辟的《凌霄汉阁随笔》《凌霄汉阁谈荟》等专栏,以及和他的胞弟徐一士合作由一士执笔在上海《国闻周报》开辟的《凌霄一士随笔》《曾胡谈荟》等专栏所写的就是这一类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成为海内外清史和近代史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资料。

再次,他还是著名的诗人和剧评家。作为诗人,他所擅长的是旧体诗词。青年时代就以诗名于时,经常在《京报》半月刊发表他和袁寒云、沈南雅、徐半梦等人的唱和之作,曾被当时人誉为“京师四大才子”。据徐凌霄子女的回忆,新中国建立初期,曾有几位爱好诗词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慕其诗名,或登门求教,或派员携诗稿请予匡正。作为剧评家,他对京剧(也涉及昆曲、梆子)的历史、流派、剧本、角色、唱腔、做派乃至剧务等细节,都有十分精湛的研究。他在上海、北京等报刊上发表的以《凌霄汉阁评剧》为栏目名称的剧评,和他在主编《国剧月刊》时所写的剧评,都脍炙人口,拥有众多的读者,并深为演艺界所推重,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他写剧评时,对成名演员艺术上要求很严,而对一些具有一定才华而不得志的演员,则又极力鼓励。民初他对余叔岩、奚啸伯都做过较有影响的评价和推介。程艳秋根据自己嗓音特点创出自己的唱腔,有些人听不惯,贬他的腔调怪气。徐凌霄进行反驳,他认为程艳秋的唱腔,别有一番风味,为之奖掖,得到观众喜爱。程艳秋创办中华戏曲学校,徐凌霄极力赞助,和程艳秋结为莫逆之交,经常在一起切磋戏曲表演艺术,来往书信更是频繁。程艳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后进讲学的文稿,都是徐凌霄着笔,徐凌霄还主编程艳秋创办的《国剧月刊》。程对他非常敬佩,晚年时对他的生活颇多照顾。1958年程艳秋辞世,徐凌霄在《戏剧报》上为文悼念,情感真挚,足见友谊之深。这篇悼文,也是徐凌霄最后的一篇作品。徐凌霄与梅兰芳也是比较亲密的朋友,梅兰芳的朋友兼秘书许姬传,是其伯父徐致靖的外孙、徐凌霄的堂甥,常有往来。许姬传曾携同梅兰芳赴校场头条徐凌霄家中拜访,胞弟徐一士也陪同在座,一起探讨京剧问题。因有这层关系,徐凌霄、徐一士先后被北京市文史馆聘为馆员,均是梅兰芳举荐的。

除了以上成就外,徐凌霄还是一个有影响的小说家,他对古代和近代小说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发表过一些文章。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利用前半生积累的掌故资料和自己的亲身经历,精心撰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古城返照记》,这部小说从1928年9月1日起,每日在上海《时报》上连载,到1931年2月才全部刊完,是一部八十余万言的鸿篇巨构,内容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到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引起的一系列纠葛写起,到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结束,时间跨度一百多年。全书以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为经、以虚实相间的人物和故事为纬,在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对北京这座古城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筑、戏剧、宗教、伦理、语言、民情、民俗等各个方面,用文学的语言,作了详细的描述。其间还穿插了不少和北京古城有关的趣味盎然的轶闻轶事和历史掌故。新闻工作者的丰富阅历,历史掌故家的渊博学识,戏曲评论家对京昆艺术及其发展源流的深刻理解,以及小说家写人叙事状物的生花妙笔,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从某种意义说来,这部小说不啻是一部全面了解清末民初北京的百科全书,是一部可以与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曾朴的《孽海花》等名篇比肩的皇皇巨著,是应该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中占一席之地的。(上述评介全文引自当代史学家方汉奇先生的《徐凌霄和他的〈古城返照记〉》一文。)这部小说在刊载中和刊载后,引起广大读者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徐一士在《与胡适之博士之一席谈》一文中披露了当时谈论的九部小说,最后谈到《古城返照记》,文中说:“胡君谈及上海《时报》所载吾兄凌霄之《古城返照记》,颇称其佳……惟以分日刊载,未能全阅。余谓将来拟出单行本也。”当时国内外广大读者纷纷致函作者询问出版时间。

徐凌霄一生发表文章以千万字计,但他淡于名利,为文深自珍秘,只在报刊发表,从不轻付剞劂,久经沧桑,多致散失。除1935年中国戏曲音乐院研究所内部出版《皮黄文学研究》一个小册子供教学用以外,只有《古城返照记》是他唯一打算出版的书。面对读者的期望,1931年4月24日,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有鉴于近时文豪作家之多不敢轻言出版问世》(载于上海《时报》),明确表态:“此书若果出版,必须经过整个审查,逐段修整之层序,而目次之编订,卷帙之装潢,尚其次焉。”但是此后出书问题杳无音信。究其原因大约是两个方面,一是报载的原文无章节目次,不符合小说出版的基本条件,整理起来工作量太大,没有时间和精力;一是徐凌霄眼见军阀混战,政局紊乱,民主共和难以实现,对政治逐渐消沉,同行的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黄远生的下场,也使他不无感触,最终放弃了原来的打算。直到2002年,北京同心出版社社长刘霆昭先生慧眼识珠,决定即使没有经济效益也要使这部深埋地下七十年的巨著问世。经徐凌霄胞侄徐泽清(徐列)把原书整理成为上下两卷五十回的章回体,由同心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却了徐凌霄和已故的知音者生前的遗愿。徐凌霄晚年应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聘请,从事整理古籍与研究工作。1954年,受聘为北京市文史馆馆员,著有《中国戏曲音韵学》,另有一部著作,他只完成一半就溘然长逝了,时在1961年1月17日,享年七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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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陆藜;编辑:思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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