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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顼的庙号为什么是“神宗”?

原标题:赵顼的庙号为什么是“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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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八年,大宋第六位皇帝赵顼崩于福宁殿,年仅38岁。帝王驾崩之后,按惯例臣子会用谥号、庙号等尊号来评价皇帝一生的品德与功绩,再交给新继承皇帝审阅。也就是所谓的盖棺定论。

谥号、庙号用字和选字来自据说是周公所作的上古谥法,用字分平谥、美谥、恶谥三种,平谥代表普通的谥号,美谥代表褒义的谥号,美谥如:“经天纬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威强睿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所以“文”、“武”一般都是褒义的谥号,各朝代之文帝、武帝都是比较有作为的帝王。恶谥也就是贬义的谥号,比如:“乱而不损曰灵”;“去礼远众曰炀”;所以各朝的灵帝、炀帝等都是被定位为祸国殃民的皇帝。

而赵顼驾崩后,当朝臣子用“神”字为庙号,那就很奇怪了,谥法中“民无能名曰神,不名一善”,可以解释为这位帝王“没什么可说,一件事情也说不上”,这不是什么好评价。可是赵顼在位期间的文攻武略,不但在宋史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整个中华帝国历史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不可能一件事情都说不上。

神宗赵顼是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帝王。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与其说是王安石变法,不如说是宋神宗变法,因为王安石熙宁之后就离开中央朝廷到地方上任职,只有神宗领导了全部的改革进程。

他通过数年的改革,增加国库收入、拓展了全国耕地面积和单位亩产、淘汰了冗兵冗官、改善了宋代中期的积贫积弱。在西南开发了荆湖、梅山等地区;在东南对时常入侵边境的交趾(越南)国发动了交趾之战,大败交趾军,迫使交趾王割地求和;在西北,他提拔底层文官王韶经略青唐吐蕃,恢复了唐代安史之乱之后丢失的河湟地区,为大宋拓地两千里;之后发动五路伐西夏战役,虽然先胜后败未尽全功,但收复了兰州、会州等重要地区。

从今天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各朝各代帝王之中称为“神宗”的仅仅只有两位,除宋神宗,另一位就是明神宗万历。万历数十年不上朝,不理朝政,当然没什么可说的,用“神”这个字也算恰当。但两位功绩完全不同的帝王都称神宗,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那么史书对赵顼是如何评价的呢?

《宋史·神宗本纪》:

“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尝与岐、嘉二王读书东宫,侍讲王陶讲论经史,辄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称贤。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厉精图治,将大有为。未几,王安石入相。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

《宋史》对神宗的评价,前半部分是从品德上:他天性孝顺友爱,仁慈,对生母高太后、名义上的祖母曹太后都非常敬重;他谦恭好学,尊敬师长;继位后,克己复礼、敬畏宰执;他体察民情、恤孤养老、生活简朴,厉行节约,从不大兴土木建宫殿、从不贪图享乐游山玩水。他励精图治,勤政爱民、总是把国事放在首位。因此,对于品德评价,他堪称是有德之君。

可后半部分从“未几”一词开始,话锋一转就是从褒到贬了。转折点就是神宗任用了王安石,进行变法,把天下搞得汹汹骚动、民不聊生,祖宗传下法令也被破坏得差不多,还不觉悟,反而废除了元老大臣。又亲信小人、所以满朝都是奸臣,朝廷不得人心,国家混乱不堪。

以上是《宋史》对神宗的评价,《宋史》一书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等人主持修撰,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史书。但这时距离神宗的时代已经过去二百多年了。

《宋史》编写的依据资料是宋朝国史的《神宗实录》。帝王的《实录》一般在帝王驾崩后由下一代帝王安排修编记载其在位期间史实,编年大事记。然而匪夷所思的是,神宗皇帝的《实录》居然在宋代被官方前前后后反复修订了三次。

第一次修订《神宗实录》于神宗驾崩之后的哲宗元佑时期,这时哲宗还年幼,由神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掌权,高太后是变法的反对者,变法派大臣已被贬出中央,由反对改革的旧党大臣执政,他们在经济制度上废止了一切新法。

本次修订的《实录》对神宗变法的思想和路线方针进行全盘的否定。当时编写《神宗实录》的是旧党中的才子陆佃(王安石的学生、陆游的祖父)与黄庭坚。但陆佃与黄庭坚在编修《神宗实录》的过程中相互口诛笔伐、争论不休。陆佃批评黄庭坚所编写的内容是基本都是对神宗及变法大臣的诽谤。而黄庭坚认为陆佃编写的内容是对许多旧党大臣赤裸裸的污蔑。本书如今已经散佚,我们无法探究其中内容。

第二次修书于哲宗的绍圣时期,这时高太后去世,改革派哲宗亲政,他将反对改革旧党大臣贬出朝堂,召回变法派大臣重新掌权,这时蔡卞(王安石的女婿)提出,《神宗实录》是元佑旧党修的,有很多记载都无依据,涉嫌污蔑神宗皇帝,要求重修《实录》。不但如此,他又从《神宗实录》中摘引了一千多条材料,以“诋毁先帝”的罪名,对参加修撰元佑年间《实录》的黄庭坚等史官们分别传讯,导致第一次修书的大臣黄庭坚被贬。当前这部书也已经失传。

第三次修改《神宗实录》于高宗时期,高宗继位来自元佑皇后——孟太后,所以推崇元佑时代旧党的政治观念,并认为北宋灭亡源自变法,所以南宋高宗年间,旧党的价值观重新抬头。第三次重修《神宗实录》,内容基本都是对变法的批判。这部书一直留传至今。后世史书包括《宋史》都以这个版本的《实录》为参考,于是史书中变法是祸国殃民之法。当年宋神宗领导的新党改革变法大臣。除了王安石,其它人都列入了《宋史》的《奸臣传》。

时光荏苒,作为帝王,千秋功过当然任人评说。后世对于神宗这段时期的评价争议极大。对于以变法图强为政治目标的的人来说,在他们的价值观里,神宗皇帝是英明勤政的帝王,这个时期政治务实,国力蒸蒸日上,对外战争也不断开疆拓地,恢复故土。如梁启超所撰《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神宗时期改革措施中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

然而,以传统儒家正统价值观中,神宗年间就是民不聊生、混乱不堪的年代。神宗改革经济体制,增加国库收入,是收刮民脂民膏、与民争利,导致国家混乱。对外开疆拓土,若打了败仗,是轻启边患、穷兵黩武;打了胜仗,拿下土地毫无价值,徒增军费,导致边境纷争,还耗费了国力。他们认为正是神宗的励精图治把北宋送上了灭国之路。如林语堂等传统派学者对熙宁变法评价就很低,他引用苏洵的观念“王安石乃国之大害”。

所以对宋神宗的评价更多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之争。

宋神宗时期对整个中华历史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由于价值观的差异,他的面目依旧蒙在层层迷雾之中。

来源 | 我们都爱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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