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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安志 |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向协调的市场经济转型

原标题:龙安志 |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向协调的市场经济转型

龙志安,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

1981年,龙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学交换生的身份第一次从美国来到中国,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师、作家,同时也是喜马拉雅共识机构创始人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国际研究员。他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

我第一次见到朱镕基本人是在1988年,当时他担任上海市市长。在朱镕基上任之前,对外商来说在上海投资无异于一场挑战,各部门间缺少沟通协调,审批和办事效率低下。

出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引进外资。他把所有部门召集起来,将其业务整合到一个地方办理,从而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朱镕基把这称作“投资一条龙”。

作为香港美国商会代表团的成员,我受邀来到上海。我们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弄清楚这条“龙”究竟如何运作。

朱镕基在一家宾馆的会客室里接待了我们。他迟到了一小会,匆忙走进会场,然后直接进入主题,谈起他推出的一站式服务如何让投资进展得更加顺利。坐在我旁边的一位香港商界领袖注意到,朱镕基一身西装笔挺,但脚上竟然穿了一双登山鞋。会议接近尾声时,朱镕基为迟到一事向在场的宾客道歉,他解释说因为刚从一个建筑工地赶来,所以才会穿登山鞋。身为上海市市长,朱镕基亲自监督每一个投资项目,实地走访每一个建筑工地,以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这次会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上海这位富有活力的新市长更是让我感到惊喜。那时,没有人能想象得到,朱镕基在上世纪90年代将成为中国从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及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出现的主要驱动力。这个看似简单的“投资一条龙”,将成为中国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的样板。

改变始于1991年2月,中国国家领导人于春节期间到访上海,他们意识到建立在完全计划经济框架下的社会主义无法满足渐进式改革开放的需要。朱镕基后来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抓工业生产。然而,生产并不是问题,不同工业部门之间无法形成合力,导致从生产、定价、运输到销售的全过程效率低下才是问题所在。

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兼任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1998年,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国务院生产办公室改组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负责协调工业投资和贸易、理清各部门权责。

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政府部门众多、职能庞杂。并且,每个部门缺乏沟通协调,导致政策难以得到很好地执行。以汽车制造为例,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计划,财政部拨款,电气工程部监督汽车工业生产,钢铁部和化工部提供零部件。汽车造好后,新车运输及办理上路许可等事宜由交通部主管,铁路部则会对铁路运输的汽车数量设定配额。这意味着交通部与铁路部的职能出现部分重叠。而商务部则决定新车如何售卖,被销往何处。至于能够销售多少辆新车?又回归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之内。如此循环,办事效率难免低下。

因此,朱镕基实际上组建了一个宏大的综合性部委,主要负责与各部门进行沟通协调。这与他之前在上海打造的一站式投资服务模式非常相似,他把该模式推广至全国性层面。五年来,新改组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协调所有的生产、商业、运输和市场政策,通过打破各部门之间的壁垒、缩小其规模,来破解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局。

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协调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下的自由市场与健康的国家长期发展规划有机结合在一起,迸发出新的活力。

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龙井茶被小心地端放在我们两人之间的茶几上,我询问朱镕基总理制定重大经济和财政政策时如何平衡利弊,以及在作出最终决策的关键时刻,他到底考虑的是什么?

朱镕基总理沉思片刻后,一如往常地给出直白的答案:“每个人都知道,经济学中存在社会心理效应。我把它称作羊群效应。”

坦白说,我原以为自己会听到一些关于经济学准则或者政策框架的理论说教。而朱镕基总理的回答非常切合实际。他让我明白了制定经济政策时心理影响的重要性。

1992年,朱镕基从上海市市长升任国务院副总理时,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管理高速增长的经济,同时控制通货膨胀。

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经验已经证明,应急性措施作为一项改革方法并不奏效。人们想要的是中国实用主义,而不是西方理论。中国需要自己的经济模型。于是,中国领导人决定逐步推进改革,朱镕基称其为“摸着石头过河”。

此后,中国开始关注高经济增长率。199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承诺,任期内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速不低于8%。此后十多年,中国经济保持了超过9%的年均增速。不过那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一些问题。

把市场概念引入中国经济,传递出这样一种信号,即一切都对商业开放。同时,它也不切实际地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大家都想要一夜致富。中国经济的突然开放刺激了通货膨胀,1993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1.7%。控制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的优先要务。

当时,朱镕基是主管生产和经济的副总理,兼任中国人民银行代理行长。这让他能够有效管控银行和财政,同时利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工具启动一系列试验,奠定融合经济的基础。

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概念真正始于1993年6月,当时朱镕基提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13条紧急措施,再加上国家计委补充的3条意见,合并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即著名的“十六条”。这些措施将社会主义计划手段与市场经济的货币和财政工具结合起来,把这种务实框架运用到中国经济转型的方方面面。并且,这些措施奏效了。

朱镕基挑战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并取得成功。华盛顿和欧洲的观察人士感到惊讶,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观察人士则感到惊喜,因为这场中国试验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发展路径。

“十六条”的成效显著。到1995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下降至15%,一年之后再度跌至6.1%,经济增速则成功维持在9.7%。1997年,通货膨胀率同比下跌0.8个百分点,经济增速为8.8%。1998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际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总理解释了其融合经济政策的成功之处,并提出“三个确保”,即确保当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这“三个确保”给予中国人民以信心,让中国下一阶段的重大改革得以向前推进。

朱镕基一边品龙井茶一边向我解释道:“如果人们怀疑你的政策,即便政策是正确的,它也难以实施,不会产生任何效果。”这是朱镕基想要说明的重点。经济理论,如果只是为了证明某个理论,将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剂毒药。

在西方,我们有太多经济理论是学者闭门造车弄出来的,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几无关联。如果人们不买账,或者无法被某个政策决定充分激发动力,隐藏在政策背后的经济理论就是无用的。

文章选自中国日报网,2018年7月26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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