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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抛出了三个教育“终极问题”,张冬青、王熙乔说了什么?

原标题:主持人抛出了三个教育“终极问题”,张冬青、王熙乔说了什么?

看点:现在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未来教育是什么样的?如何实现从现在教育到未来教育的转变?这三个问题堪称教育领域的“终极问题”,很多学者都对其进行过解读,但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在EPIC当“设计思维”遇见“未来教育”沙龙期间,在活动开始前,主持人首先向三位嘉宾抛出了这三个教育的“终极问题”,他们中有两位是创新学校的创始人:探月学院创始人&CEO王熙乔和日日新学堂创始人张冬青,一位是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讲师John Armstrong,面对三个教育的终极问题,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Q:现在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张冬青: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从价值观上来说,是反人性;从思维层面来说,是功利主义盛行。

John:美国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还是,经济收入比较好的家庭能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而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家庭只能得到基础的教育资源。资金少的学校只能给孩子教授基础性的知识,通过考试获得好的成绩;而资金资源比较充足的学校可以提供更多拓展性的项目来学习,而不是单纯学习课本知识。

王熙乔:当下的教育正在失去它的时效性,我们在努力培养下个时代并不是特别被需要的人才。教育一般承担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是实现个人意义的追寻和实现,另一个是满足社会与个人发展的需求,但是当下的教育在这两点上都失去了时效性。

Q:未来教育是什么样的?

张冬青:未来的教育应该是极其多元和多样,极其个人化的,可能有师徒式、人机式、完全自学的、也有学校式;应该是一个完全个人化的定义。

John:未来教育要减少优质学校与普通学校的差距,让更多学生可以接触到以实践为主的学习,把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际生活中,而不是让成绩驱动学习。

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讲师John Armstrong

王熙乔:未来教育应该是以人为中心,支持每个人的潜力最大化开发。

教育以人为中心具体来看可以分为三个模块,教学目标计划、教学方法和学习以及反馈和评估。比如,学生应该自己制定自己的学习目标,教育方法要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的;比如项目制学习、设计思维,这些和现实生活中的学习更相似的学习路径;通过学生收集数据证明学生达到了自己的学习目标,用这种表现性评估,让学生自己去证明自己。

Q:如何能够实现从现在教育到未来教育的转变?

张冬青:我觉得不可以缝缝补补,不可以搞两结合三结合,也不可以旧瓶装新酒,要完全另起炉灶,重新来。

王熙乔:教育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包含六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学生,第二是一线的教学者,第三是学校的管理者,第四是学校所属的当地政治生态,第五是整个国家的宏观政策,第六是社会环境。

整个宏观环境不是我们能改变的,但是从政策开始再往下的每一层都是可以有变化的,包括新的教师的能力模型,新的教师的专业发展,学校管理的新模式,比如资金如何利用、政策的变化。其实我还是蛮乐观的,这些现在都在变。

从天空到陆地、万能药、评估

在关键词问答环节,张冬青老师选择的关键词是“从天空到陆地”,对应的问题是设计思维的培养和当下现实的应试教育是否矛盾?如何解决?

张冬青:是矛盾的。我认为不能缝缝补补,而是要另起炉灶。因为只要走在应试路上,就不断被他上链,无法摆脱这种焦虑。所以我们就得按照学生发展规律,回归常识的成长的路,那最后高考怎么办呢?我倒觉得也不用怕高考。

日日新学堂创始人张冬青

我举个例子,如果最终的考试是炒鱼香肉丝。应试的方法是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练习炒鱼香肉丝。但我们会让孩子小的时候学种植,到厨房里熟悉各种厨具,用各种工具做饭,用不同的刀切菜,学习的是整个操做过程。最后,马上要高考了,孩子们临阵磨枪练一下鱼香肉丝,这是我们的思路。

John选择的关键词是“万能药”,对应的问题是设计思维是万能药吗?哪些根本教育问题是设计思维无法解决?

John:设计思维不是万能药。有一些教育问题是设计思维不能解决的,比如系统性的问题、可持续性问题。

例如,虽然标准化考试,是为了给更多的人创造机会,但是在创造系统的同时,就已经创造了不公平。而标准化考试背后是一个系统,一个生态,很难改变,可以用设计思维想到一些解决方法,但是设计思维绝对不是万能药。

王熙乔选择的关键词是“评估”,对应的问题是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如何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

王熙乔:探月学院目前在和两个国外的机构合作,我把之前总结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其中一个合作机构是SCALE(Stanford Center for Assessment, learning and Equity),是全球最早做过程、表现性评价的机构;另外一个机构是新的成绩单模型,是MTC。

SCALE更多是在课堂层面。表现性评估的核心,其实是收集学生的行为特征,同时,这背后会有一个量表。

比如创造力,那如何定义创造力?我们可能会使用5-7个层级,设计成基础量表。在每一个课堂设计之初,老师们和学生们都要一起达成一个共识,在课堂上,这5-7个层面如何对应到这些不同的行为。例如学生做一个工程类项目,表现到了什么程度,就可以认定为达到某一层级。

例如,可以认定学生可以清晰的定义一个问题,就算作创造力的第二级,还有能做横向、纵向数据搜索,用类比性思考,这些都是我们共同认可的表征。

像这些应用型的知识,是很难通过考试来测量的,考试更多的是概念型的知识。而量表就提供了测量的工具,也可以足够客观,更重要的是评估代表的是一种教学方法,而不是一个评判。

这些数据能告诉学生,他在哪个阶段,应该怎么发展;告诉老师,下节课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教学方法;而学校有一个相对客观的条件,来看到学生的成长。这就是那个复杂的能力、素养表现的量表。

探月学院创始人&CEO王熙乔

其次,在课堂上老师要与学生达成一个共识。理论上,学生应该是数据的采集者,而不是老师,学生要拿不同的证据去证明自己做到哪个层面。

根据这一模式长期的加权评估应该是一个蛮准确的评估。这就是SCALE在过去20多年,帮助美国机构做表现型评估的一个方式,我们也是和他们达成一个深度合作,是国内第一个和他们合作的结构。

另外一个是MTC推出的一种全新的学生评价体系“新模式”,其实就是把刚才的数据做了一个整合。针对一个学生,最后能看到的是能力素养的可视化,可搜索可交互。

例如,招生官点开创造力模块后,能看到这个学生在第几层级以及背后所有的证据,“新模式”并不排斥标准化考试,标准化考试也能证明学生的一部分。

“新模式”是把标准化考试和不同的人对学生的评价放在了一起,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放入数据库中集中展示,让大学有一个更低的认知成本。招生官通过这张表能快速筛选看到自己想要了解的部分。 “新模式”得到了很多美国大学、高中的呼应,因为其实每个大学要的人很不一样,哈佛更喜欢领导力、公民素养,MIT更喜欢工程思维、设计思维、创新能力。以前没有这些数据,“新模式”可以通过两三分钟的可视化数据,快速识别哪些学生更适合大学。

学生数据一定会更加多面、多元,双一流已经在建设,如果还是用统一的评估,是无法完成双一流的筛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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