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正文

研究分享 为什么要研究环境传播?

原标题:研究分享 为什么要研究环境传播?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7期。

作者:刘涛

原文标题:“传播环境”还是“环境传播”?——环境传播的学术起源与意义框架

2009年,斯蒂文·李特约翰(Stephen W.Littlejohn)和卡伦·福兹(Karen A. Foss)在其合编的《传播学理论百科全书》中收录了“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这一词条。他们认为:“环境传播是传播学科的一个分支领域,同时也是一个跨学科的元领域(mata-field)。”1972年,吉斯·斯塔姆(Keith R. Stamm)在《大众传播研究的前沿视角》中提出了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领域——“环境与传播” (environment and communication)。“环境与传播”迅速引起了传播学研究的极大关注。为了在概念意义上把握这一新兴的学术领域,先后出现了一系列具有内在关联的学术概念——环境传播、生态传播、环保传播、绿色传播、气候传播、环境信息传播、生态文明传播、环境风险传播、环境素养传播等。在这些丰富的概念形态中,“环境传播”一词最终成为学术史上沉淀下来的一个合法概念。

一、环境传播的学术起源与概念确立

20世纪60年代,环境传播研究已经起步,“环境传播”概念经过一系列学术沉淀逐渐形成,其合法化过程始终伴随着一定的意义争夺与框架确认实践。从大量标榜环境传播的已有文献来看,环境传播最初是一个范畴性的概念——大凡人类传播的类型或议题涉及到环境问题,就是环境传播。20世纪70年代,环境传播概念首次进入公众视野,经过40多年的沉淀和发展,环境传播目前已经得到了学界普遍认可,并且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学科领域。通过分析环境传播学术史上6个极具代表性的“学术事件”,我们可以勾勒出环境传播的概念内涵及其演变轨迹

1972年,克莱·舍恩菲尔德(Clay A. Schoenfeld)在《美国森林》杂志上发表了涉及环境传播的第一篇研究文献《环境传播的兴起》。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环境矛盾日益加剧,面向环境问题的传播学研究应该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舍恩菲尔德尽管使用了“环境传播”这一概念,但其界定不甚清晰,只是通过该词对“有关环境问题的大众传播研究”一个笼统的符号概括。

1973年,舍恩菲尔德主编了环境传播领域的一本奠基性著作《解释环境问题:环保传播研究与发展》,其中提出了早期环境传播的雏形概念——环保传播(conservation communications)。这实际上是基于《环境教育学刊》编撰的论文集,主要关注环境传播领域的五个话题——环境传播实务研究、内容与受众研究、媒介与方法研究、环境营销传播研究、公众行为研究。如同“环保传播”这一概念所揭示的,早期环境传播致力于开展面向环境保护的传播实践与研究。

1979年,勒妮·吉列尔雷(Renee Guillierie)和克莱·舍恩菲尔德(Clay Schoenfeld)对早期环境传播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出版了《环境传播研究与评论的文献注释(1969-1979)》一书,对环境传播进行文献梳理式的学术评述。吉列尔雷和舍恩菲尔德对环境传播给出了如下定义:“环境传播是指围绕环境、环境管理、环境议题方面的文字、语言或视觉信息,对其进行策划、生产、交流或研究的过程与实践。”这是学界最早对环境传播给出的定义。该定义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主要强调传播实践对于环境问题应对的现实意义。

1989年,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出版了《生态传播》(ecological communication)一书。卢曼在概念选择上更倾向于使用“生态传播”,并将环境传播定义为:“旨在改变社会传播结构与话语系统的任何一种有关环境议题表达的交流实践与方式。”在卢曼看来,社会是一个由符号与传播构成的意义集合体,而环境议题的建构与环境意识的激活依赖于特定的传播形式与途径。与此同时,卢曼从认知论与现象学的理论角度出发,将“环境危机”(environmental danger)界定为把握环境传播概念内涵的核心话语。环境危机是连接环境安全与社会变革的“中介话语”,而且作为一种生产性话语形态再造了环境传播的一系列关键议题。

1995年,戴维·巴克斯(David Backes)在传播学重要学术刊物《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发表了《生态社会学视角与环境传播研究》,开启了环境传播研究的理论先河。在对以往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巴克斯认为环境传播是“关于环境新闻生产、环境议题的知识与态度、以及环境-社会冲突的内在机制的一个传播学研究领域”。在人与自然的互动结构中,大众媒介扮演着何种可能的角色,以及如何发挥作用?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巴克斯提出了著名的生态社会理论(biosocial theory),从而在理论上揭示了“自然”与“社会”之间发生关系的动力机制。

2006年,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出版了环境传播领域极具影响力的著作《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考克斯将环境传播研究划分为七大领域,即环境修辞和话语研究、媒介与环境新闻研究、环境决策与公共参与研究、社会营销与环境动员研究、环境合作与冲突应对研究、风险沟通研究、流行文化与环境表征研究。在此基础上,考克斯对环境传播给出了极具国际影响力的定义:“环境传播是我们理解环境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实用性和建构性工具(pragmatic and constitutive vehicle),是我们用以建构环境问题以及呈现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环境争议的一种符号化的媒介途径(symbolic medium)。”概括来说,环境传播既是实用性的,也是建构性的,前者强调的是回应环境问题的行动方式,后者强调的是环境议题深层的符号世界与意义体系。

如果说上述学者大都尝试对环境传播给出准确而清晰的概念界定,另一些学者却转向了另一种概念认知途径。他们认为,环境传播的话语边界不断变化,关注“环境传播研究什么”比“环境传播是什么”更能澄清研究者所面临的问题,即通过绘制环境传播的知识地图来把握何为环境传播。安德鲁·皮尔森特等学者指出:“只有通过对环境传播曾经关注的焦点问题,以及目前正在关注的焦点问题进行跟踪和归纳,才能清晰地把握环境传播的真正内涵。”早在《环境传播年刊》诞生之际,主编苏珊·塞内卡(Susan L. Senecah)并没有给环境传播一个明确定义,而是将环境传播概括为一个学术范畴,即“环境与传播之间一切可能的知识话语”,并认为这套知识体系直接揭示了“人类、事件、动员、记录、大众媒介、合法性、科技信息与概念术语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知识话语的基本表征形态是概念术语,哪些术语勾勒了环境传播的知识地图?针对1041篇环境传播学术文献的实证研究发现,环境传播研究使用的重要术语依次是环境/生态、公众、环境问题、媒介、科技、政治、健康、环境危机、文化、修辞、话语、环保主义、激进主义、公共参与、环境公平。因此,如何把握这些关键术语所搭建的话语空间、互动关系与意义结构,是确立环境传播的内涵而需要不断探索的一个学术过程。

纵观上述环境传播概念,其意义处于动态的流动状态。如果说早期的环境传播强调“环境”和“传播”的简单结合,如今则强调将环境视为一种认知方式,进而抵达由环境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与生存困境。安德斯·汉森(Anders Hansen)概括了环境传播关注对象的演变过程:“最初关注的是环境作为一个问题(problems)或议题(issues)相关的信念和知识,后来进一步延伸到个体、文化和社会范畴,深刻地指向我们认识、感知、评价、解释环境的方式。”可见,从环境问题到社会语境,从议题表征到认知方式,环境传播的认知框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无疑为环境传播提供了一个超越环境问题本身的更大的认知维度和外在语境。

从“环境与传播”到“环境传播”的概念确立,离不开近30年来环境传播领域极为重要的机构实践。1991年,一个专门聚焦环境传播的全球性的学术组织——“传播与环境会议” (The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COCE)正式启动。在COCE广泛的学术影响下,全美传播学会(NCA)于1996年批准成立了环境传播研究委员会,下设环境传播分会场。这是全球三大传播学会(ICA、NCA、AEJMC)第一次从学术上对“环境传播”学科领域的确认。环境传播委员会将“环境传播”定义为“研究环境问题和传播实践之间内在关系的社会科学领域”。2004年,COCE的主要负责人苏珊·塞内卡主编出版官方学术刊物《环境传播年刊》(第一辑),此后两年分别出版了第二辑和第三辑。《环境传播年刊》从跨学科视角揭示了环境传播的研究议题和学术脉络,探索“接近影响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传播机制”,主要关注议题包括环境新闻、环境事件、环境话语、环境风险、环境思潮、环境政治、环境叙事等。2007年,在《环境传播年刊》连续出版3辑的基础上,COCE创办了全球第一本专注环境传播的学术期刊《环境传播:自然与文化学刊》,目前已经成为环境传播领域最具学术识别性、最有影响力的学术阵地。2011年,经过COCE长达20年的沉淀与积累,国际环境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Environment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IECA)在此基础上成立。IECA的成立对于环境传播的概念确立具有标志性意义,以一种近似官方的话语姿态宣告了环境传播的概念合法性。可见,从COCE到IECA,名称上从“传播与环境”转变为“环境传播”,这一微妙变化反映了环境传播的学术进化史。如果说“传播与环境”揭示的是两个学术范畴/术语之间的关系问题,那么“环境传播”拓展的是一种系统的学术领域和可能建构出来的学科体系。

环境传播作为一个合法的概念形态进入学术领域,同样离不开一系列理论探索工程。提玛·米尔斯坦(Tema Milstein)在《传播学理论百科全书》中指出:“环境传播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一个具有明显特点的研究领域,其理论基础源自传播学经典的修辞学传统。”纵观环境传播研究的学术史,克里斯蒂娜·奥兰沃克(Christine Oraveca)是一个开拓性的重要学者。她于1980年代初在《演说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上发表多篇探讨环境运动的文章,揭开了环境传播的修辞学理论面纱。20世纪初,针对是否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建造一座赫奇赫奇大坝(Hetch Hetchy Dam),当时出现了两种对抗性的环境话语——“生态保护主义”(preservationism)和“环境保育主义”(conservationism)。前者强调对国家公园的原生态保护,拒绝修建大坝,后者强调有节制地开发利用,支持修建大坝。在长达12年的合法性争夺实践中,生态保育主义成功地说服了美国人民,赫奇赫奇大坝最终挺进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奥兰沃克认为,生态保育主义的胜利是一场修辞胜利,其基本的修辞原理体现为对“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的招募和生产,并在修辞实践上将其勾连(articulation)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和进步主义话语框架内,从而将修建大坝所带来的物质利益建构美国最大的“公共利益”。奥兰沃克的研究揭开了一个巨大的环境传播思辨空间:基于环境议题的修辞表达,一定意义上影响并改变了人们的物质实践和世界秩序。

20世纪80年代以后,环境传播的理论视野进一步拓展,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话语。正是基于一系列重要的理论积累和创新,环境传播的概念合法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学术确认。这些理论主体上是基于环境议题研究而形成的传播/传播批评理论,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戴维·巴克斯(David Backes)的生态社会学理论(biosocial theory)、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的“议题关注周期理论”(the issue attention cycle)、唐纳德·阿普尔亚德(Donald Appleyard)的环境行动与认知理论(environmental action and perception)、威廉·甘姆森(William A. Gamson)和安德·烈莫迪利亚尼(Andre Modigliani)的话语包理论(discursive package)、凯文·迪卢卡(Kevin M. Deluca)的图像政治理论(image politics)……其实,上述诸多环境传播理论已经超越了环境传播学科本身,逐渐发展为其他学科普遍共享的理论形态。比如,“议题关注周期理论”认为公众在环境议题上存在一个关注周期,而这直接影响了公众对重大环境问题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方式。该理论最初是基于环境议题的理论假设,后来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那里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和发展……

总之,基于一系列重要的学术事件、机构实践和理论探索,环境传播的关注议题不断拓展,其概念内涵不断发展,目前呈现出一定的学科想象力。在学科属性认知层面上,罗伯特·考克斯立足于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和癌症生物学(cancer biology)的学科启示,将环境传播定义为“一种旨在构建良性环境系统和培育健康伦理观念的危机学科(crisis disciplines)”。考克斯对环境传播的“危机学科”定位意义重大,旨在推动一项重要的学科“靠岸”工程,即从新的学科视野下审视环境传播的内涵体系。另一些学者则更倾向于将环境传播视为一种跨学科的学科,认为环境传播还承载着超越危机学科的更大的学术使命——公民社会重建、协商民主、社会学习、协作管理、共同保护、社区功能建设、生态管理、可持续性社区……概括来说,在学科维度上编织环境传播的概念内涵与社会功能,使得环境传播不仅获得了对现实秩序进行命名和界定的修辞能力,而且以一种悄无声息的话语方式改写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结构。一方面,环境传播将一切游走于环境与传播之间的知识话语都纳入其中,以一种强大的命名体系赋予了这些知识话语一种相对稳定的学术“归宿”;另一方面,环境传播概念进一步召唤出更大的学术责任与担当,最终以知识的途径和方式重构现实世界的生态秩序。

二、环境传播还是传播环境?

“环境”与“传播”的初次“结合”,是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语境下的一场“现代性后果”。“风险”并不是现代性的发明,但“风险社会”却是一个十足的现代性概念。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环境问题为代表的各种风险议题风起云涌。风险的核心基质(matrix)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是一种典型的风险话语。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K. Galbraith)直接将风险社会命名为“不确定的时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以此强调人们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与认知困境。在所有的风险形态中,环境风险(environmental risk)是一种典型的、基础性的风险形态,在一定意义上成就了我们认识和把握风险社会的“元语言”。在公共传播、科技传播、健康传播等研究领域,绝大多数风险议题都指向环境风险。

正是在风险社会这一宏观的现代性语境下,“环境”被推向了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位置。人们开始在“传播”维度上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尝试在“传播”维度上回应弥散在整个社会的生态危机与认知困境,于是便出现了“环境传播”这一新兴的传播学研究领域。简言之,环境传播的概念使命就是尝试建立“环境”和“传播”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如何认识和把握“环境”与“传播”的“结合方式”,当前的学术话语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诠释话语,分别是“传播环境观”(communicating environment)和“环境传播观”(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概括来说,“传播环境”和“环境传播”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概念框架,前者关注环境传播的媒介实践,后者指向环境传播的意义世界。两种认知观念体现了环境传播从狭义走向广义、从“媒介”走向“沟通”、从“问题”走向“语境”、从环境议题走向环境生态、从环境表达走向环境民主、从“功能主义”走向“建构主义”的社会实践和意义实践。

(一)传播环境观

“传播环境观”聚焦环境传播的媒介实践,强调对环境问题的呈现、表达与传播行为。茱莉亚·科贝特(Julia B. Corbett)在《传播环境:我们如何创造并理解环境信息》中指出,环境传播的概念认知源于一系列环境事件和文本的表征实践,并认为这些案例勾勒出了环境传播的主要认知轮廓。科贝特认为,环境传播是“我们用以表达自然世界的一切传播方式”。人们之所以要表达自然世界,根本上是因为弥散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环境风险已经制造了空前的认知困境。如何表征和传递环境风险信息,这是环境传播最为关心的一种信息形式。因此,环境风险信息成为环境传播的主要信息形态,而大众媒介的功能就是对风险信息进行有效表征和呈现,以回应人们在环境风险面前的认知困境。

“传播环境观”视域下的环境传播,实际上被赋予了环境保护的公共使命,“环境”和“传播”最终在实用主义维度上形成“对话”。按照勒妮·吉列尔雷(Renee Guillierie)和克莱·舍费尔(Clay Schoenfeld)的观点,“为了达到环境保护与环境改善的目的,环境传播者(environmental communicator)应该采取一系列个体或群体行动,以帮助人们提高最基本的环境意识和环境义务”。正因为强调在传播维度上编织环境议题的应对方案,环境传播被赋予了浓郁的实用主义功能内涵,即环境传播的基本使命就是促进环境保护问题的有效解决。国内较早开展环境传播的学者最初直接使用“环保传播”这一概念。环保传播意为关于环境保护问题的信息传播活动,而信息内容主要包括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保知识和生态环保现象三个维度。从微观视角看,环保传播被定义为“利用大众传媒进行的具体的有关环境问题、环境事实的报道反映”。

尽管存在多种环境传播方式,但“传播环境观”特别强调大众媒介的作用,环境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新闻话语,环境传播则被直接定义为“关于环境问题的媒介化传播(mediated communication about the environment)”。戴维·巴克斯从五种理论视角提出了“传播环境观”的主体思想:第一,大众媒介建构了公众对于环境的认知“形象”;第二,人们越依赖于从大众媒介那里获知环境的信息,大众媒介就越容易影响并改变人们的环境认知;第三,人们对一个地方的认知会直接影响到这个地方的生物物理学环境(biophysical environment);第四,环境利用和管理上的社会冲突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流媒介的话语冲突状况;第五,基于媒介的环境动员行动最终能对环境秩序产生深刻影响。可见,“传播环境观”强调传播之于生态现实建构的能动作用,“传播”的目的和落点就是为了回应人们在环境问题面前的现实困惑,即承认大众媒介之于现实建构的积极意义,进而尝试在大众媒介所铺设的认知逻辑中寻求一套应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

(二)环境传播观

“环境传播观”关注一种总体性的生态秩序与社会文化生态,强调在广义的传播维度上回应人类的生存危机和认知困境。以风险语境下的环境议题为例,其学术旨趣已远远超越了简单的生态学范畴,而是与其他社会议题发生普遍联系,甚至作为一种“底层语言”成为其他议题的认知框架和意义内涵。因此,环境既构成问题对象,也构成认知语境和社会本身。比如,如果我们承认PM2.5的合法性,它便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话语,而是深刻地影响了当前世界的社会秩序、文化生态与外交政策。换言之,“环境”携带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含义,而且作为一种生产性的议题形态直接参与了总体性的现实秩序建构……换言之,“环境”铺设了一张巨大的语法系统,创设了一种我们认识并接近其他议题的“语境元语言”,即环境议题一旦与其他议题产生勾连(articulation),往往会悄无声息地改写其他议题的属性和特征。可见,“环境传播观”视域下的环境传播研究,已经不单单聚焦于环境问题本身,还包括在一个更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思考环境问题,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进而尝试以“环境”为支点来接近并把握现实世界的传播生态与意义世界。

在“环境传播观”视域下,环境被置于厚重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中,其意义系统也承受着不同话语的修辞入侵和权力塑造,最终呈现为一种经由现实建构的社会符号(social symbol)、一种通往环境民主与环境政治的空间媒介(spatial medium)、一种识别并接近社会正义的实践文本、一种公共议题表征与生成的修辞资源(rhetorical resource)、一种重构现实秩序的话语方式(discursive approach)……正因为环境被赋予了如此丰富而多元的意义系统和话语框架,所以环境传播关注的是意义,是秩序,是立足于环境议题但又超越环境认知范畴的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和话语系统。如果说“传播环境观”在媒介维度上编织环境信息传播蓝图,“环境传播观”则暗含着一种巨大的社会抱负,那就是通过“环境”来认识社会。正如安德斯·汉森所说:“如今,环境传播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关于环境议题的媒介报道研究范畴——其特点并非单单关注新闻学层面的平衡与偏见问题,而是呼吁一种更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研究图景,从而帮助人们更宏观地理解和解释环境传播实践中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功能。”在风险社会语境下,由于环境风险成为“风险社会”最基本的风险形态,在“环境”维度上来接近风险社会的逻辑、机制与趋势,这一逻辑起点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

相对于“传播环境观”单一的主体实践和文本形态,该视域下的参与主体和研究对象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而且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与特征。参与主体和研究对象的多元化,直接改写了环境传播的概念内涵。一方面,就环境传播的参与主体而言,环境传播关注的是一种超越环境议题本身的“话语空间”(discursive space),强调不同社会主体围绕环境问题而展开的一场议题建构和话语争夺实践。环境传播实践包含六种参与主体,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媒介机构,还包括公民与社区组织、环保组织、科技专家、企业及其商业公关、反环保主义组织。因此,环境传播的概念内涵,主要体现为六种社会声音所搭建的网状结构,以及六种声音之间的话语关系和传播关系;另一方面,就环境传播的研究对象而言,环境传播不仅关注媒介文本,还关注历时和共时维度上环境场域中的事件文本和话语文本。以环境运动为代表的环境事件创设了一个争议性的公共领域,运行其中的则是各种环境话语的议题表征与意义争夺实践。约翰·德莱泽克(John S. Dryzek)将环境传播话语概括为九种类型,分别是生存主义环境话语、普罗米修斯主义环境话语、行政理性主义环境话语、民主实用主义环境话语、经济理性主义环境话语、可持续环境话语、生态现代主义环境话语、绿色激进主义环境话语、绿色政治环境话语。可以说,每一种环境话语都提供了一套重构生态秩序的话语方案。通过分析不同话语之间的争夺状态,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抵达当前社会极为复杂的利益格局及其话语生态。概括来说,正因为环境传播场域中存在多种参与主体和话语观念,环境传播尝试在传播维度上接近这种复杂状态,进而把握“环境”背后的社会问题与传播生态。

二、文考察环境传播概念的三种意义框架

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环境问题作为社会与政治的核心问题逐渐涌现,‘传播’与‘环境’极为默契地走到一起。这一愈加显著的学术现象后来被一个叫做‘环境传播’的概念接管了,最终成为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极具特色的研究领域。”随后,环境传播逐渐发展成熟,成为与科学传播、健康传播、风险传播相并列的一种传播学分支领域。

尽管环境传播的概念存在诸多分歧,但它们都关注共同的研究对象——环境议题,其分歧主要体现在对环境议题框架的认知差异上。换言之,当环境议题被置于不同的意义框架和分析范式中,便出现了不同的环境传播概念。纵观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环境传播实践与研究,总体上延续了三种认知取向——环境新闻意义框架、功能主义意义框架、社会建构意义框架。在三种不同的意义框架中,环境传播的概念内涵和指涉范畴存在明显差异。

首先,在环境新闻意义框架中,环境传播主要是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研究环境议题,更多地关注环境新闻的生产与研究。20世纪70年代,环境传播体现为大众媒介的环境信息表征与传达,环境新闻(environmental journalism)占据了环境传播研究的主体位置,甚至成为环境传播的代名词。环境新闻研究逐渐形成了相对比较稳定的实践形态和研究理念,主要关注环境信息呈现、环境框架分析、环境议题设置、环境信源选择、环境文本编码、环境报道效果、环境文本形态分析、环境新闻生产机制等。诚然,这些研究并没有超越传统的媒介与传播研究框架,相应的理论话语也没有超越大众传播的经典理论资源和分析框架。在环境新闻意义范式中,环境传播的研究对象聚焦于新闻报道,并且特别强调大众媒介对环境风险话语中不确定性的专业化表达与呈现。可见,环境新闻意义框架中的环境传播,其意义内涵并没有摆脱环境新闻的传统研究范式,环境传播因此被界定为一个探究环境报道的信息特征、生产机制和传播规律的学术领域。

其次,在功能主义意义框架中,环境传播被视为一种认知途径和干预手段。罗伯特·考克斯指出,环境传播应该承载构建社会共同体、维护良性生态系统的伦理使命(ethical duty),特别是“在关乎人类社群和自然生态系统面前提高社会对环境信号的正确反应能力”。换言之,功能主义意义范式上的环境传播,更多地强调一种能够有效介入社会生活的行动方式,“从而培育公民的环保意识,以利于环境冲突的根本改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环境传播的诸多形式和途径中,媒介被推向了履行伦理使命的核心角色。总之,环境传播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取向,具体体现为在制度实践上传播专业的环境信息与知识,应对可能的环境风险与危机,促进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公共关注,推动环境决策中的公共参与和环境民主,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回应环境风险笼罩下的生存困境。

进而,由于强调传播实践的伦理使命和社会责任,环境传播往往携带着明显的“环保”价值和立场。然而,“环保”本身却是一个功利主义概念,环境记者社会组织(SEJ)主席佩里·比曼(Perry Beeman)坚决反对环境传播预设的环保立场,认为“环境记者”(environmental journalists)不能成为“环保主义记者”(environmentalist journalists),因此必须保持一种科学化的、规范性的、自反性的环境传播观念。正如比曼所说:“事实上,我们只有一个只有一种议程——专注有质量的环境报道,在气候变化、物种濒危以及其他环境政策上不携带任何机构性立场(organizational position)。”

最后,在社会建构意义框架中,环境传播关注的是环境议题建构的修辞行为与话语实践。在环境传播领域,人们不得不回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环境议题被建构为公众的关注焦点,而另一些看似同样重要或严重的环境议题却巧妙地游离于媒介议程和公众视线之外?”其实,我们之所以形成有关环境的知识、认知、判断和秩序,并不是环境本身传递的,而是修辞学意义上人为构造的结果。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追踪了三百年来“荒野”(wilderness)的意义演变轨迹,从“蛮荒之地”到“财富资源”,从“保育场所”到“诗意空间”,其意义一直处于话语争夺的漩涡之中,最终“深陷于那些个人的、符号的、历史的意义建构之中”。换言之,环境的意义是被建构,而意义往往是修辞建构的产物,环境传播因此强调在修辞维度上揭示环境传播实践的意义世界,并最终形成环境信息/知识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修辞研究离不开特定的文本形态,除了传统的环境新闻文本,环境传播的本文形态还延伸到一切流行文化文本。因此,在社会建构意义范式中,“环境传播是指以生态环境为基本话语出发点,不同社会主体围绕环境议题而展开的文本表征、话语生产与意义争夺实践。”

综上所述,不同的意义范式显示出不同的认知语境,即对“环境”与“传播”之间的结合方式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其实,环境传播不仅意味着一种传播形态,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研究领域。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环境传播的定义需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是能够相对完整地涵盖已有环境传播文献所揭示的传播实践与研究命题;第二是能够比较充分地揭示环境传播未来跨学科视角下可能触及的传播实践与研究命题。《环境传播》杂志主编艾莉森·安德森(Alison Anderson)在《环境传播反思与未来研究图景》中指出,环境传播具有不同于其他研究领域的特殊性,未来研究必将是一条跨学科之路:“环境传播创设了多学科对话的新领域,包括新闻研究、社会学、环境科学、人类地理学、心理学、政治科学、科技研究……未来研究的最大挑战就是要突破现有学科相对单一的思维方式,进而在多学科交叉与对话基础上,为不同受众提供不同的信息形态和研究发现,进而更有效地影响公共政策。”

因此,基于环境传播研究的跨学科趋势、环境传播观念的两种话语取向、环境传播认知的三种意义框架,本文对环境传播做出如下定义:环境传播是围绕环境问题所展开的信息处理、议题建构与社会互动过程。信息处理强调环境传播实践中信息的生产、表征、传递与共享行为;议题建构强调人们感知、理解、回应环境问题的话语实践;社会互动强调多学科对话所带来的整体互动,既包括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话语互动与交往实践,也包括环境信息/知识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本文为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基础性研究课题“环境传播的基本理论及典型案例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41099)的阶段性成果。

囿于篇幅,舍去注释与参考文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阅读 ()
投诉
免费获取
今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