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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业英先生又栽大跟头——五评《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

原标题:曾业英先生又栽大跟头——五评《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2期

在前四期中,笔者已分别从时空、情理、逻辑、文字和内容等四个方面论证,蔡锷绝不可能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在《社会科学辑刊》2018第2期上发表的《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一文中所说,是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总序 》的作者。本期,笔者再从《中华民国宪法史案》的编者李根源当时的处境分析,看看它究竟是否有可能为蔡锷所作。

笔者认真查考相关史料后,再一次负责任地宣布:从李根源当时的处境分析,《〈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 》绝不可能为蔡锷所作。

1913年9月,时任众议员兼两院议员会主任因被为袁世凯通缉而逃亡日本,并于11月20日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之后李根源开始编纂《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于1914年1月30日完成全稿并送东京日清印刷株式会社付印。(详见资料之一、二)

就在李根源编完《中华民国宪法史案》,写完总序并送印的前一天,即1914年1月29日(小编将此信时间标为“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实误。此书后李根源署时间地点为“民国甲寅一月二十九日自日本东京千驮谷”),李根源有《出亡日本与故乡师友书》致时在云南的赵藩、陈荣昌、熊廷权、董鸿勋、周钟岳、由云龙、顾视高诸友。在此信中,李根源说:“源自居东以来,感激世变,杜门键户,谢绝尘纷。方幸理乱是非,一无闻问。惟于索处之余,或挟策听讲,欲以稍补蚤年之失学。且欲举当世之变,求其故而不得者,试一求诸学说之中,以解吾惑,如是而已。屏迹海峤,久与世忘,即滇中亲知,除一二师友之私,曾略通慰问,此外更无一字与人往还。自谓与世无患,与人无争矣。”同时,李根源还忆述了“二次革命”时的思想倾向:“往者祸变之机,肇于宋、案借款二事。当事之起,举国震动,而南方议论,尤为激昂。深识之士,乃主诉之法律,以靖人心。源于其时,幸厕议席,亦曾往来其间,力谋所以为政治之解决者,冀弭溃裂横溢之祸。院中党中,类多知者,无庸再举也。乃见法律无灵,政治亦失其作用力,恐天下汹汹,不免于难。以个人主张,对于吾滇有所献替,皆反复于兵革之祸,不可再见,冀能起而维和平之局。其当日与蔡君松坡往来函电,不下十数件,皆可覆按。而知友中亦有与深谈其事者,亦勿庸再举也。矧今日者历劫之身,已甘枯槁,悟得丧于一指,期养晦以五年。桑海变迁,此心不转。第愿循兹以往,国有纪纲,民得自由,使民国常存,共和不死,揆之始愿,求仁得仁,则虽抉目国门,终身绝域,亦复无恨!” (详见资料之三、四)

从李根源此信中,我们不难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李根源当时并未与时在北京的蔡锷有任何联系。李根源此信中所说“屏迹海峤,久与世忘,即滇中亲知,除一二师友之私,曾略通慰问,此外更无一字与人往还”之语清清楚楚地证明,李根源此时除了“滇中亲知”“一二师友”之外,“更无一字与人往还”,当然意味着与蔡锷并无“一字”联系,也更意味着向蔡锷索序一事全属子虚乌有。

第二,对于“二次革命”,时在北京的李根源与蔡锷态度、立场相同。李根源信中所说“以个人主张,对于吾滇有所献替,皆反复于兵革之祸,不可再见,冀能起而维和平之局。其当日与蔡君松坡往来函电,不下十数件”之语证明,李根源与蔡锷在“二次革命”中不仅观点相同,而且关系还十分密切,而李根源此信的对象亦皆蔡锷的老朋友、老部下,如果此时李根源与蔡锷有联系,还有请其“蔡老前辈”为自己的著作作序之好事,难道不会借机在信中向诸故友透露?

所以,从李根源此信反映其当时的处境来看,蔡锷也绝不可能为《〈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的作者。

综合笔者以上从时空、情理、逻辑、文字和内容以及李根源当时的处境等五个方面的分析,现足可定案:铁的史实证明,曾业英先生在《社会科学辑刊》2018第2期上发表的《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一文中,根据1916年1月28日起《贵州公报》上连载的一篇题为《蔡松波先生〈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的文章,认定此文系蔡锷于“1914年1月30日”为此时“因参加反袁‘二次革命’而亡命日本的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 》一书所作之序的结论,完全是人云亦云,张冠李戴,以讹传讹,因而其结论完全不符合史实,根本就不可成立。(未完待续)

资料之一

资料之二

资料之三

资料之四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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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业英 社会科学辑刊 总序作者辨 千驮谷 赵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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